一个黄埔老军人说新疆
1942年8月29日，宋美龄乘专机抵迪化，与盛世才密谈达成协议，盛归附国民政府。宋的随从把迪化洋货店的呢子毛布席卷一空，迪化老百姓才知道陪都物资极为紧张。
1943年，国军陆续进驻南北疆。是年，我在黄埔军校成都分校18期毕业，分配到甘肃河西191师533团骑兵连当排长，驻安西。
1945年9月，庆祝抗战胜利没有几天，第42军奉命急速进疆。军长杨德亮，回族，在动员会上说，不要怕新疆多么遥远，军人要当“千里的英雄，万里的好汉”，使我记忆深刻。军令如山，我部立即骑马出发。
新疆传闻
甘肃与新疆相连，但去过新疆的不多，新疆维吾尔商人在陕甘做生意的不少，关内人们对新疆的了解大多是商人脚夫的口头传说。
我们从安西出发，一路西行。骑马一天走四五十公里，童山濯濯，戈壁凄凉，偶有泉水处才有绿树人家。
民谣：“一出嘉裕关，两眼泪不干。向前看，戈壁滩，向后看，鬼门关。出关容易进关难。”相传古代关前曾立一石碑，勒铭四个大字“出十入一”，即出关十人仅能回来一个人。行人至此，以石投碑，如击中“一”字则喜，击不中则大哭：此生难返故园。
士兵们对新疆之行顾虑重重，一是自然环境恶劣，荒漠无涯，风头如刀面如割。传说冬天拉尿要带棍子，尿一出来就结冰；拉屎要带锯子，否则站不起来。夏天热得受不了，吐鲁番的县长在水缸里办公，一个时辰要用坎儿井水换水。大风更可怕，黑风暴可以把人卷起来吹到几百里外。二是1944年秋爆发的“三区革命”得到苏联的军事支持，成立了“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国军不敌，一退再退，已经退至玛纳斯河东，离迪化仅一百多公里。此去新疆不知是否打仗，是否能“生入玉门关”。三是当兵的家乡观念很重，新疆远离桑梓，音讯不通，牵挂父母妻儿。
我们对士兵教育一是强调“军令如山”，新疆是中华民国不可分割的国土，军人守土有责。二是以张骞，班超，苏武，左宗棠等豪杰鼓舞士气，“军人当战死沙场，马革裹尸，这是最高荣耀！”三是请到过新疆的人讲新疆的真实情况，大戈壁滩，风大干旱，但地大物博，有河流就有绿洲，有绿洲就有百姓，瓜果歌舞之乡闻名遐迩，“吐鲁番的葡萄哈密的瓜，库车的羊羔皮一枝花”“早穿皮袄午穿纱，围着火炉吃西瓜”。
我和其它军官一样考虑后路：新疆戍边军旅生涯结束后，解甲归乡，过老百姓的平静生活，在兰州一个叫向阳坡的地方，买了个小院子，大小十二间土块瓦房。这里是兰州菜农晒大粪的地方，没有人愿意在这里置产业。我没有钱，图个房子便宜，将来从新疆回来有个落脚之处。房子租给了一家人。后来，我在“镇反”中蒙冤入狱，租我房子的那家人把房子据为己有，再也要不回来了。
我们第四十二军191师骑兵团1300多人马，二十天行军到达东疆重镇哈密，稍事休整即赴巴里坤。
哈密 巴里坤
哈密新疆的东大门，是古老的城市，但1933年农民暴动，马仲英率兵进疆后，几经战乱，城市残破。
哈密有著名的回王府，我去看了感觉建筑有伊斯兰风格，也有蒙满风格。清康熙征讨葛尔丹时，哈密部落头领额贝都拉把葛尔丹之子抓起来，交给康熙。康熙封其为王，“世袭罔替”，传至民国已有七代王爷。金树仁主政新疆时哈密王府总管等参与暴乱，官府对王府压制，加之王府对维吾尔老百姓奴役压迫，王府对哈密社会的影响大不如清代了。
