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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明为什么会亡国
【作者】:  【发布时间】:2016-04-28

 

《桃花扇》中,孔尚任借马士英之口作出过一个精准的时相判断:“幸国家多故,正我辈得意之秋。”我曾观察过诸多史籍,就对历史的认识与分析,史学家往往难以达到戏剧家的深度——弘光朝的风雨飘摇,恰恰让一群人拔开云雾。
——不单单是史可法,不单单是马士英……还有刘孔昭。
刘孔昭(1604—?),字复暘,刘伯温第十四世孙,袭诚意伯爵。崇祯十一年,领南京右府提督操江兼巡江防。
刘孔昭的卒年为什么要留下一个“?”,因为这哥们玩起人间蒸发——南京失陷后,他带着家人来到祖坟,给祖宗嗑了个响头,然后莫知所之。
生死关头,刘孔昭为什么还要冒险给祖宗嗑头?因为他的祖宗不仅宝贵,简直就是宝贝!
关于“勋臣集团”,人们的印象似乎已淡薄。勋臣,是明朝的异姓贵族,是以军功获封公侯伯爵位的臣僚及其袭爵后嗣。名义上,它还是明朝武官尤其是高级军职人选的主要来源。其实,它与“官二代”不同。“官二代”往往随时伸缩自如,当干部还是当老总,可凭自己的兴趣。勋臣就不一样了,正常时期,这个既得利益集团都处在混吃等死的状态,只有政策待遇放在那儿。唯有国家多故,它才会有得意之秋。
李自成占领北京后,南京作为“留都”,“战时政府”的框架是基本齐全。这个时候的“留都”,除了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南京勋臣集团对朝政已显出举足轻重的作用。其时,南京勋臣集团中名列榜首的是徐弘基(徐达之后),其次便是刘孔昭。
尽管是个“官十四代”,刘孔昭的脾气与“官一代”并无两样。权势日重的刘孔昭,这个时候他要隆重推出他的哥们——阮大铖。
阮大铖与刘孔昭走近,全在酒桌上。有钱、有闲、有酒量,两个人不铁也没道理。
顺便说一句,阮大铖复出的问题上,说马士英不讲干部政策任人唯亲,那是有点冤枉的。马阮最后权倾朝野,那是后话,但硬说是马士英落实周延儒的政治交待,将阮大铖拉进弘光朝,明显是作风简单粗暴。因为首荐阮大铖的,并非马士英,而是刘孔昭。
刘孔昭的举荐工作,完全是官方特色:第一,提高认识;第二,真抓实干;第三,加强领导。
标准的官方套路,没几年道行,那就不一定能瞧得明白。所谓“提高认识”,就是说办什么事情,嗓门尽可能提高八度,以压倒性的声响,让对方接受自己的观点。嗡嗡地说给自己听,谁认识你呀?而“真抓实干”,就是什么事情指望新闻发言人打口水仗是不够的,自己要舍得动手,一爪落下去,五道血痕,千万不要做挠痒痒的假动作。如果前两招还不管用,就需要让领导出来“加强”一下了。他老人家出来走一遭还不管用,那就按癌症作后事预案吧。
崇祯十七年五月初三,此时的朱由崧身份尚为监国,尚未称帝,也就是刚刚铺开新摊子的时候。新公司筹建,首要之事当然是研究干部人事问题,朝议监国官员。就在这次朝议中,勋臣诚意伯刘孔昭举荐了阮大铖。
但是,刘孔昭的提议遭到了史可法等人的反对。
史可法反对阮大铖入朝,并非出于个人恩怨。从零星的史料来看,史可法尽管倾向东林,恩师左光斗与阮大铖的矛盾至死未解,但史可法与阮大铖并未交恶,并且二人一直互有来往。他反对启用阮大铖的重要原因,是党争局面的考虑,用错一个,影响一大片,政治风险评估是必不可少的。也因为这一点,得到了朱由崧的认可,阮大铖入朝之事,也就歇菜了。
刘孔昭却没有作罢。半个月后,史可法离京了,马士英也入阁了,解决阮大铖的任用问题的条件,应该比较成熟了。刘孔昭很负责,于是再次举荐了阮大铖。卢九德也接过刘孔昭的政治气球,趁机向朱由崧宣传阮大铖的才干。随着朱由崧的正式登基,卢九德由中都守备太监升任司礼监秉笔太监,成为了实力派,再不给阮大铖帮忙,也就太不够朋友了!
