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历史我知道之四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西域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处于分裂割据状态，但中原各政权仍对西域实施着有效的管辖，西域诸国依然向中原王朝纳贡、称臣，保持着传统的臣属关系。在经济上，中原战乱中的大量流民将中原的农耕技术带入西域，客观上促进了西域经济的发展。文化上，由于西域处于几大文明的交汇之处，加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动乱致使大量人口西迁，使得各种不同文化在西域交汇。
一、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诸政权对西域的管辖
220年十一月，曹丕称帝，建立曹魏政权，随后，魏、蜀、吴三国并立的局面形成。221年，曹魏政权任命张恭为西域戊己校尉，驻扎于高昌，管理西域事务。此后，西域的焉耆王、于阗王均派使节朝贡曹丕，归附曹魏政权。曹魏政权不仅设戊己校尉作为其在西域的军政代表，而且又派出西域长史，驻在海头城（罗布泊西部偏北），统辖和保护西域各政权。同时还置有西域校尉和宜禾都尉等职官分驻各地。西域长史属下有一套严密的组织机构，分管军民政务，保证了曹魏与西域各政权之间的密切联系。
265年，司马炎取代曹魏称帝，建立了西晋，西域该属晋朝管辖。西晋王朝完全承袭了曹魏在西域的一套管理制度和统治方法，继续向西域派出西域长史和戊己校尉。西域各政权则纷纷向西晋朝贡，表示归附。这不仅在《晋书》中有记载，而且也为在尼雅和楼兰遗址中出土的晋代文书所证明。车师后部、鄯善、焉耆、龟兹、疏勒等政权的首领都接受了西晋的封号。西域各政权的统治者还派遣侍子，到西晋都城，以示服从，史称“无岁不奉朝贡，略如汉氏故事”。
316年，西晋灭亡，中国北方各地割据政权相互争战，长期陷于分裂。在二百多年的混战局面中，由不同民族建立的前秦、前凉、后凉、西凉等政权，都极力加强对西域地区的统辖权。前凉是西北地区最早出现的一个割据政权，它在西晋末年建立，但仍打着晋朝的旗号，统辖西域，派出西域都护或长史、戊己校尉和伊吾都尉。327年，前凉平定了反叛的西域戊己校尉赵贞之后，在车师前部（吐鲁番）设高昌郡。下辖高昌县、田地县、横截县和高宁县。345年，张骏又将高昌郡、敦煌郡、晋昌郡、西域都护营、戊己校尉营、玉门大护军营合并为沙洲，负责西域屯田和统辖各地事务。从吐鲁番出土的北凉时代的文书中，可以推测出前凉时期在高昌推行郡县制的基本情况。前凉在高昌设立郡、县、乡、里等组织机构，完全与中原郡县制度一致，这对于加强新疆与中原之间政治、经济、文化联系发挥重要的作用。
376年，前秦消灭前凉，统一了中国的北方。前秦王苻坚任命杨翰为高昌郡太守，梁熙为凉州刺史，治理西域。386年，前秦苻坚的部将吕光建立后凉政权，焉耆国王龙熙首先遣子入侍。393年，吕光委任自己的儿子吕覆为都督玉门以西诸军事、西域大都护，“镇高昌”，即驻守高昌。其后的西凉、北凉都曾在高昌设郡县以管理。北魏政权建立后，也统治了西域，并任命韩拔为持节征西将军、领护西戎校尉、鄯善王，在鄯善设置军镇，之后又在焉耆也设置军镇进行统辖。北魏在西域的统辖，以军镇制度为主，后来北魏孝文帝拓跋宏任命南安王元桢为西域校尉，进一步加强对西域的治理。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同西域的经济往来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长期动荡战乱。柔然与鲜卑子啊西域争夺加剧，厭哒、悦般、高车、吐谷浑、突厥的势力相继进入西域，西域局势也处于动乱之中，给当地的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造成了很大影响。但是，各民族百姓进入西域，也带来各自不同的生产技术和经验，使西域农业生产有所发展。
