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遗产与当下的误读
960年，宋太祖创立了宋朝，由他亲手擘划，再经继承者完善，形成了一系列制度规范，称为“祖宗家法”，为中央集权的君主官僚政体开出了新局面。大致以中唐为分界，中国历史在政治制度、经济构成、社会关系与思想文化诸领域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两宋存世期间，外部环境基本处于北方强邻压境的态势下，先是1127年北宋亡于金朝，南宋被迫立国东南；1279年在与蒙元军队的厓山决战中，南宋最终覆灭。
一、宋朝的遗产
思想家严复说过：“若研究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中国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所造就，什八九可断言也。” 玩味其言，宋朝虽已远去，其遗产却深刻影响着今日现象。一说到宋朝的遗产，今人往往瞩目于以宋词、宋瓷与《清明上河图》为标志的文学艺术，以三大发明为代表的科学技术。这些遗产固然令人醉心与快慰，但事关政俗人心而值得究心盘点的，显然应该聚焦于政治文化与精神文化的层面，这才是宋朝遗产的核心部分。
宋朝政治文化遗产主要集中在制度设计与统治思想上。
先说制度设计。宋朝确立文官体制，抑制武将势力。在军事上，创设强干弱枝、内外相制的兵制，杜绝中央将领与地方藩镇拥兵作乱之可能性。在官制上，处心积虑地分割事权、互相掣肘。中央另立枢密院而掌军事，专置三司以主财政，多设参知政事为副相，有效分割了相权。地方任命文臣主政州县，直属朝廷；州县之上，增设派遣机构，分设漕司、宪司、仓司等路级“监司”，同掌监察职能，各有所司而互不统属；另设“帅司”专掌一路军事治安；帅司与监司只对朝廷负责，各自独立而互相监督。君权仍至高无上，但政治常态下，皇帝权力与朝政决策也受到相对的程序约束与朝议监督，中枢决策体制中强化了以台谏官为主体的监察系统与以封驳官为主体的审议系统，在分权制衡上有着长足的进步。这些制度设计，不仅使宋代朝政远较前代开明稳定，作为政治遗产也为后代所继承，近代以前再未重现颠覆皇权与割据地方的大乱之局。
再说统治思想。纵观宋朝制度，其顶层设计之完善与统治思想之进步同步展开。宋朝君臣已有初步共识：“天下之法当与天下共之。有司守之以死，虽天子不得而私也，而后天下之大公始立。”在确立重用文臣、优待文士的国策时，作为政策保障，宋太祖特立不杀士大夫和言事官的戒誓。这种统治思想的宽容度，在中国帝制时代堪称空前绝后。而当时士大夫独立人格之养成，诚有社会变动的深层原因，但“祖宗盛时，以宽宏博大养士气”，尤其值得强调。正是最高统治者能“容受谠言，养成臣下刚劲之气”，宋朝士大夫官僚才得以相对充分地议政论政，在崇文抑武、分割事权的顶层设计下实现其政治抱负。
宋朝精神文化遗产的核心内容，则指当时那些出新前代却影响至今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道德情操与民族性格。在唐宋之际社会变动中，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新关系或新格局在政治、经济、阶级、家族、思想、宗教、民族等领域接踵而至，仅凭旧儒学已难以敷用，亟需一种应对变局、解释现状、维护统治的新儒学。经两宋数代思想家“断以己意，作新斯人”的创造性转换，宋学作为新儒学流派纷呈，大师叠出，成为先秦诸子学以后一座新高峰。宋学涵盖世界观、认识论、人性论、方法论等层面，重视思辨，强调义理，推崇理性，讲究致用，作为宋型文化的精神内核，对当时与其后的思想、伦理、教育、史学、文学艺术与自然科学的发展路径，都起着广泛而深刻的作用。宋学不仅是学术思潮，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对宋代以后迄于今日的民族素质与价值信仰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举其荦荦大者，略有以下诸端。