哈密最著名的是西河坝的“左公柳”，据说是左宗棠湘军所植。当地人敬之如神。
上相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
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
此诗名《恭颂左公西行甘棠》，为清末杨昌濬所作。
左帅西进时，见沿途“赤地如剥，秃山千里，黄沙飞扬”，遂下令“凡大军经过之处，必以植树迎候。否则，无论巡抚，县令，提头来见。”士兵也种树并挂牌写上名字。传说左宗棠在肃州哈密都亲手种柳树，百年过去，柳树合抱，当地人满怀崇敬称“左公柳”。
巴里坤为蒙古语“老虎爪子”，据说是成吉思汗西征时留下的地名。在《史记》中称“蒲类海”，为西域古国。张骞曾经过这里去大月氏，联络抗击匈奴。巴里坤城南北是大山，南山近而北山远，东临大湖（当地人称海子），西望草原。水草肥美，牛马硕壮，丝路北道，商贸繁盛。
清康熙，雍正，乾隆三代与准噶尔汗国征战七十余年，终于在1755年击败葛尔丹，收复新疆。清军一直从漠北打到伊犁，万里征战，巴里坤是重要的屯兵粮草之地。成吉思汗誉为“虎爪”果然地得其名，名得其胜。满人马背民族，弓马征战，开拓疆土，万里向西，勒铭格登，令我辈军人仰慕崇敬。晚清衰败，尚能收复伊犁九城，殊为不易。
巴里坤有清军留下的好几个大粮仓，足够一团骑兵吃好几年。清朝屯垦储粮，远见卓识；启迪我辈，守边任重。
巴里坤兰州湾有汉民六七代人，这在新疆其它地方十分罕见。
路途琐记
我部出发向西，多为戈壁滩，荒无人烟。有绿洲才有人烟，而绿洲与绿洲相距很远。当地人说乞丐也要有一头瘦驴，否则从这个村子走不到下个村子就被饿死。我们不时向路过的维吾尔人问路，从这里到那里有多远距离，答复是多少“炮台”。一个“炮台”大约10华里的路程。我很奇怪这是个汉语名词啊！怎么会变成维吾尔语？一问才知道古代新疆有许多烽火台，维语称“炮台”；从这个烽火台到另一个烽火台骑马走五天，就是“五十炮台”路途，约定俗成，大家都懂。
1946年春，经过一个叫卧虎布拉克沟的地方，人马干渴，遇到一股泉水。人喝开水，马饮生水，结果一下子死了七八十匹战马，全团震惊，不知是何原因。
路途常见维吾尔人背靴走路，我们奇怪鞋子为何不穿在脚下？后来才知道新疆少数民族妇女除了回族之外，都不会做布鞋，只有穿皮靴。而皮靴价格贵，穷人买不起，冬夏赤脚。也有的人一辈子就一双皮靴，还是祖上传下来的，非常珍惜，背着靴子走路，到了巴扎人多时才穿在脚上。
沿途村落十分贫困，民房多为土块垒成，内抹草泥，外面土块裸露，低矮无窗户，天窗取光，门矮且窄，进屋弯腰。院里搭凉棚，春夏秋在院里吃饭待客。多有果园，有“先种树后盖房”之说。贫民果园虽小，果木繁盛，简陋的土块房也有桃花梨花环绕。巴依宅院很气派，砖房高大，多廊柱，雕花纹，色彩艳丽。巴依的果园令人惊叹，动辄百亩甚至千亩。桃李杏梨枣，葡萄苹果酸梅无花果阿月浑子等，百花争艳，绿枝摇曳，塞外美景，令人流连。富商巴依常在果园葡萄架下接待客人，地扫干净，泼洒清水，铺花毡，歌舞助兴，尽享美食。有祖传自酿美酒“穆萨莱斯”，可以滋补养生。
库车算是大城镇，古代著名的龟兹国所在地。清真寺门面砖砌，围墙底层有砖，上面土块。寺前多乞丐，等待做礼拜人的施舍。记得路过库车村镇时，遇到一个大巴依儿子结婚，敲手鼓，吹唢呐，跳舞唱歌，十分热闹。馕堆得像小山，经过路人不管认识与否，不论亲疏贵贱，赠送一个。