罗布泊西海头城遗址出土的一枚晋朝木简，记载了晋朝赠送给西域某国国王一批耕牛和铁犁的情况，反映了在中原影响之下，西域地区开始普遍使用牛耕。今拜城的克孜尔千佛洞第175窟的西晋时期壁画中，至今还遗留有二牛抬杠的耕作画面。当时的西域诸国不但由中原输入农具，而且能够自己采矿炼铁，生产大量农具供应当地使用，甚至还出售给魏晋屯田将士。在罗布泊周围地区发现的简牍中，就有魏晋屯田士兵使用当地生产的“胡锸”“胡铁小锸”的记载。
水稻原产于江淮和蜀中，魏晋南北朝时，稻种及种稻技术开始传入西域。据《魏书·西域传》记载，当时高昌、焉耆、龟兹、于阗、疏勒等地都种植稻谷。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域种桑养蚕、缫丝织锦的技艺普遍提高。丝织品的品种主要有绢、帛、练、绫、罗、绮、袍等，其中高昌锦、龟兹棉和疏勒棉在当时最为有名。这一时期天山以南诸地普遍种植棉花。高昌人把棉花叫作“白氍子”，有的地方叫作“吉贝”或“古贝”。塔里木和吐鲁番盆地的园艺业也有了进一步发展。葡萄种植面积扩大、产量提高，促进了酿酒业发展。天山南部各地生产的葡萄酒和高昌人的“冻酒”，是当时的名产。
中亚善于经商的粟特人，看到西方人特别喜爱中国的丝绸，中国人也特别喜爱西方的珍宝和香料，便不惜背井离乡来到中国。他们寄居在龟兹、高昌，进而到敦煌、酒泉和武威，然后分赴长安、洛阳、黎阳（今河南浚县）、蜀中（今四川成都平原）、建康（今南京市）等地经商。他们跋山涉水，穿越戈壁沙漠，将中原的丝绸运至西域，再经安息，远销罗马和希腊；将罗马等国的珍珠、玛瑙、水晶、琉璃河香料经安息、西域运至中原，丰富了东西方人民的物质生活。
除此而外，在两晋南北朝时期，龟兹地区还出现了本地铸造的汉龟二体钱，它一面铸有龟兹文，另一面则铸有汉文“五铢”字样。这种钱币的形制和铸造工艺与中原铸币也不无关系。
三、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同西域的文化交流
魏晋南北朝时期，麴氏高昌王朝深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在高昌城宫室内，画有“鲁公问政于孔子像”。高昌还仿效中原兴办学校，其教材有《毛诗》《论语》《孝经》等。学生们虽习用汉字，但却说当地民族语言。1959年以来，从吐鲁番阿斯塔纳古墓和哈拉和卓古墓区发现的《论语郑氏注》《孝经》《典言》《急就章》《千字文？等残卷，都证明了中原文化同西域各民族文化联系紧密，以及西域少数民族积极学习和借鉴中原文化的情况。这一时期，西域地区流行的龟兹乐、疏勒乐、于阗乐、高昌乐等对中原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前秦的苻坚派大将吕光远征西域，将龟兹乐带回了凉州（今甘肃武威），在此基础上演变为“秦汉伎”。北魏消灭北凉后得到此乐，将其演变为“西凉乐”。此乐在西魏和北周时又被称为“国伎”。北齐皇帝高洋喜欢龟兹乐，乐师曹妙达用龟兹琵琶为其演奏时，他“常自击胡鼓和之”。北周武帝时，龟兹著名乐师苏袛婆到达中原，他精通龟兹乐七调，令龟兹乐在中原风靡一时。
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域佛教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进入了鼎盛阶段。当时各个绿洲地区佛寺林立，僧侣成群，宗教活动规模宏大，形成了于阗、龟兹、疏勒、高昌等佛教中心，佛学研究和佛经翻译十分兴盛。260年，中原高僧朱士行赴西域取经，“游遍西域”，在于阗培养了大批佛学弟子，而他直接则以八十高龄终老于阗。龟兹高僧鸠摩罗什闻名西域，甚至前秦的苻坚都风闻其名，称其为“国宝”。鸠摩罗什后来到了中原，组织人力翻译了大批佛经，成为与玄奘齐名的中国古代三大佛经翻译家。当时佛教的建筑、雕塑、绘画、佛经翻译等方面，也都达到了 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大大丰富了中国文化艺术的宝库。
