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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弟弟周作人的最后岁月
【作者】:  【发布时间】:2016-03-23

 

194512月周作人因汉奸罪被逮捕入狱。 1946116日首都高等法院以汉奸罪判处他有期徒刑14年,他不服,提起上诉。1947129日,最高法院认为周作人因意志薄弱,变节附逆,但其所担任之伪职,偏重于文化方面,究无重大罪行,亦曾经协助抗战及有利人民之行为。最后改判有期徒刑10年。19491月南京解放前夕,代总统李宗仁决定疏散监狱在押人员,有期徒刑的犯人可以担保释放。126日,周作人走出了老虎桥监狱。4月起,周作人从事写作和翻译工作。74日,周作人写了一封五六千字的长信,委托自己的学生请董必武转给周恩来,表明他拥护党、拥护共产主义的态度,并辩解迫不得已就任伪职缘由。
据有关人士回忆,毛泽东看过周作人的信后说:“文化汉奸嘛,又没有杀人放火,现在懂古希腊文的人不多了,养起来,让他做翻译工作,以后出版。”19491018日,周作人在儿子周丰一陪同下,回到他阔别三年多的八道湾家中。经历了抗战胜利后的被捕、坐牢、逃难之后,他终于又可以安坐家中了。周作人恢复了往常的生活方式,重新翻译英国作家劳斯的《希腊的神与英雄与人》。此书在老虎桥监狱时早已译出,后交正中书局印行。没想到书还没有印,译稿却毁于一场大火中,1027日,《希腊的神与英雄与人》再次翻译完成,改名为《希腊的神与英雄》。
    但是从1949年起,周作人作为“专政对象”的身份从来没有改变过。19491117日,即周作人回到八道湾家中的一个月后,北京市最高法院便传他问话。1128日,北京市最高法院又来人调查房产。19512月,周作人又上书毛主席,希望能重新处理自己在北平沦陷期间出任伪职一事,结果还是未能如愿。他仍旧不准用周作人这个名字发文出书。195312月法院决定,自即日起剥夺他的政治权利。1958425日,周作人向法院寄去申请书,要求恢复选举权,最终被驳回。派出所还不断要他写自传、写材料、写改造计划,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
为了养家糊口,在这10年中,周作人不得不勤奋译书。他共交人民文学出版社译稿11部。1965年在翻译完了路吉阿诺斯的《对话集》以后,他感觉自己的心愿已了,精力也已消耗殆尽。
以下摘自《梁漱溟与毛泽东》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3月版
1965222日,我最后一次去看周作人。那天我是去约他翻译《平家物语》的,他当即答应了。当年11月上旬,我赴河南林县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走前收到了《平家物语》一、二卷的译稿。次年5月回京,看到周作人挂号的五包稿子:三至七卷。从他生前最后这个阶段的翻译来看,速度和质量都不减当年。倘若再给他两年时间,完全可以把《平家物语》和《东海道徒步旅行记》译竣。
然而1966年形势急转直下。出版社的业务已陷入停顿状态。当时的“革命”措施之一,就是自当年6月起,停付周作人、钱稻孙的预支稿酬。到了6月中旬,两位不谙外间事的老人还曾分别写信来质问此事。我把信交给了财务科,并回信向他们解释说,这件事我实在无能为力。事实上,他们所译的作品早已被斥为“大毒草”,而50年代以来出版社领导在上级指示下利用他们的专长,组织他们翻译作品,并预付稿酬,就更被痛斥为“招降纳叛”。
这项经济来源断绝后,周家就靠周丰一夫妇的工资来维持。那周丰一的儿子已大学毕业,能自食其力了,但加上老保姆,尚有八口人。周丰一于1957年被错划右派后,工资降了好几级,他的妻子张菼芳也因受家庭的连累,解放后从未加过薪。