结果,皇上心动了,但外面反对的声音反而比第一次更大。
阮大铖的任命还是不能通过,这次的关卡在张慎言这里。
张慎言(15781646),字金铭,号藐山,山西阳城人,弘光朝吏部尚书。组织部长灭一个人,你就当供电部门拉闸吧!
搞组织人事工作,张先生那早就是一把好手。当年,出了著名的吏部尚书赵南星,那就是他推荐的。张先生也是一个为官刚直的人,大亏小亏也吃了不少,因疏弹劾冯铨遭陷害被贬,崇祯元年起用故官,张慎言才被昭雪,后迁南京户部尚书、吏部尚书,掌右都御史事。
要是北都掌事,南京吏部也就是个荣誉部门。这不,弘光朝了,张慎言的意见就不再是仅供参考了。
刘孔昭既然不肯罢休,瞄上张慎言那是肯定的了。而要实现既定目标,必须将工作推向新阶段。
朱由崧称帝的前两日,又有重要工作要集体研究。刘孔昭决定要增强火力,拉上汤国祚、赵之龙等勋臣,集体开骂张慎言。张先生是个文官,骂阵不是强项。骂急了,勉强自言自语:清者自清,清者自清……
朱由崧呢,还是好脾气,两边劝和,主要精神是请大家工作为重,文武各官,和衷共济。
刘孔昭并不想给“一把手”面子,继续展示自己的强项——袖子里,他掏出刀子。这下,张慎言慌了,后悔当年为何不少念两年书,腾出工夫练练降龙十八掌。现在,什么都来不及了,应急方案就是老鹰捉小鸡,大殿下面无规则地跑。
严肃的办公场所,弄得相当不成样子。
唱念做打一齐上,随时受不了。玩法单一的张慎言,实在弱爆了,加上身体确实不好,主动办理了病退手续。
高弘图、姜曰广这几位老同志,也看出了工作难度系数有点大,也跟着张慎言吵着要回家了。高弘图说:“臣非敢轻去,惟用人一事,臣谓可,勋臣谓不可,是非混乱,臣何能在位?”
高弘图的话中,其实包含着另一个信息:弘光朝已经不是从前了,勋臣这个过去并不参政的集团,已崛起为官场的又一势力,干部工作不是一个职能部门作主的事了。
党争与党闹,弘光朝显然比前朝更复杂。
吵闹几个回合,阮大铖复出的事还是没闹成。这个时候,只有来看马士英了。
崇祯十七年六月,马士英举荐阮大铖入朝。马士英毕竟是文人出身,说话办事不会像刘孔昭那样来蛮的,不成就与人骂街、动刀子。况且,“提高认识”、“真抓实干”刘孔昭都使过,供自己使用的也只剩下“加强领导”最后一招了。
于是,马士英上书《冒罪特举知兵之臣阮大铖共济时艰疏》。老马为何要谦虚说自己“冒罪”?因为阮大铖是逆案中人,不是“干部”身份。所以,马士英措辞很得体:“原任光禄寺卿阮大铖居山林而不忘君父,未任边疆而实娴韬略。其从逆一事,向无实际确据。其才可用,罪可宥也。请遣官立诏,暂假冠带,入京陛见,而问方略,如堪实用,可补兵部右侍郎。”
他推荐阮大铖,是有几分理由的,也不是随心所欲尽说瞎话:
第一,阮大铖是个学习型的干部,通过这些年的自学,已经成为适用的军事人才;第二,过去对他的处理,事实并不清楚,不能老揪着历史问题不放;第三,到底能不能用,面试以后再研究决定。
马士英本是朱由崧倚重的人物,既然言之有理,自然要表示接受。朱由崧同意了,高弘图不同意。高弘图(15831645),字研文,一字子犹,号硁斋,山东胶州人,崇祯十六年官南京兵部侍郎,继而升户部尚书。现在,是名列第三的五大阁臣。