四、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域民族的融合
魏晋南北朝时期，我国中原地区处于社会大动荡、大分裂和民族大迁徙与大融合的时期。西域由于失去了中原王朝强有力的管理，也陷入了各地方政权之间不断的混战。鲜卑、柔然等民族乘机进入西域，促进了西域各民族的大交汇与大融合。西域地区在原有民族之外，又增添了许多新的民族成分。
这一时期，由于中原地区战乱频繁，为了躲避战乱，不少汉人迁往河西，又从河西辗转来到西域，以吐鲁番为中心，建立政权，将中原地区的政治、经济制度推行到了西域地区。特别是460年，汉人阚伯周被柔然立为高昌王，高昌地区开始进入了高昌王国时代，它历经均是汉人的阚氏、张氏、马氏和麴氏的统治，存在长达180年，对汉文化在西域的传播起了重大作用。
魏晋南北朝时期，鲜卑、柔然、高车、厭哒、吐谷浑等相继进入西域。由于他们与先居于此的匈奴、乌孙、月氏不在语言和风俗习惯等方面相同或相近，因此他们之间的相互争战，也无线中促进了民族的融合。
五、历史的缩影
（一）一封遗落在古城废墟的信——李柏文书的故事
1909年3月，两名日本探险队员在今罗布泊西北岸的一座泥塔旁发掘时，突然在沙土下发现一个纸团。当把这揉成团的纸展开后才发现上面写满了汉字。原来这是一封遗落在古城废墟中的书写，震动国内外学术界的《李柏文书》就这样内发现了。
《李柏文书》是两封收尾基本完整的信稿，由39张残片组成，现收藏于日本龙谷大学图书馆。两封信稿写于麻纸之上，草稿分别长23厘米、宽27厘米和长23厘米、宽39厘米。信稿之一有“五月七日西域长史关内侯柏顿首”，“诏家见遣来慰劳诸国，此月二日来到海头”“想王国大小平安。王使招亘俱发，从北虏中与严参事往，不知到未。今遣史符太往通消息。书不尽意，李柏顿首”等内容；信稿之二有“五月七日（海头）西域长史【关内】侯李柏顿首顿首”“今丰台使来西，月二日到（此）海头，未知王消息，想国中平安。王使回复罗从北虏中与严参事往，想是到也。今遣使符大往相闻通知消息。书不悉意，李柏顿首顿首”。在39张残片中，还有“赵前自为逆”“逆贼赵”“尚书臣柏言焉耆王龙”“达海头”“命慰劳”等内容。
两封信稿及相关残片内容大概为：西域诸国派遣使者赴前凉都城凉州（今甘肃武威），前凉统治者张骏（324~346年在位）派遣严参事经由“北虏”中送诸国使者归国。西域长史李柏同时也受命回西域长史府所在地海头城写信慰劳诸国国王。
关于李柏其人，《晋书·张骏传》中有记载。大致内容是：张骏的祖父张轨早在301年就被西晋任命为凉州刺史，成为割据一方的霸主，建立了前凉政权。316年，西晋灭亡，皇室南渡，建立了东晋。而前凉在张骏统治时期，仍以晋朝臣子的名义号令各方。张骏仿效前代，设立了西域长史一职管理西域，并任命李柏为西域长史。但当时驻扎在高昌的戊己校尉赵贞不愿归附前凉政权，于是西域长史李柏上书张骏，请求发兵讨伐赵贞，结果反被赵贞打败。朝中有人建议张骏诛杀李柏，但张骏不仅没有杀李柏，反而以怀柔之策赦免了李柏，并继续任命李柏为西域长史，戴罪立功。327年，李柏终于击败并俘虏了赵贞。
将《李柏文书》与《晋书·张骏传》的记载结合起来，大致可以推断出，李柏的信稿大约是在公元327年以前所写。因为在《李柏文书》的残片中，有“赵前自为逆”“逆贼赵”等字句，说明这是当时李柏以西域长史之名，讨伐不愿归附前凉张骏的戊己校尉赵贞。为了讨伐赵贞，他写信交给焉耆王龙等西域国王，代表前凉朝廷慰劳他们，希望他们也支持自己对叛将赵贞发动的军事行动。
自《李柏文书》被发现至今，已经100多年过去了，但是它在学术界引发的一些争论却一直没有停止。首先是关于信稿内容：这封信到底写于哪一年？收信人是哪一位焉耆王？写信的地点“海头”是今天罗布泊西岸的哪一座古城？其次，《李柏文书》当年被发现时，究竟是在什么地方？是今天罗布泊西北岸的被称为楼兰故城、编号为LA的遗址，还是在楼兰故城以南50公里处、编号为LK的遗址？