其一，平等意识。唐宋之际，非身份性的庶族地主最终取代身份性的贵族地主，他们以科考进入官僚队伍，虽有一定的政治经济特权，却不再世袭；他们在法律身份上互相平等，只对皇帝负责。科举制相对公平与公正，“取士不问家世”、“一切考诸试篇”，各阶层子弟都有可能登第入仕。而前代超经济的人身依附关系，大多转为相对平等的契约关系，农民与手工业者开始拥有迁徙权与流动权。在地权频繁转移时，政治特权基本让位于经济因素，地主、自耕农与佃户都可能因土地得失而地位浮沉。缘于时代的深刻变动，宋学家提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平等思想；整个社会已有士农工商“皆百姓之本业”的共识；连农民揭竿而起时都将“等贵贱，均贫富”奉为纲领。这种平等意识的萌生露头，相对前代是新因素，但与近代平等观却有本质的不同。
其二，兼容精神。宋朝政治氛围相对宽松，兼容精神遂应运而生。宋学在其创立形成期秉持兼容并蓄的开放姿态，颇具怀疑精神与创新活力。反观宋学两大高峰期，“学统四起”，“自出议论”，却颇能宽容并存，客观肯定别派可取处。各家各派大都“出入释老”，融入佛、道相关成果，重构自家理论体系。与此同时，佛门在学理上融合儒道，道教从儒佛中汲取养分，而最高统治者也以兼容精神处理宗教关系，最终形成儒学为体、佛道为用的融通格局，三教和平共处成为宋朝常态。至于士庶日常行事，往往儒、佛、道并行不悖而同处杂陈。在雅俗文化的互融共处上，整个社会表现得相当宽容。正是在兼容并蓄中，士农工商不断吸收、消化、借鉴、融合其他异质文化，创造出璀璨辉煌的文化遗产并影响至今。
其三，淑世情怀。唐宋转型后，经科举制的有力推挽，从非身份性地主阶级中开始崛起一个士大夫官僚阶层。其优秀份子以新儒学为价值观，强调经世，注重践行，体现出“以天下为己任”的淑世情怀。他们自许是天下安危、生民利病的实际担当者，向皇帝发出了“与士大夫治天下”的吁请，展现出迥异前代士人的自觉意识。即以理学“内圣外王之道”而论，他们也旨在通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的“内圣”功夫，最终落在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外王”之道上。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号召，都是这种情怀的经典表述。
其四，名节操守。宋朝新儒学痛惜忠义廉耻扫地以尽，表彰名节操守不遗余力，士大夫遂秉淑世情怀锻铸独立人格，至北宋中叶已“中外荐绅知以名节为高”。他们强调：“刑赏为一时之荣辱，而其权在时君；名义为万世之荣辱，而其权在清议”，将当世与后代对自己名节操守的评价视为高过赏罚、超越生命的永恒价值。这种气节操守，既有面对权位名利的非份诱逼而维护自身独立自尊的层面，也有面对新主旧朝的易代鼎革而恪尽原有君臣名份的层面，更有面对外国异族的武装入侵而坚持民族大义气节的层面。以上诸层内涵在宋朝都有充分表现。第一层在“侃然守正，无所承望”的刚直官员那里颇有靓点；第二层与第三层，由于民族战争绵延不绝，大义名分尤其激扬，岳飞抗金、文天祥死节等，都被奉为民族气节的最高典范。
当然，宋朝的遗产也有消极的因素，而且利弊得失往往藤缠葛绕共生在一起。
