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弟弟周作人的最后岁月
1945年12月周作人因汉奸罪被逮捕入狱。 1946年11月6日首都高等法院以汉奸罪判处他有期徒刑14年，他不服，提起上诉。1947年12月9日，最高法院认为周作人因意志薄弱，变节附逆，但其所担任之伪职，偏重于文化方面，究无重大罪行，亦曾经协助抗战及有利人民之行为。最后改判有期徒刑10年。1949年1月南京解放前夕，代总统李宗仁决定疏散监狱在押人员，有期徒刑的犯人可以担保释放。1月26日，周作人走出了老虎桥监狱。4月起，周作人从事写作和翻译工作。7月4日，周作人写了一封五六千字的长信，委托自己的学生请董必武转给周恩来，表明他拥护党、拥护共产主义的态度，并辩解迫不得已就任伪职缘由。
据有关人士回忆，毛泽东看过周作人的信后说：“文化汉奸嘛，又没有杀人放火，现在懂古希腊文的人不多了，养起来，让他做翻译工作，以后出版。”1949年10月18日，周作人在儿子周丰一陪同下，回到他阔别三年多的八道湾家中。经历了抗战胜利后的被捕、坐牢、逃难之后，他终于又可以安坐家中了。周作人恢复了往常的生活方式，重新翻译英国作家劳斯的《希腊的神与英雄与人》。此书在老虎桥监狱时早已译出，后交正中书局印行。没想到书还没有印，译稿却毁于一场大火中，10月27日，《希腊的神与英雄与人》再次翻译完成，改名为《希腊的神与英雄》。
但是从1949年起，周作人作为“专政对象”的身份从来没有改变过。1949年11月17日，即周作人回到八道湾家中的一个月后，北京市最高法院便传他问话。11月28日，北京市最高法院又来人调查房产。1951年2月，周作人又上书毛主席，希望能重新处理自己在北平沦陷期间出任伪职一事，结果还是未能如愿。他仍旧不准用周作人这个名字发文出书。1953年12月法院决定，自即日起剥夺他的政治权利。1958年4月25日，周作人向法院寄去申请书，要求恢复选举权，最终被驳回。派出所还不断要他写自传、写材料、写改造计划，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
为了养家糊口，在这10年中，周作人不得不勤奋译书。他共交人民文学出版社译稿11部。1965年在翻译完了路吉阿诺斯的《对话集》以后，他感觉自己的心愿已了，精力也已消耗殆尽。
以下摘自《梁漱溟与毛泽东》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3月版
1965年2月22日，我最后一次去看周作人。那天我是去约他翻译《平家物语》的，他当即答应了。当年11月上旬，我赴河南林县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走前收到了《平家物语》一、二卷的译稿。次年5月回京，看到周作人挂号的五包稿子：三至七卷。从他生前最后这个阶段的翻译来看，速度和质量都不减当年。倘若再给他两年时间，完全可以把《平家物语》和《东海道徒步旅行记》译竣。
然而1966年形势急转直下。出版社的业务已陷入停顿状态。当时的“革命”措施之一，就是自当年6月起，停付周作人、钱稻孙的预支稿酬。到了6月中旬，两位不谙外间事的老人还曾分别写信来质问此事。我把信交给了财务科，并回信向他们解释说，这件事我实在无能为力。事实上，他们所译的作品早已被斥为“大毒草”，而50年代以来出版社领导在上级指示下利用他们的专长，组织他们翻译作品，并预付稿酬，就更被痛斥为“招降纳叛”。
这项经济来源断绝后，周家就靠周丰一夫妇的工资来维持。那周丰一的儿子已大学毕业，能自食其力了，但加上老保姆，尚有八口人。周丰一于1957年被错划右派后，工资降了好几级，他的妻子张菼芳也因受家庭的连累，解放后从未加过薪。