尽管《李柏文书》还存在争议，但是，它所反映的前凉在今罗布泊西岸设立西域长史府，并任命李柏为西域长史管理西域诸地却是举世公认的事实。
《李柏文书》将1600多年前的风云变化呈现于世人面前。虽然它承载的西域过往烟云的一截片段已渐渐隐没在历史的纵深处，但是它所负载的意义却向未来无限敞开。它向人们昭示：历史上的中国，在中央政权强大、国家统一之时，对西域的管理有序而紧密。同样，即使在中央政权衰弱、国家处于割据时期。一些政权仍然对西域实施着不间断的、有效的管辖。
（二）郡县制度在西域的出现
虽然秦始皇在统一全国后，即开始实行郡县管理制度，但对西域地区实行全面有效的行政管理却始于汉朝。汉朝在西域地区设立西域都护府、西域长史府作为最高军政管理机构，对西域城郭诸国及行国国王颁发印绶，以他们作为汉朝地方官员管理地方事务，并受西域都护或者西域长史的节制。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前凉（301~376年）“高昌郡县”的创设才被视为西域“郡县化”的开端，它反映了中央政权对于西域地区的管辖形式不断完善进步。
1959~1979年间，考古工作者在吐鲁番高昌故城北郊阿斯塔纳、哈拉和卓地区清理发掘出四百多座晋至唐代的墓葬，出土了两千多件文书，其中属于东晋十六国时期的文书约160件。这些文书大致反映了吐鲁番地区历史上“高昌郡时代”（327~460年）的概况。自前凉于327年正式设立高昌郡，前后历经前秦、后凉、西凉、北凉，在五朝130多年间，都沿袭着郡县制度。直到北凉承平十八年（460年），柔然攻高昌，灭沮渠氏北凉，立阚伯周为高昌王，高昌郡县被高昌国取代。唐太宗贞观十四年（640年），唐朝消灭麴氏高昌王朝，在这里设立西州，下辖高昌县等，郡县制度再次在今吐鲁番地区恢复。
关于吐鲁番地区历史上的“高昌郡时代”，史书记载较为缺乏。幸运的是由于吐鲁番干燥的气候条件，使许多珍贵文物得以保留，为后人留下这些鲜活的历史。如果将史书记载于出土文书结合起来，我们可以大致复原“高昌郡时代”郡县制度的概貌。
公元376年，前秦统治者苻坚消灭了前凉。根据《资治通鉴》的记载，前凉灭亡后，前秦即以“高昌杨干（杨翰）为高昌太守”，说明前秦沿袭了前凉的制度。当时的高昌郡隶属于凉州管辖。2006年10月，吐鲁番地区文物局在洋海墓区一号台地上，抢救清理了一座被盗过的墓葬。在这里，考古工作者发掘出了一些纸本文书，其中有前秦建元二十年（384年）的户籍残片，被定名为《前秦建元二十年三月高昌郡高宁县都乡安邑里籍》，是目前所见纸本文书中最早的户籍册。此户籍册有明确的年代，属于高昌郡所辖高宁县一个乡的安邑里，其中有崔氏、张氏等五户家庭的基本情况和田地、女婢等财产的变动情况。值得注意的是，这边户籍册造于384年三月，而在此前的383年，发生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前秦与东晋的淝水之战，前秦大败，其在北方的统治也迅速瓦解。但这一重大事件似乎还没有影响到遥远的高昌，故高昌郡高宁县仍按部就班地根据前秦朝廷的政令，在基础地方为民众登记造册，建立户籍档案。它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前秦时期高昌地区的郡县乡里制度是非常完备的。
前秦灭亡后，苻坚手下大将吕光建立了后凉政权，仍然统治者西域地区。淝水之战前，苻坚曾派吕光征讨西域，当时高昌郡即归降吕光。后凉政权建立后，394年，依然在高昌设立高昌郡，有高昌太守一职。在吐鲁番发现的后凉时代年号的出土文书，也证明了后凉在这里继续实行郡县制度的管理方式。
400年，西凉政权建立，高昌郡又转而隶属于西凉。西凉武昭王李暠（400~417年在位）在给东晋朝廷的表文中称：自己以敦煌为根据地，“制御西域，管辖万里”。西凉后主李歆（417~420年在位），曾任都督高昌、敦煌、晋昌、酒泉、西海、玉门、堪泉七郡诸军事、征西大将军、酒泉公。1963年，吐鲁番出土的《西凉建初十四年（418年）韩渠妻随葬衣物疏》，明确记载了高昌郡高昌县下的都乡孝敬里的情况。说明西凉时期在高昌仍有郡、县、乡、里一套完整的地方行政组织系统。