就在阮大铖准备面试的时候,高弘图提出:干部的任命,不能违反组织程序——“须九卿会议”。
马士英是个明白人,知道高大人的这招更狠。干部任命走正常程序,我还要那么多废话干嘛?要绕过程序法,唯有坚持要急事急办、特事特办了。双方的口水战,比控辩双方都热闹。
高弘图见朱由崧没有表态,知道再争论也没有结果,也就不再吱声了。
但高大人丝毫没有退让的意思,不说不等于不做,下班之后便使了动作,结果又是一片反对声,搞得连起草文件的人都没有。
阮大铖复出之事一再受阻,不能统一认识,那只能加强领导。剩下的唯一途径,就是中旨起用。
所谓“中旨”,就是皇帝发出敕谕,不通过相关部门和正常程序,直接交付有关机构执行。中旨在历朝都先例,只是极少使用。领导行使了初始提名权,与会人员反水的毕竟是少数,呼天抢地踢领导更稀罕,何况还是非正常时期。
弘光朝显然相当地非常,使用中旨本无可厚非,只是用在了阮大铖身上,招致诸多非议。
马士英怂恿弘光帝使用中旨,也并非在阮大铖这里首开其端。用作试水的,是张有誉。
张有誉,字谁誉,江阴人,天启二年进士,崇祯年曾任饶州知府,四川按察司,很有官声。吏部尚书郑三俊,举天下廉能官五人,张有誉位居第一,被提拔为南京户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
以张有誉的声望,在弘光朝提拔重用自在情理之中。崇祯十七年八月,弘光帝中旨启用他为为户部尚书。
但这场试水同样不平静,中旨一出,群臣立刻抵制。高弘图强烈反对,吏科给事中章正宸封还诏书,其他言官亦上书反对。但这一次,朱由崧坚持了自己的意见。
继中旨启用张有誉之后,朱由崧接着以中旨起阮大铖为兵部添注右侍郎。崇祯十七年九月八日,邸报发布了弘光帝直接下达的谕旨:“阮大铖前时陛见,奏对明爽朗,才略可用。朕览群臣所进逆案,大铖并无赞导实迹。时事多艰,须人干济。着添注兵部右侍郎办事。群臣不得从前把持渎扰。”——这就是阮大铖的正式任命文件了。
阮大铖复出了,赶紧上了一份《孤忠被陷之由疏》,首先表明对魏党的政治态度,自己与他们事实上的“冰炭之不相容”。接着,阮大铖强调自己与魏大中、左光斗闹翻,是自己要维护弘光的祖母和老爸的声誉,而魏、左则倡“邪议”攻击自己……后一条,通常被视为狡辩。公正地说,拿别人家的事做文章,都是手段,不会是目的。退一步讲,阮大铖在那时做些手脚,也是三余氏《南明野史》讲的,“大铖尝渭人曰:‘我非不愿为君子,他人不许我为君子。’”
当上兵部侍郎后,阮大铖开始做起本职工作。他连上两疏,名曰:《联络控扼进取接应四着疏》、《长江两合三要十四隙疏》,展示一下自己的见识与才能,表明“臣白发渐生,丹心未老”的决心,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而“矢之天日”的态度。
事实上,阮大铖想静下心来做点事,根本做不到。中旨起阮大铖后,群臣哗然,经久不息,操爹骂娘的都有了。情绪最为激烈的,当数刘宗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