怀念杨老将军 痛恨盛世才
人心是一杆秤。对杨增新，金树仁，盛世才等“新疆王”，各族老百姓心里都有一本明白账：
老百姓提到杨增新必尊称“杨老将军”，崇敬之情，溢于言表。国军先头部队进入南疆，遇到维吾尔、回、蒙等中老年人，问“是不是杨老将军的队伍？”原来，杨执政新疆时，内地协饷已断，财政极为困难，无力养兵。南疆许多清朝留下的兵营空了一半，而许多流浪打工的贫苦老百姓，冬天难熬。杨下令各处兵营冬天收容流浪汉过冬，管住管吃，进行简单的军事操练，天暖和了，让他们出去打工挣钱。这些老百姓年轻时“吃过杨老将军的饭”，教育子孙不可忘记“杨老将军的恩德”。此时，杨老将军已经遇刺身亡15年过去了，老百姓
“滴水之恩，涌泉相报”，此情令人感动。
不仅少数民族老百姓感念杨老将军，新疆的官商士绅大多评价杨，“一是赞成共和，维护统一。国土主权未丢，苏俄入境，外蒙犯界，均以弱兵化解，难能可贵。二是认庙不认神，从袁世凯到曹段吴张等军阀混战，内地战乱未祸及新疆，保住百万生灵免于涂炭。三是主政16年新疆社会无大动乱，没有发生民族仇杀。”杨于1928年被刺身亡，一代英才陨落，思之扼腕痛惜。
杨之后的金树仁被新疆老百姓贬之“腐败无能，祸乱新疆”。金是我的河州同乡，真给甘肃人丢脸！好端端的新疆他主政第三年就大乱，而且乱得不可收拾。他在哈密“改土归流”，削弱哈密王的特权，这没有错，但是把收回的土地安置他的老家甘肃河州的灾民，引起少数民族农民强烈不满。他属下驻哈密小堡一个张姓排长，强娶维吾尔少女为妻，引发哈密农民暴动。金派兵围剿，农民军退入天山抵抗。农民暴动领袖和加尼亚孜向甘肃军阀马仲英求援，马部趁虚而入，头一年祸乱东疆，第二年围攻迪化，全疆震动。迪化军政发动“兵谏”，逼金出走，盛世才取而代之。盛取得苏联军事支持，击败马仲英，马部败退南疆。从此，新疆局面大变。马仲英所部败退南疆时灭了喀什“东突”国，和田“大伊斯兰国”，这个功劳应当承认。
老百姓传言，金一是贪财，二是吸鸦片。下属官员去请示政务，要在门外等候“金大人”过足烟瘾后接见。金“非亲不用”，官场传言“学会河州话，就把洋刀跨”，其弟金树智根本不知兵，被委任喀什警备司令，结果马仲英引发南疆变乱时，金惊恐暴病而死，局面糜乱。金树仁丢官东归后，被国民政府投入监狱，经马步芳等西北军阀说情，免于牢狱之灾，晚景凄凉。
新疆人说起盛世才无论官商士绅，还是各族老百姓，无不切齿：“杀人魔王”“狼种猪”等。且不说什么“六大政策”“亲苏亲共”后来又“背叛了”等等，就说杀人吧——历朝历代夺取政权，巩固政权，都要杀人的。战争就要杀人，但杀人总得有个理由吧。古人出兵之前要发檄文，说明打仗的理由，出师有名。
我实在不明白盛世才为什么杀这些人——
发动“兵谏”赶走金树仁，辅佐盛上台的李笑天等，盛一掌权转眼就杀；爱国文化名人杜重远来疆任教，传播文化，被杀害；著名艺术家赵丹被囚，差点被杀；党国大员号称“理藩专家”的黄慕松被软禁，几欲暗害；至于共产党创始人陈潭秋，毛泽东弟弟毛泽民等，均被残杀；甚至亲弟弟据说也被他杀了。
还有，东北义勇军进入新疆的那一批官兵，不愿做奴隶，奋起杀倭寇，面对武力强大的日寇，誓死不降，退入苏联境内，九死一生，辗转万里到新疆，准备入关参加抗战。那是三万多中华民族的“儿子娃娃”！还是盛的关东老乡！盛世才挽留他们“共同保卫新疆，建设新疆”，结果其官兵被关的关，杀的杀，遣散的遣散。