北凉政权建立后，于421年消灭西凉，将高昌郡纳入北凉统治之下。北凉王沮渠蒙逊（401~433年在位）统治时期，任命隗仁为高昌太守。2006年10月，吐鲁番地区文物局在洋海墓区墓葬中发现了《北凉缘禾二年（433年）高昌郡高宁县赵货母子冥讼文书》，明确记载着北凉时代高昌郡下有高宁县，该县都乡下又有安邑里。
十六国时期，中原各政权早西域设立的郡县，其官职结构基本是承袭了两汉与晋朝的制度，与中原郡县大同小异。如下郡中，有太守、主簿与诸曹僚属，与中原不同的是在郡府中还设有校曹主簿、典军主簿、捉曹主簿等；在县中，有县令、诸曹椽使，还有录事等；县下设有乡，乡中有啬夫；乡下有里，里下设有“五家户”，即相当于中原的“伍”的编制。郡、县、乡、里，四级组织结构严密，中央政令可以迅捷下达最基础的乡里，反映出十六国时期中原虽然处于割据状态，但对西域的管理却依然非常严密。
（三）孟佗斗酒博凉州——葡萄酒的故事
夜光明月非所投，逢丰遇合百无忧。
将军百战竟不侯，伯郎一斗得凉州。
——【宋】苏轼《次韵秦观秀才见赠，秦与孙莘老、李公择甚熟，将入京应举》
这是宋代文学家苏轼嘲讽东汉人孟佗用葡萄酒买官的一首诗。孟佗斗酒得凉州的故事，最早见于东汉末年赵歧所著《三辅决录》。东汉末年人孟佗，字伯郎，家产殷实，与宦官张让私教很好。当时张让权倾天下，孟佗为博取高管，乃用一斗葡萄美酒贿赂张让，张让为此竟任命孟佗担任凉州刺史。这恐怕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用葡萄酒贿赂权臣而取得高官的记载了。孟佗买官贿官的行为自然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甚至几百年后，苏轼仍在感叹，“将军百战竟不侯，伯郎一斗得凉州”。史书关于孟佗的记载，只有寥寥数笔，却给我们以广阔的想象空间：孟佗送礼的葡萄酒是什么地方产的酒？它何以有如此大的魅力，竟然用一斗酒就可换取凉州刺史这一高官？文献和考古资料证明，这种葡萄酒的原产地就是西域。
西域地区很早就是葡萄酒的重要产地之一。《史记》和《汉书》中直接提及西域种植葡萄的有且末、难兜、罽宾、大宛、安息等国，而能够以葡萄酿造葡萄酒的则为大宛和安息。《史记·大宛列传》中记载，大宛有葡萄及葡萄酒，“富人藏酒至万余石，久者数十年不败”。张骞通使西域之后，汉使往来频繁，一些汉朝使臣从大宛带回了葡萄和苜蓿的种子，汉武帝在直接离宫种植的葡萄和苜蓿，生长极为茂盛。这样，葡萄开始在中原种植了，同时，西域的葡萄酒也一并被引入了中原。曹魏时代的魏文帝曾下诏说，葡萄“酸而不脆，冷而不寒，味长汁多”，“酿以为酒，甘于麴米，善醉而易醒”。但是自两汉至魏晋时期，虽然中原有葡萄种植，但是是否能够在当地酿造葡萄酒，却没有文献明确记载。关于孟佗献葡萄酒得拜凉州刺史一事，有的文献记载说这种葡萄酒来自于“西凉州（今甘肃武威）”，据此可知，东汉末年，中原地区虽已种植葡萄并饮葡萄酒，但尚不能在当地酿造葡萄酒。当时的葡萄酒从西域地区辗转输入，是非常稀罕的物品，因此宦官张让才华被孟佗所送珍贵的葡萄酒打动，封他为凉州刺史。
3世纪以后，葡萄在中国北部地区已经比较常见。据北魏时期杨衒之《洛阳钾蓝记》的记载，北魏都城洛阳城内外都种植了许多葡萄，白马寺前的葡萄长得格外繁盛，“枝叶繁衍，子实甚大”，“味并殊美，冠于中京”。北魏皇帝在葡萄成熟的季节，常常到这里采摘葡萄品尝，有时把葡萄赐给宫女们；宫女们舍不得吃，又转而送给家人，让家人也尝尝葡萄的“奇味”。而根据《魏书》的记载，北魏皇帝在赏赐大臣时，葡萄酒“及诸食味当相与同进”，说明葡萄酒在当时与其他菜肴食品一样，成为一种普通的赏赐品。这已不像东汉末年孟佗那个时代，把葡萄酒当作稀世珍品了。