6月25日，张菼芳陪着她老公公到协和医院去看病，确诊为前列腺肿瘤（5月间因发现尿中有血，也曾去过一次协和，未确诊）。周作人不属于任何单位，也就享受不到公费医疗。还是一位好友，尽管自己也不宽裕，却借给他50元作医药费。不过，大夫说，这是良性的，不需要割除，也不会发展。这以后，他再也未去过医院，所以社会上所传他死于前列腺癌一说，不确。
“文革”中，周作人当然是在劫难逃。1966年8月22日，一群红卫兵冲进了八道湾周家，首先砸的就是鲁母的牌位。到了24日早晨，红卫兵索性把房子统统查封，并将周作人拉到院中的大榆树下，用皮鞭、棍子抽打。为首的红卫兵看到周作人年迈，就提醒手下的小将们：“不要打头部，得给他留下活口，好叫他交代问题。”及至周作人的儿子周丰一从北图回来吃午饭，他们便把他扣下。当时年已54的丰一只好代老父挨打。小将们对丰一可就毫不留情了，以致他的右腿被打坏，顿时昏死过去。
周家的后罩房正对着“老虎尾巴”——即正房后身加盖的一大间房子，门就开在后院。当天晚上一批红卫兵就占领了这间屋子，以便监视周氏一家老少。于是，周作人只好蜷缩在后罩房的屋檐底下，后来他两腿实在支持不住，就干脆卧倒了。这样过了三天三夜。
及至下起雨来，周作人的儿媳张菼芳硬着头皮去找红卫兵。她央求说：“我们也不能老呆在露天底下呀，好歹给我们个安身的地方吧。”周丰一一家七口人住的四间房中，有一间半和周作人所住的那三间有门相通。靠东边的两间半则是用墙隔死了的，所以红卫兵便启开封条，叫他们呆在那里。至于周作人，只允许他睡在洗澡间。后院的东墙根下有两间平房，南边的是日本式澡堂。周作人在《我的工作》（六）一文中曾对自己《浮世澡堂》这部译作表示过满意，当他进入耄耋之龄竟然躺在自己家澡堂的踏板上时，真不知他曾作何感想？
不久，周丰一作为“摘帽右派”，被揪回北图关进“牛棚”，半个月后张菼芳于心不忍，向红卫兵求了情，算是在厨房的北角为老公公东拼西凑搭了个铺板床，让他卧在那里。
红卫兵为周家规定了生活标准：老保姆是15元，周作人是10元。他们向粮店打了招呼：只允许周家人买粗粮。周作人因牙口不好，一日三餐只能就着臭豆腐喝点玉米面糊糊。由于营养不良，又黑夜白日禁在小屋里，他的两条腿很快就浮肿了。张菼芳不时地到药铺去为公公买点维生素片，或到副食品商店去买些松软的糕点。待监视的红卫兵睡熟后，就蹑手蹑脚地踅进小屋去，偷偷塞给周作人。老公公每次都感激涕零地念叨：“我还不如早点死掉算啦，免得这么牵累你们。”
时间一久，监视得也没那么严了。每逢红卫兵倾巢而去，去参加外面的什么活动，张菼芳便把公公搀扶到门外，让他吸点新鲜空气，晒晒太阳。天冷后，她还给公公装上了炉子，并用旧报纸把窗糊严。就这样，总算将1966年的严冬对付过去。
1967年5月6日早晨，张菼芳照例给公公倒了马桶，为他准备了一暖瓶开水，就上班去了。那天中午，只有老保姆和周作人在家吃饭。老保姆在自己屋的房檐下熬好玉米面糊糊后，给周作人盛来一碗。他吃得干干净净。保姆未发现他有什么异常征候。
这一天下午两点多钟，住在后罩房西端那两间屋里的邻居，偶然隔着玻璃窗往里看了看。只见老人趴在铺板上一动也不动，姿势很不自然。他感到不妙，便赶紧打电话给张菼芳，把她从学校喊了回来。
张菼芳奔回家后，发现老公公浑身早已冰凉了。看光景，周作人是正要下地来解手时猝然发病的，连鞋都没来得及穿就溘然长逝了。
在当时的情形下，家属不可能把遗体送到去查明死因，只好匆匆销了户口，送到八宝山去火化了事。甚至骨灰匣他们也没敢拿回来，就寄存在八宝山，但那里只肯保管三年，过期不取，就照规章予以处理。然而，不出三年，这一家人或插队，或去五七干校，早已各奔东西了，哪里还顾得上老人的骨灰！
其实，周作人生前对这方面倒是看得很淡的。他在最后改定的遗嘱中写道：“余今年已整80岁，死无遗憾，姑留一言，以为身后治事之指针，余死后即付火葬或循例留骨灰，亦随便埋却。人死声消迹灭，最是理想。余一生文字无足称道，唯暮年所译希腊对话是五十年来的心愿，识者当自知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