杨老将军对少数民族上层人物羁縻，安抚，视为新疆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盛却对其或杀或关或软禁，甚至土尔扈特郡王满楚克也被投入监狱，双腿残废。我部所到之处，无论汉回蒙维“老新疆”，无不切齿痛恨盛世才。和静蒙古“女郡王”亲见张治中状告盛世才，后来又去南京告“御状”，不知结果如何。
民间传说盛杀人方法是用大棒猛击脑袋，不管死活装麻袋，几十个麻袋拉到戈壁滩挖坑埋掉。新疆土话“装麻袋”就是“杀人”“死刑”，令人恐怖。还有新疆军政人员害怕“开会”，一听说“盛督办请你去开会”，无不惶恐，有不少人就是去“开会”就没有下落了。还有人说街头卖凉粉的可能是盛的特务。
新疆社会无论官民，无论哪个民族，人人自危，国军代表中央政府进入新疆，给长期生活在动乱中的新疆人带来了希望。我们进入南疆时，盛被调重庆政府当农林部长，吴忠信主政新疆。
阿克苏 赵汉奇
1946年春，我部抵达南疆重镇阿克苏。城墙战壕工事，俨然战时；卡坡上弹坑累累，硝烟方散；半年多前，这里发生激战。1944年秋，“伊宁事变”爆发，苏军迅速入境武力支持。在“民族军”装甲大炮的强劲攻势下，北疆国军节节败退，损失惨重。1945年9月，“民族军”精锐部队越过天山重隘，进攻南疆，团长赵汉奇绝地死战，守住了阿克苏，保住了南疆。
身临此地，深为震撼。赵汉奇引起我强烈兴趣——
赵汉奇，1913年11月出生在内蒙呼和浩特市郊区腾家营子村一个商人家庭，原籍为山西宁武人。父亲赵有为在迪化开饭馆，两三年才回一次家。缺少父亲管教，赵汉奇从小就顽皮、淘气。1924年，赵汉奇11岁时，母亲带着两个妹妹跟着骆驼队，一路跋涉，历经艰辛走到新疆。赵汉奇在迪化读完小学后，被父母送到南疆焉耆县城的一家商店学徒。
1930年赵汉奇参加了电报报务员的培训班。学习结束后被分配到北疆精河县政府当报务员，兼县长的文书，被人戏称为“17岁的小师爷”。赵汉奇经常被县长派到基层查询案件、抓强盗、打土匪。赵汉奇从中历练，学会了蒙哈维等少数民族的语言。1932年任哈密第三路剿匪指挥部少尉秘书，1935年被调回迪化，在省政府卫士队担任班长，主要任务是警卫盛世才的家眷。1938年被调到航空队当少校股长，10月考入新疆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官学校九分校）第四期骑兵科学习。
新疆迪化分校（第九分校）于1942年成立，由宋希濂兼任军校主任。该分校从1942年到1947年期间共毕业学员950人。虽然第九分校由于地处边远，以及受到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在规模上和知名度上不如其它几所分校。但是第九分校以优良的军政素质和“亲爱精诚”的黄浦精神，成为了抗战时期维护新疆稳定和民族团结的重要力量。
赵汉奇1941年军官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焉耆骑兵第十团任少校参谋长，1945年任该团中校团长兼阿克苏、乌什、温宿指挥官。