古代西域地区葡萄种植较早，葡萄酒的酿造技术很早就出现了。伴随考古工作的进行，大量古代西域种植葡萄和酿造葡萄酒的文物出现在世人面前，更加证实了西域生产葡萄酒的种种论断。1975年，考古人员在天山北麓一座古墓中，发掘出距今两千多年的酿酒器具一套，其中有球形青铜壶、扁形陶瓷发酵器和木制压榨葡萄的工具。1985年12月，考古人员在吐鲁番火焰山以北的一座汉代古墓中，在木棺的底部发现了许多古代葡萄藤。20世纪初，斯坦因在民丰县尼雅遗址曾发掘出一处公元1世纪至3世纪的果园。2005年夏，在吐鲁番阿斯塔纳一座墓室为9平方米的古墓壁画正面，发现了一幅长2.09米、高0.68米的“庄园生活图”壁画，时间是东晋时代（317~420年）。壁画中部是墓主家族；右部是庄园田地，大约种植的是葡萄；左部是庄园日常生活，其中绘有酿造葡萄酒从榨汁到蒸馏的全过程。
由于深受西域人民的喜爱，葡萄也被用做各种手工艺品和饰品的图案素材。考古工作者于1978年在特克斯牧场发掘出土一件环径为1.3厘米的西汉时期的葡萄坠金耳环；1984年在乌鲁木齐的乌拉泊水库一座西汉时期的古墓中出土了一件长2.5厘米的葡萄坠金耳环。
383年，前秦统治者苻坚派遣大将吕光率军七万，铁骑五千，向西域进军。前秦军队猛攻龟兹，龟兹王白纯战败，搜其财宝后逃走，其王侯大部分投降，龟兹最终被吕光军队所灭。吕光破龟兹时，见到的情形是“胡人奢侈，厚于养生，家有蒲桃酒，或至千斛，经十年不败，士卒沦没酒藏者相继矣”由此可见，龟兹以葡萄来酿酒已经很普遍，并且数量大，酿制工艺较高，了贮存多年而不变质。
麴氏高昌王国时期，葡萄酒的酿造技术已非常发达了。吐鲁番出土的许多文书中都反映了麴氏高昌王国的葡萄种植业及葡萄酒酿造业的情况。高昌王国官府对葡萄园土地的治理十分重视，经常对葡萄园土地进行踏勘、统计、检查。官府对从事葡萄种植业的劳动者要征收“租酒”，即葡萄酒税。
吐鲁番出土的《高昌，夏某寺葡萄园券》和《高昌延寿九年（632年）范阿僚举钱作酱券》等文书证明，麴氏高昌时期的葡萄酒有“酢”“苦酒”等名目，其中“甜酱曲梅（曲霉）”又说明西域高昌地区已使用葡萄酵母酿造葡萄酒。葡萄酵母酿酒术，反映了西域葡萄酿酒技术的进步。“酢”是带有甜葡萄酒性质、发酵不完全的桃红葡萄酒或白葡萄酒；“苦酒”则是带有干葡萄酒性质、发酵较完全的红葡萄酒。
（四）中原西行求法第一人——朱士行的故事
提到西行求法，大家都会不由自主地想到玄奘，然而，早在玄奘西行数百年前，西域大地就曾留下一位中原僧人西行的足迹了。他就是朱士行。
朱士行（约234~314年），是三国曹魏时代的高僧，是真正意义上中国西行求法的第一人。曹魏嘉平年间（249~254年），印度梵僧昙柯伽罗来到洛阳，译出《僧袛戒心》经文，主持按戒律授戒度僧。在此之前，中原地区虽然佛教流行，但没有佛教戒律。当时虽有汉人出家为僧，也仅仅是剃除须发，“事犹类俗”，并没有安装佛教戒律规定接受比丘戒而成为真正的僧人。昙柯伽罗来到洛阳后，中原地区才有僧人出家受戒的制度。而当时朱士行毅然剃度受戒，因而被称为中原地区第一个真正的僧人。
正式出家后，朱士行以弘扬佛教为己任，致力于对佛教经典的研究。当时，中原流行的佛教大乘经典是十卷本的《道行经》，僧人们认为《道行经》是同属大乘经典的《放光般若经》的节抄本。该经是在汉灵帝时期(168~189年)约月氏僧人支娄迦谶与印度僧人竺佛朔和译的。由于这个译本语句简略，文意也不周全，朱士行在讲习《道行经》时，觉得晦涩难懂，大大影响了佛教教义的传播。他每每感叹《道行经》译本“译理不尽”，并发誓以生命为代价寻求原本。于是，他于魏甘露五年（260年）从今西安附近出发，历尽艰辛，“逐游西域”，并最终在于阗寻找到了梵文本的《放光般若经》，全书共90章。282年，朱士行派自己的弟子不如擅（汉名法饶）等10人护送梵文本经书回洛阳。
当时于阗流行的是小乘佛教，当地僧人始终认为小乘佛法经典才是正典，把大乘佛法经典称为婆罗门书，因此在得知朱士行要将大乘佛法典籍送人中原的消息后，立即对朱士行百般阻挠。在他们的劝阻下，于阗国王下令朱士行不得将《放光般若经》等大乘佛经带出于阗。朱士行20多年苦心寻找到的《放光般若经》面临着不能送回汉地的危险，这使他异常痛心。由此，在古代佛教僧人传记典籍中，就出现了一段极具神话色彩的描述：朱士行请求于阗国王在宫廷中点起火堆，欲将《放光般若经》置于火中燃烧进行试验，他在火前发誓：“如果佛教当在汉地流行，《放光般若经》在火中必不被毁；反之，该经定会化为灰烬！”乃投经于火，结果火苗当即熄灭，经书皮牒如故，丝毫未损。于阗王只好答应朱士行的弟子将《放光般若经》带回中原。