就政治遗产而言，其制度设计固然确保了君主集权，根绝了分裂割据，但时时处处“事为之防，曲为之制”，在军事上，各自为政、动辄制肘、缺乏协调、难以统筹等弊病如影相随，严重削弱了军队战斗力。在行政上，政出多门、官员冗滥、因循苟且、效率低下等现象也司空见惯。于是，强敌压境、时局纷扰之世，缺少活力、短于应对也就势所难免。
就精神遗产而言，作为精神文化内核的新儒学确为时代注入过许多新元素，但自建炎南渡，随着外部环境的压力与内部专制的强化，宋学明显转向内省的路向，“外王”之道淡出，“内圣”之学凸显。自宋理宗起，理学作为宋学主流获得尊崇，升为官学，创立期的兼容精神日渐泯灭，而“存天理，灭人欲”，“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等教条经过后代的发酵，最终成为明清专制帝国控制官僚、驯服百姓的精神桎梏。
正确的态度应该是，理性区分宋朝遗产中的新生儿与洗澡水，全单照收与一起泼掉的做法都不足取。
二、不要过度美化宋朝
宋朝立国年代长，史料存世数量大，未经全面占有，缺乏深入研究，仅凭个别记载，便下全局判断，就难免会出现误读。
在政治文明上，宋朝确有长足的进步，但其所有进步都是相对的，而且是在专制政体下展开运作的；皇帝仍是国家最高决策者，祖宗家法下所有顶层设计无不服务于君主专制集权。倘若有意无意地忽视宋朝大制度，处心积虑地美化某些小制度，进而比附近现代政治文明，必将大谬不然。试举几例，以见一斑。
例一，宋朝士大夫官僚享有相对自由的言论环境，有人据此判定这是“没有思想禁区”与“没有文字狱的时代”。殊不知，这种言论自由仅相对其他专制王朝而言，即便宋朝也仅限于政局良性运作期。南渡以后，政治生态明显恶化，秦桧在宋高宗默认下，屡兴文字狱置反对派于死地；韩侂胄以“伪学逆党”倾陷政敌，厉禁道学与道学派，都是众所周知的。这种美化，罔顾前提与时段，显然与史实大有出入。
例二，宋神宗与宋哲宗时期有所谓新旧党争，有人将其夸张成“以王安石为偶像的改革党与司马光为偶像的保守党两党轮流执政”，用以论证宋朝已“有共和的因素”。这种说法把古代帝制下两党轮流辅政与近代意义上两党轮流执政混为一谈，全然抹杀了民主共和与君主专制在大制度上的本质差异。
例三，宋孝宗与宋理宗都以旁支宗室而入继皇位，有人将其曲解为政治上“‘谁都可以当皇帝’的开放性”。纵观中国历代王朝，因君主绝嗣而旁支承统的权变做法，并非宋朝独有，如今将其美化成宋朝已具“皇权开放的观念”，实在匪夷所思。君不见，皇权依旧在赵姓皇后代中私相授受，“皇权开放”从何谈起！
例四，宋朝对皇帝及其决策权确实建立了相对的制约程序，有人将其解读作“皇权成为最高公权力的象征”。殊不知宋朝这种相对制约，最终仍须以皇帝自觉接受权力制衡为前提的。这也决定了代表皇权的宋朝皇帝不可能像近代立宪制那样彻底虚君化，也根本谈不上宋朝“以制度保障了国家公权力最大限度地属于全社会”。
更有甚者，有人声称：“令全世界疑惑的‘中国模式’，其实就是宋朝政治的核心理念：超越利益集团”。说宋朝国家政权已经超越利益集团，是“一个高于各个利益集团的存在”，这不仅缺乏关于国家权力的政治学常识，更经不起宋朝政治诸多史实的有力否证。这种“古为今用”式的背书，与其说夸饰了宋朝政治，毋宁说拉黑了“中国模式”。
在士风名节上，新儒学确有砥砺人心之功，也作育出范仲淹、包拯、文天祥等一批士大夫精英。精英有榜样的力量，但士风从来隨政风互动。在良好政风下，例如北宋庆历、嘉祐时，士风相对振作，操守自然高扬。政局一旦污浊，虽仍有少数士大夫不为所屈，独秉操守，但秦桧、韩侂胄、史弥远与贾似道专政时，士风窳败，斯文扫地，何来风骨节概可谈，而这些权臣与麇集其麾下者，十之八九不都是士大夫官僚吗！足见笼统断言宋朝是“君子时代”，无疑也是误读。
在社会经济上，有人将宋朝美化成农民“自由、快乐地生活的朝代”，显然未能细读描绘农民疾苦的大量诗文。宋朝农民对地主的依附关系虽有改善，但官府代表国家对其控制与盘剥并未放松；随着生产力的进步与生产关系的松绑，他们的生活在总体水平上比前代尽管有所提高，但总不能将宋朝绝对美化成“广大民众的黄金时代”。