1945年9月7日，阿克苏被“民族军”精锐部队3000余人包围。9月8日，“民族军”用迫击炮进行了一整天的猛烈炮击，制做了50个长梯，用于攻城。炮击同时，对阿克苏城外围各据点发动猛攻，其以一部兵力从阿克苏城东北的卡坡进攻，另一部兵力向城东南攻击。战至当日晚，卡坡据点失守，“民族军”随即兵分多路向阿克苏城垣发起进攻。“民族军”从西面攻城的部队攻至城墙脚下，架起长梯攻城。驻守在南城墙的守军部分士兵面对强敌猛烈攻势，发生慌乱，有人逃离城墙防御阵地，部分“民族军”士兵架梯攀爬，攻上城墙，阵地岌岌可危。
赵汉奇团长命令副团长房庆安率预备队实施逆袭，并将逃离守备阵地的守军排长押至阵前，用铡刀处决，以正军法。守军官兵拼死激战，将攻上城墙守备阵地的“民族军”击退。
阿克苏之战持续一个多月，双方伤亡惨重。天气渐冷，天山将进入冰雪封山期，“民族军”后援不济，遂退回伊犁。
阿克苏城围被解后第六天，1945年10月，三区代表与国民党政府在迪化展开和平谈判。
南疆只有边陲蒲犁（塔什库尔干）、莎车、叶城一带还有小股“民族军”活动。赵汉奇部于1945年冬移师镇守莎车。一九四六年，新疆和谈签字成立联合政府，蒲犁民族军退入苏联。南疆战乱，暂时平静。
南疆汉人
南疆战乱后的破败，各族老百姓的贫苦，交通之艰难，环境之恶劣，令人震惊，同情，沉重。
杨老将军说，新疆乱世是绝地，治世是桃源。谁的“绝地”？汉人！阿古伯入寇，发动“圣战”，满汉军民被屠戮无数。1933年新疆大乱，马仲英部从哈密，迪化一直败退到和田，战乱祸及南北疆。暴民蜂起，民族仇杀。巴楚县长邓瓒先全家遇难。县长命运尚且如此，汉族老百姓就更加悲惨了。我从哈密到喀什，一路没有见到一户三代不绝在南疆生活的汉人。汉人多在军政商界而且集中在各地的汉城。南疆七城自清以来都建有汉，回两城。有的还是砖包城墙。汉城被称为“新城”，回城被称为“老城”。出了汉城，难见汉人。
有次我到疏附（喀什）巴扎买东西，维吾尔老乡见了穿军服的“汉族军官”立即围过来打招呼，帮着买东西。有个面色黑黄的老乡，长得像个汉人，挤进人推拉着我说“芒斯拉尔(请走）”。我会一点日常维语，问他家在哪儿？他说在“浩罕”庄。他家周围是又高又密的白杨树，进了他家里屋吃了一惊：墙上一个神龛供奉着祖宗牌位，上面写着汉字，年代久远，勉强看清楚了。他用很不流利的汉话加上手势，让我听明白了：他爷爷是湘军刘锦棠的部下士兵，打败阿古伯之后留在喀什。娶了当地女子，三代后成了维吾尔人。他的孩子一句汉话也不懂，但知道过大年祭拜祖宗牌位。他说爷爷那一辈在这里有好几百，现在他知道的约百人，互相还有来往。
疏勒是汉人聚集区，城墙夯土完整，布有战壕工事，砖已拆除。有42师师部和联勤总部等机关，有跟着左大帅“赶大营”的天津“杨柳青”商号，还有一家很有名的照相馆，老板是白俄后人。在伽师，英吉沙，莎车等，回族饭馆多。我们常去吃饭。
清末南疆多县建有“方神庙”，喀什，疏勒建有“刘公祠”（刘锦棠），大多毁于战乱。疏勒县的“方神庙”保存比较完好。
1826年，张格尔率数千浩罕军人进犯喀什，气焰嚣张。伊犁将军兼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庆祥坚守徕宁城，“及至接仗，被官兵凭城打退，杀死八百余人，带伤者不计其数。”