朱士行弟子带回的《放光般若经》，在仓垣城水南寺（今河南开封境内）由于阗、印度河中原汉地高僧合作译为汉文。该经一被译出，立即在洛阳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当时，中山（今河北正定县）有个名僧，特地派人到仓垣城用丝绢抄写经文。抄本被送回中山的时候，当地僧众打着幢幡，出城40里迎接，可谓盛况空前。一时间，学者如帛法祚、支孝龙、竺法蕴、康僧渊、竺法汰、于法开等人，或者加以注疏。或者从事讲说，都采用《放光般若经》来弘扬大乘佛法。
然而，派弟子将经书送回中原的朱士行，并未返回中原，而是选择继续留在于阗苦读佛经，弘扬大乘佛法。约在西晋建兴二年（314年），朱士行以八十高龄坐化于西域。朱士行坚毅的精神、高尚的品格和深厚的佛学功底受到了于阗僧俗的崇敬。人民按照印度佛经对待高僧遗体的习俗，将朱士行的遗体火化。据说，火化之后，朱士行的遗体仍完好无损。人们都十分惊奇，就向佛祷告说：“朱士行如果真的已经修得佛教真谛，就应当被火焚化。”话音刚落，朱士行的遗体就碎散了。在场的僧俗无不称奇，更加敬重朱士行，并收敛起朱士行的遗骨，建起一座舍利塔以专门供奉。朱士行于260年赴西域寻求佛经，至314年逝于于阗，在西域地区生活了50多年。在这期间，他学会了当地的语言，讲经说法，寻求经典，在于阗培养了许多弟子，在西域地区享有盛名。朱士行的弟子法益后来从于阗回到了中原地区，将朱士行在于阗的事迹传播于中原，使更多的人了解了朱士行。
朱士行为求“真经”，远赴西域大漠，取经弘法，对中原佛教、大乘佛教在于阗的兴盛以及中原与西域的文化交流都作出了巨大贡献。同时，他的行为也成为典范，在他之后，又有许多人效法他，为寻求佛法而西行，如法显、智猛、玄奘等等。近代梁启超称朱士行为“汉土沙门之始”，还有学者称朱士行“这种为法热忱，是可以和后来的法显、玄奘相媲美的”。
（五）天使的翅膀——多元文化在西域的交汇
1907年初，斯坦因带着骆驼再一次来到了羌若县东北部约50公里的磨朗遗址，即今天的米兰遗址。米兰遗址，是一座略呈正方形的古城，周长308米。当然这不是米兰遗址的全部。米兰古城东西两端，绵延4公里，分布着大量的佛寺、佛塔和古耕地的遗迹。
斯坦因这次重返米兰遗址，把发掘重点放在古城废墟中，他让民工连续清理几间房间，发现了大量的吐蕃文书和皮革甲片。通过发掘现场的推测，这可能是军职人员的一个办公场所。这些物品的获得似乎并没有让斯坦因满意，凭借多年的探险经验，他讲目光锁定在城外的一处佛教寺庙，直觉告诉他，那里，才会有他想要的东西。
似乎是这样，人们总是会不经意间触摸到历史的轮廓，唤醒那虚掩的往事。工人们在挖掘、清理出大量珍贵物品后，一批壁画残片出现在了斯坦因眼前。这是一批长着天使之翼的人物画像！兴奋的斯坦因来不及使用工具，仅用颤抖的双手逐一清理，顶着刺骨的寒风，对壁画进行拍照。“这些壁画的构图和色调最近于古典的作风，完全睁开的大眼灵活地注视，小小微敛的唇部的表情，把我的心情引回到埃及托勒美同罗马时期木那伊墓中所得画版绘的希腊少女以及青年美丽的头部上去了……”斯坦因亲自动手，一点点地将这些精美的壁画从墙上铲下来，继而切割成便于运输的小块，那些他认为没有什么价值的残片则顺手丢弃一旁。
斯坦因原计划在米兰挖掘4到5天，结果，探险队整整苦干了18天。不过收货也是巨大的，仅仅那一箱箱壁画，就让斯坦因夜不能寐。在兴奋之余，也有一丝疑问在斯坦因脑海中闪过，“在亚洲腹地中心荒凉寂寞的罗布泊岸上，怎么能够看到这种古典的天使呢？”
1907年2月10日，能被斯坦因带走的壁画已经全部打包装箱，至于那行不能带走的，斯坦因令民工又重新埋入地下。