总之，宋朝确实出现了诸多新气象，但唐宋之际的社会变迁毕竟未脱君主专制与地主经济的大框架。而这类以偏概全、以一驭万的误读，往往不分前提与时段，混淆现象与本质，将若干新元素绝对化、普遍化与一贯化，进而作为过度美化的支撑性依据，结果必然有违历史实相。
三、“厓山之后无中国”吗？
厓山之战事关宋元易代，既是宋朝最终谢幕，也是元朝完成统一。近年以来，“厓山之后无中国”论甚嚣尘上，笔者也在公众讲座上常被问及对此说的看法。
这一说法起于何时，出于何人，已难考实。倘若将其置于宋元易代之际或易代之后，折射出南宋覆亡后汉人遗民的故国情怀，则应是前述宋朝新儒学表彰民族气节的直接产物。厓山之战作为历史上中国境内国与国之间的战争，由宋入元的宋朝人倡为此说，当时自然有其历史正当性，否则何必表彰民族气节，强调爱国主义！
但时至今日，讨论历史上的中国，就必须立足于今天中国的立场。正如历史学家谭其骧所指出：“一定要分清汉族是汉族，中国是中国，中原王朝是中原王朝，这是不同的概念。”要之，中国史应该包括现今中国境内所有政权与民族的历史，既不能等同于汉族史，也不能将历史上中国跟历代中原王朝，尤其跟中原汉族王朝划上简单的等号。中国，作为地理概念、政治概念与文化概念的复合体，其内涵本身就是随着历史的演进而不断变化，不断丰富的。
即以宋朝立国三百余年而论，这一时段的中国不仅指宋朝，还应包括辽、夏、金、蒙，以及相继并存的大理、吐蕃、西辽、回鹘、于阗、黑汗等民族政权在内。当时，宋、辽、夏、金分别将对方视为外国，但各政权之间又无不主张“天下一家”而自称“中国”。元朝修前朝史，三史并列，一视同仁地将宋、辽、金作为中国境内的并列政权，也藉此表明元朝自视为中国的当然继承者。准此而论，当下还在尊奉“厓山之后无中国”论，则完全立足于宋朝人的立场，把政治中国的内涵局限于中原王朝（甚至中原汉族王朝），把文化中国的进程终止于宋朝文化，表现出大汉族主义与大宋朝主义的狭隘倾向，既与民族平等观格格不入，也与历史发展观南辕北辙。
“厓山之后无中国”论，与后人对宋朝的高估与对元朝的偏见息息相关。倘若理性地把视野放宽到晚唐至元初的大中国范围，宋朝尽管结束了晚唐以来的分裂局面，建立了相对统一的中原王朝（南宋尽管偏安，仍可借其特定涵义来指称它），但先与辽、夏，继与金、夏成并存之势，以致有史家称之为“后三国”或“后南北朝”，显然不能视宋朝为大一统王朝。在这一长时段里，宋朝的地位与作用主要凸显在制度文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等层面。
相比宋朝，元朝在政治制度、社会经济上确有局部性的倒退。但是，元朝继唐朝之后再次成就了中国史上前所未有的大统一，最终完成了宋朝未能达到的统一大业。在元帝国的大平台上，包括汉族、蒙古族在内，境内各民族实现了空前的交流，构成中华民族融合进程的重要时段。而作为少数民族统治的统一王朝，在如何应对不同民族板块的互动关系上，元朝也留下了独特特色的政治遗产。所有这些，本身就为中国内涵添加进前所未有的新成分，成为中国历史不可缺失的大环节。
而“厓山之后无中国”论，偏狭地认定中国历史与中华文明随着南宋覆亡而戛然终结，完全无视中国与中华民族都是不断变化的复杂共同体，中华文明也处在不断变化与丰富的复杂过程之中，而元明清三代毫无疑问是中国历史与中华文明的必然延续（这种延续的是非得失虽不妨深长议之，但这种延续不仅是中国历史与中华文明无计回避的命运，而且也汇入了复杂变化的中国内涵）。这种论调，不仅误读了宋朝，也误读了历史中国与当下中国的内在关系，必须理性剖别以正视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