张格尔凶焰受挫，想出一毒计：水淹徕宁城。他驱兵在克孜河高岸处筑拦河坝，河水迅速涨高，迫近徕宁城。一旦城墙垮口，万余生灵将成鱼鳖。
危急关头，一位年轻的清军士兵潜入水中，大坝被掘开洞口，大水溃堤而落。徕宁城得救了！他叫黄定湘，1801年阴历五月初六出生于湖南长沙县堤屋场贫苦农民家中。21岁那年，他哥哥与屈姓人家争水，失手伤了人命。定湘挺身而出为兄顶罪自首。官府念其“孝悌”之义，降等减刑，“流刑安置远方，终身不返”。他被发配到甘肃充军。五年后换防到喀什，几个月后就投入抵抗外敌的恶战。以身殉国时仅26岁。
1826年9月，徕宁城被侵略军用地道炸垮城墙。庆祥拒降自刎。城被焚毁。第二年春，清大军收复喀什。张格尔败逃至喀尔铁盖山被擒，解送北京，受到严惩。后人重建徕宁城。
黄定湘义无反顾勇退恶水的事迹传遍天山南北。官员嘉其忠义勇敢，视为军魂武圣；满汉百姓传说是神龙下凡，拯救生灵，解厄祛难。各县纷纷建“方神庙”，以求神灵保一方平安。《拜城县志》载“南路（即天山以南）各城汉、回，争奉香火。”“慷慨赴义者有如是者乎？生而正直，殁乃神明。凡民间疾病、急难、水火、虫荒，祷之者辄奇应。庙祀遍新疆，名曰‘方神’”。
时至清末，南疆官吏每月初一十五进香方神庙，为民祈福，长治久安。公元1898年，距黄定湘殉国已七十二个年头，新疆的官员竟联名上奏朝廷，请准将民间的方神祠祭例为国家祀典。
我去过疏勒城里“方神庙”，在一个大涝坝旁边。建筑完整，香火已断。“刘公祠”已残破。喀什“徕宁城”城墙保存完整，城门尚在。新中国成立后，城市扩建，大部城墙被拆掉了。
维吾尔人
南疆喀什，和田，莎车，阿克苏等，是维吾尔人聚集区。新疆的县治是以河流划分的，一条大河流出山后，几个支流就划分几个县，或者一条大河上游，下游划分两个县。叶尔羌河流域就有莎车，叶城，麦盖提，巴楚等县。盖孜河流域有疏附，疏勒，岳普湖等县。河流之间相距很远，或沙漠，或胡杨林，或沼泽荒滩。这种地理环境对维吾尔人影响很大：他们的地域意识，绿洲意识和家乡感情很强烈。
我们军队虽然上级有命令不得干预地方政府事务，我们与地方官员很少打交道，但在日常生活和军务中，不可能不与维吾尔人打交道。我接触的维吾尔巴依，商人，教员等不少，更多接触了广大的“迪罕”（农民）。我问你是哪个民族，答“喀什人”“和田人”“巴楚人”等，强调地域，没有多么强烈的民族意识。当时，“三区革命”与新疆省政府达成协议组成联合政府。但军队改编没达成协议，北疆玛纳斯河以西仍然是“民族军”控制区。苏俄经常派人秘密潜入南疆，散发传单提出“打到国民党，赶走汉族人，东突厥斯坦万岁”。我曾经多次问当地人“你们是突厥人吗？”回答者往往一脸愠怒“谁说我们是突厥人？我们是维吾尔！”“我们不知道东突厥斯坦是干什么的！”房东甚至提醒我“以后再别问这个问题”。
维吾尔老百姓对我们很友好。1946年我妻子从兰州到新疆，我在伽师县夏普桃镇租了一个巴依的小院子。巴依叫约克达木，我叫他“约克巴依”。我一年中有半年在苏洪卡值勤，回一次伽师骑马走两天。妻子生活常常由巴依的女眷照顾，帮助买肉买菜，洗衣做饭等。洗衣服用羊油造的“胰子”，洗头用桃杏树上的胶。主食是馕，拉面，“曲曲儿”（馄饨），汤饭等，副食为牛羊肉，鸡，鱼，鸽子等，蔬菜很少，生活基本维吾尔化了。1948年儿子出生后，请了一位维吾尔中年妇女照顾。她是约克巴依的亲戚，十分干净，勤快，诚实，善良，与我妻子情同一家。可惜我没有记住她的名字。1949年初，我连调防英吉沙，在约克巴依家住了三年多，感情融洽，毫无隔阂。周围维吾尔邻居对我们也很友善，常常抢着抱我的胖儿子。