625日,张菼芳陪着她老公公到协和医院去看病,确诊为前列腺肿瘤(5月间因发现尿中有血,也曾去过一次协和,未确诊)。周作人不属于任何单位,也就享受不到公费医疗。还是一位好友,尽管自己也不宽裕,却借给他50元作医药费。不过,大夫说,这是良性的,不需要割除,也不会发展。这以后,他再也未去过医院,所以社会上所传他死于前列腺癌一说,不确。
“文革”中,周作人当然是在劫难逃。1966822日,一群红卫兵冲进了八道湾周家,首先砸的就是鲁母的牌位。到了24日早晨,红卫兵索性把房子统统查封,并将周作人拉到院中的大榆树下,用皮鞭、棍子抽打。为首的红卫兵看到周作人年迈,就提醒手下的小将们:“不要打头部,得给他留下活口,好叫他交代问题。”及至周作人的儿子周丰一从北图回来吃午饭,他们便把他扣下。当时年已54的丰一只好代老父挨打。小将们对丰一可就毫不留情了,以致他的右腿被打坏,顿时昏死过去。
周家的后罩房正对着“老虎尾巴”——即正房后身加盖的一大间房子,门就开在后院。当天晚上一批红卫兵就占领了这间屋子,以便监视周氏一家老少。于是,周作人只好蜷缩在后罩房的屋檐底下,后来他两腿实在支持不住,就干脆卧倒了。这样过了三天三夜。
及至下起雨来,周作人的儿媳张菼芳硬着头皮去找红卫兵。她央求说:“我们也不能老呆在露天底下呀,好歹给我们个安身的地方吧。”周丰一一家七口人住的四间房中,有一间半和周作人所住的那三间有门相通。靠东边的两间半则是用墙隔死了的,所以红卫兵便启开封条,叫他们呆在那里。至于周作人,只允许他睡在洗澡间。后院的东墙根下有两间平房,南边的是日本式澡堂。周作人在《我的工作》(六)一文中曾对自己《浮世澡堂》这部译作表示过满意,当他进入耄耋之龄竟然躺在自己家澡堂的踏板上时,真不知他曾作何感想?
不久,周丰一作为“摘帽右派”,被揪回北图关进“牛棚”,半个月后张菼芳于心不忍,向红卫兵求了情,算是在厨房的北角为老公公东拼西凑搭了个铺板床,让他卧在那里。
红卫兵为周家规定了生活标准:老保姆是15元,周作人是10元。他们向粮店打了招呼:只允许周家人买粗粮。周作人因牙口不好,一日三餐只能就着臭豆腐喝点玉米面糊糊。由于营养不良,又黑夜白日禁在小屋里,他的两条腿很快就浮肿了。张菼芳不时地到药铺去为公公买点维生素片,或到副食品商店去买些松软的糕点。待监视的红卫兵睡熟后,就蹑手蹑脚地踅进小屋去,偷偷塞给周作人。老公公每次都感激涕零地念叨:“我还不如早点死掉算啦,免得这么牵累你们。”
时间一久,监视得也没那么严了。每逢红卫兵倾巢而去,去参加外面的什么活动,张菼芳便把公公搀扶到门外,让他吸点新鲜空气,晒晒太阳。天冷后,她还给公公装上了炉子,并用旧报纸把窗糊严。就这样,总算将1966年的严冬对付过去。
196756日早晨,张菼芳照例给公公倒了马桶,为他准备了一暖瓶开水,就上班去了。那天中午,只有老保姆和周作人在家吃饭。老保姆在自己屋的房檐下熬好玉米面糊糊后,给周作人盛来一碗。他吃得干干净净。保姆未发现他有什么异常征候。
这一天下午两点多钟,住在后罩房西端那两间屋里的邻居,偶然隔着玻璃窗往里看了看。只见老人趴在铺板上一动也不动,姿势很不自然。他感到不妙,便赶紧打电话给张菼芳,把她从学校喊了回来。
张菼芳奔回家后,发现老公公浑身早已冰凉了。看光景,周作人是正要下地来解手时猝然发病的,连鞋都没来得及穿就溘然长逝了。
在当时的情形下,家属不可能把遗体送到去查明死因,只好匆匆销了户口,送到八宝山去火化了事。甚至骨灰匣他们也没敢拿回来,就寄存在八宝山,但那里只肯保管三年,过期不取,就照规章予以处理。然而,不出三年,这一家人或插队,或去五七干校,早已各奔东西了,哪里还顾得上老人的骨灰!
其实,周作人生前对这方面倒是看得很淡的。他在最后改定的遗嘱中写道:“余今年已整80岁,死无遗憾,姑留一言,以为身后治事之指针,余死后即付火葬或循例留骨灰,亦随便埋却。人死声消迹灭,最是理想。余一生文字无足称道,唯暮年所译希腊对话是五十年来的心愿,识者当自知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