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法 方得心安
工作后接触的第一个案子，是一起离婚案。因为男女双方都没达到法定婚龄，所以案由其实是解除非法同居关系。男方和女方都不到20岁，不到两岁的孩子，在母亲的怀抱里，不时地咬着手指，咿呀学语。
处理这起案件的是老庭长，我是他的书记员。双方当事人都坚定地要分开，同样坚定地想要孩子。那时开庭条件简陋，就在办公室里进行，要做一个人的工作时，就得让另一个人先出去。然而，任老庭长怎么苦口婆心，两个人都不改变心意。
开庭时，书记员是没有发言权的。休息的时候，那男子就站在我办公室门口不远的走廊里，眼睛看着窗外。我忍不住走过去说：“你为什么这么固执呢？你确定你能养好孩子吗？你难道什么也不干了要待在家里照顾她……”他默默地转向我，低声说了一句：“我没有钱，我拿不起抚养费。”这话令我相当惊讶，那个时候的农村，抚养费一个月不过几十元而已。
我返回办公室，对庭长讲了刚才的事，他没有说什么，我却和另一个与我同样年轻的女同事激动起来，说把孩子判给女的吧，抚养费我俩拿！老庭长微微笑了，用解不透的目光看着我们。
那个案子最终顺利解决了，孩子跟了母亲，抚养费自然也没用我们拿。很多年后的一天，我在路边等车，一辆货车在我身边停下，司机跳下车喊我姐姐，他先自我介绍，我也认出了他。他就是那个男性当事人，他说他过得还不错，孩子跟着母亲也成长得很好。离开时他爬上车，引擎已经发动了，又摇下车窗对我说：“姐，谢谢你！”
那时，我们和当事人之间，似乎是没有距离的。我们常常田间地头办案，有时候为了一份笔录，车停在进不去的路口，我们就徒步进村走到当事人家里。当事人家的门并不总是开着的，那也不要紧，邻居会告诉我们他们去了哪里。说来难以想象，我们居然漫山遍野地能找到当事人干活的地方，他们也就放下锄头，蹲在地头，我们一问一答，然后当事人在笔录上签上名，按上红红的指印。
那时，我们似乎又是高高在上的。无论走在路上，坐在公共汽车上，或者，在调查案子的小商品市场，我常常能感觉到周围的目光，带着羡慕和敬意，也常常听到有人小声地议论：法院的啊，好帅！我知道，他们评价的是我的制服，他们致敬的是天平和国徽。对于法院人来说，那是怎样的一段黄金岁月啊。
我小的时候，爷爷海晏是干公安的，腰上佩着枪，身边跟着两个助手，爷爷在当地威望很高。
我上大学的时候，食堂里新来了两个师傅，是我老家那里的人。我报到后的第二天去食堂吃饭，他们很热情地跟我打招呼，生活上一直给予特别关照。他们不知从哪里听说我是海晏的孙女，把对一个早已退休的老公安的敬意，一股脑儿地加在了他的孙女身上。那一种敬畏，是对法律人的、更是对法律的。
爷爷的枪我没被允许动过，也从没听到过枪声。
在法院工作这么多年，我听到的第一声枪响，是从网络上传来的，遥远，却不啻一声炸雷，它夺去了一位优秀女法官马彩云的生命。
作为一名法院人，我现在想的是，我们是否太缺乏交流？法院，百姓对它了解多少呢？那些在百姓看来高高在上、掌握着胜败大权的法官，除了偶尔看到的威严的那一刻外，她一年要经办多少案件，经受多少辛苦，承担多大压力，普通人又怎么能想象得到呢？判决是严肃的甚至是严厉的，它代表法律的尊严，以冷硬的面孔出现。但法官的温情和良心，透过法律是可以触摸得到的。
对百姓来说，有法，方得心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