我接触的维吾尔上层人士比较复杂，大多数赞成“五族共和”，对苏俄持怀疑，排斥态度，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盛世才独裁统治背后是苏俄支持，“六大政策”核心是亲苏联共。还有原因是苏俄镇压地主富农，肃反，不断有白俄，地主等逃到新疆，引起新疆巴依富商的恐惧。只有极个别教员宣传“东突”理论，煽动闹事。但大家都知道其背后又是苏俄支持，没有多少号召力。
民国以来，多年战乱，新疆各族老百姓盼望安定，盼望踏踏实实种庄稼，牧牛羊，过日子。谁也不愿意在“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反”的恐怖中活着。
维吾尔人重情义，礼貌周全，特别珍惜粮食；他们喜欢歌舞，喜欢热闹，信仰宗教，乐天知命。只要没有苏俄“东突”煽动，没有欺骗谣言，只要以心换心，待之以诚，我觉得他们很好相处。
我在南疆看到维吾尔知识分子穿西装领带，一身笔挺，头戴花帽，很有风度。上层女性夏天穿“布拉吉”，西装裙，比内地时髦。也有带面纱的，多为老年。
起义前后
我是国军下层军官，对新疆起义上层决策情况知道不多，许多事情是通过骑兵团长戴效戎知道的。戴团长夫人与我妻子同为兰州女子师范校友，又是甘肃同乡。“西出阳关无故人”，她俩结拜为姊妹。不少消息是通过“夫人”得来的，权当野史稗闻。
我们对国民党的失望是从抗战胜利开始的。我亲眼看到“新疆王”盛世才“劫收逆产”，据为私有，大发国难财。军队各级“吃空饷”，克扣军饷；有的军长师长在内地大城市有房产，别墅，有私家车，有私人厨师。而士兵常常欠饷，生活艰苦。
我进疆到哈密时发生一件事：1945年8月底，迪化发行“中央银行新疆流通劵”。当天上午有人发现其背后维文“中国突厥斯坦流通劵”，省府立即下令停止收回。我在哈密看到这种纸币，纸质很好，司机用来擦汽车的白金片。堂堂民国中央政府连个货币设计都把不住关，谈何治国！况且，据说这个货币的维文是麦斯武德翻译的，麦居然被委任新疆省主席！
内战爆发后，我们这些下级军官酒后交谈，对国民党非常失望：三民主义蒋委员长只实现了一条——民族主义，全民抗战，在美苏英支持下打败了日寇。民权没有实现，和谈破裂，国父主张的协商政治没有实行，人民的民主权利没有兑现。民生就更不要说了，军阀混战，抗战八年，军民死伤惨重，民不聊生。新疆自阿古伯入寇，同治回乱，沙俄入侵，中华民族元气大伤。民国以来，南北疆动乱，马仲英祸乱新疆，民族仇杀，百姓苦难到了极处！眼前，“民族军”隔玛纳斯河与国军对峙，不能再打了！陶总司令说，一旦枪响，必至地方糜烂，不可收拾！真是金石良言。
1948年内地“三大战役”解放军大获全胜，国军精锐丧失。我们已经明白新疆只有走和平解放之路，杨老将军说得好“认庙不认神”，“庙”就是中国，中华民族。军人守土有责，新疆不被分裂是不可动摇的底线。