斯坦因带着7幅“有翼天使”回到英国，在伦敦大不列颠博物馆展出后，不出所料地再次引起了全世界轰动，也为他赢得了极高的声誉。此后，斯坦因将全部时间花在文物整理和写作上，让他久久不能忘怀的即是壁画中“有翼天使”那一张张熟悉的面容。他也试图对心中的疑问作出解释，因为这些“有翼天使”的造像形式是“希腊式佛教美术”，所以斯坦因认为“磨朗护墙板上这些画像必须追溯到希腊的神话，以有翼的爱罗神为其直接的祖先”。
关于米兰壁画的研究成果，至今仍源源不断地涌现。米兰壁画为何会有如此高的艺术水平，这与米兰的地理位置是分不开的。新疆的米兰古城地处昆仑山脉尾端的阿尔金山山麓，位于塔里木河终点，罗布洼地西南“南罗布泊”的南岸，与孔雀河的终点——罗布洼地北岸的楼兰相互对望。米兰、楼兰两地，在汉唐时代是“丝绸之路”通向中亚、西亚和欧洲的门户要道。公元前102年，李广利率领大军伐大宛时，经过这里；399年，法显去印度时，经过这里；唐代初期玄奘自印度取经归来时，经过这里；1271年，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来我国，宜走南道经过米兰（时称“罗布”城）。“有翼天使”及米兰出土的相关绘画、都是佛教题材，但表现形式却无一例外地采用希腊、罗马的造型艺术。这大概也是因为鄯善国的居民是多民族混合型的，有当地土著民族，有中原汉人，也有不少是从中亚、西亚及印度等地流入的移民。这里佛教艺术的特点是鲜明的犍陀罗艺术风格。犍陀罗是指今巴基斯坦北部及阿富汗东北边境一带，以今巴基斯坦的白沙瓦为中心。由于犍陀罗地处印度与中亚、西亚交通的枢纽，又长期受到希腊、希腊化的王朝大夏以及大月氏人建立的贵霜王朝（约公元前1世纪-公元5世纪中叶）的统治，因此希腊文化在该地有很大影响。其佛教艺术兼有印度河希腊风格，被称为“犍陀罗艺术”，又被称为“希腊式佛教艺术”。“犍陀罗艺术”的特点是：其雕塑、雕刻风格酷似希腊、罗马作品；人物的相貌、衣服、鞋子等都是希腊式的；人像的褶皱都是以写实的曲线，描绘而成。犍陀罗艺术逐渐向东传播、发展，对中国新疆、敦煌、云冈的佛教艺术有重大影响。汉、晋时代，许多贵霜王朝移民来到了塔里木盆地，也将犍陀罗艺术带到了这里。米兰“有翼天使“壁画就是西域地区犍陀罗艺术风格的代表作品之一。
曾经是文艺复兴重镇的意大利米兰成为今天艺术潮流的指向标，她是全球时尚宠儿；新疆米兰，一个和楼兰一样充满迷幻的地方，她因为壁画成为人们眼中永远的“天使“。米兰就如同楼兰，带着琐碎的记忆，在撒满黄沙的戈壁中氤氲，散发着迷人的芬芳，亦埋下了沉重的思念。
公元2世纪至4世纪，米兰出现的“有翼天使”及犍陀罗风格的佛教艺术，充分显示了东、西方两种文化的撞击、交汇、扬弃、融合，从而形成了新型地域文化，这也是中华文化博大包容性的一个实证。
（六）一直保留着汉朝印绶的人们
在封建帝制时代，印绶作为一个统辖权力的象征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印绶中的“印”是指行使权力的信物，故也称为“印信”，现在被称为“公章”。古代印信上系有丝带，佩带在身，被称为“绶”。佩绶制度形成于汉代。绶约三指宽，织有丙丁纹，用不同颜色和绪头多少分不同等级，同官印一起由朝廷颁发，穿在印纽之上。退职或死亡，应一同缴还。在西域各国中，仍保留了所谓“国”的行政单位，首领由中央任命原有的国王担任。史书记载，从驿长、城长、君、监、吏、百长、千长、都尉、当户、将、相至侯、王皆佩汉印绶。
汉朝颁发给西域各地方政权的首领和官吏的印绶有两种：一是金印紫绶，颁发给高级官员佩戴；另外有一种铜印墨绶，由级别较低的官员佩戴。著名的“汉归义羌长印”即是汉朝政府颁发给西域羌族首领的印章。
公元382年，前秦应鄯善、车师的要求，命吕光为持节都督西讨诸军事，向西域进军。当时的焉耆未作抵抗便投降，龟兹国王帛纯虽有狯胡作为外援，但由于吕光挫败狯胡援军，龟兹最终为吕光所破。就在这时，西域诸国不远万里前来归附，国王与使者们手中拿着汉朝颁发的印绶与使节来证明自己对中原王朝的忠诚。吕光看后也大为感慨，虽然朝代替换，在中原地区早已物是人非，但在遥远的西域，诸国对中原王朝的这一份忠诚却没有改变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