新中国建立后，国民党新疆起义部队被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二兵团。“文革”中“造反派”说“九二五起义”是“假起义，真潜伏，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东山再起”等，这完全是颠倒历史，不懂军事政治常识。
我可以摸着良心说，国民党新疆军人与共产党没有仇恨，除了马呈祥的骑一师杀过红军西路军之外，我们部队与共产党没有打过仗，没有死过人。黄埔军校三年，我们没有接受反共教育，只知道共产党受苏俄支持，而苏俄与日寇是世仇，支持中国国民政府抗日。我们称八路军为“友军”，对八路军坚持敌后抗战心存敬意。坦白说，我们与苏俄支持的“东突”有仇，曾经血战，死伤惨重。1949年，新疆的局面是：我们被夹在两支强大军队之间，东有胜利之师解放军；西有装备精良的“民族军”。与谁开战都是死路，投向谁才是活路？陶总司令为我们选择了一条光明之路——和平起义，拥护共产党！祖宗留下的国土我们寸土没丢交给了新中国。
今天，有关新疆起义的回忆很多，历史已经很清楚了。我想补充一点从戴团长那里听来的传闻——
有人出主意，与“民族军”联合，效仿盛世才在哈密设“红八团”，阻止共军进疆，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扭转中国局面。陶总答，你看看西面那些人，黄头发，蓝眼睛，再看看东面的人，和我们一样黑头发，黑眼睛，黄皮肤。我们怎么能投向异族而抗拒自己的同胞呢！什么“第三次世界大战”痴人说梦！
有人顾虑起义后共产党会不会“秋后算账”，陶总说你们谁与共产党打过仗？七十八师，四十二师都没有。我与红军打过仗，五次围剿红军，我参加过三次。我不怕共产党“秋后算账”，你们有什么理由怕？告诉大家，共产党是很讲道理，讲政策的。我起义以后对共产党只提一个要求：交出部队，解甲归田，当个自食其力的农民。
“九二五起义”宣布后，陶总立即乘车即赴酒泉，面见彭总，王震将军，要求解放军快速进疆。有人认为当时局面失控，哈密，轮台相继发生部队士兵叛乱。这是一个原因，但还有一个原因：据传“民族军”曾经宣布“一个星期就可以攻占迪化”；和田也有消息，1933年曾经成立的“大伊斯兰国”将死灰复燃。只有解放军迅速进疆才能确保新疆不乱。陶总电传与彭总商定的起义政策，“既往不咎，待遇不变，量才录用，留去自由”。我部起义官兵人心安定，拥护陶总决策，拥护共产党。
有人说，陶总放走了叶诚，马呈祥，罗恕人，“是给自己留后路”。这是无稽之谈，可以说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叶诚的七十八师是胡宗南的嫡系，马呈祥的骑一师是马步芳的部队，罗是军统高层，在战与和这样的生死关头，陶总左右不了这两支主力部队。最后以黄金换其交出兵权，离开新疆出走，“不战而屈人之兵”，保证新疆和平解放。这个历史功绩怎么评价都不过分。陶总在酒泉面见王震，说其叶马罗还在南疆路途，尚未进昆仑山。王震立即表态，如果南疆走不通可以转回走内地，去香港。共产党可以放他们一条路。
新中国成立后，陶总任二十二兵团司令员，1954年任新疆兵团司令员。今天，新疆兵团最大最好的垦区——石河子垦区就是二十二兵团开发建设的。“守土有责，建设有功”是对新疆十万起义官兵的最中肯的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