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明为什么会亡国
《桃花扇》中，孔尚任借马士英之口作出过一个精准的时相判断：“幸国家多故，正我辈得意之秋。”我曾观察过诸多史籍，就对历史的认识与分析，史学家往往难以达到戏剧家的深度——弘光朝的风雨飘摇，恰恰让一群人拔开云雾。
——不单单是史可法，不单单是马士英……还有刘孔昭。
刘孔昭（1604—？），字复暘，刘伯温第十四世孙，袭诚意伯爵。崇祯十一年，领南京右府提督操江兼巡江防。
刘孔昭的卒年为什么要留下一个“？”，因为这哥们玩起人间蒸发——南京失陷后，他带着家人来到祖坟，给祖宗嗑了个响头，然后莫知所之。
生死关头，刘孔昭为什么还要冒险给祖宗嗑头？因为他的祖宗不仅宝贵，简直就是宝贝！
关于“勋臣集团”，人们的印象似乎已淡薄。勋臣，是明朝的异姓贵族，是以军功获封公侯伯爵位的臣僚及其袭爵后嗣。名义上，它还是明朝武官尤其是高级军职人选的主要来源。其实，它与“官二代”不同。“官二代”往往随时伸缩自如，当干部还是当老总，可凭自己的兴趣。勋臣就不一样了，正常时期，这个既得利益集团都处在混吃等死的状态，只有政策待遇放在那儿。唯有国家多故，它才会有得意之秋。
李自成占领北京后，南京作为“留都”，“战时政府”的框架是基本齐全。这个时候的“留都”，除了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南京勋臣集团对朝政已显出举足轻重的作用。其时，南京勋臣集团中名列榜首的是徐弘基（徐达之后），其次便是刘孔昭。
尽管是个“官十四代”，刘孔昭的脾气与“官一代”并无两样。权势日重的刘孔昭，这个时候他要隆重推出他的哥们——阮大铖。
阮大铖与刘孔昭走近，全在酒桌上。有钱、有闲、有酒量，两个人不铁也没道理。
顺便说一句，阮大铖复出的问题上，说马士英不讲干部政策任人唯亲，那是有点冤枉的。马阮最后权倾朝野，那是后话，但硬说是马士英落实周延儒的政治交待，将阮大铖拉进弘光朝，明显是作风简单粗暴。因为首荐阮大铖的，并非马士英，而是刘孔昭。
刘孔昭的举荐工作，完全是官方特色：第一，提高认识；第二，真抓实干；第三，加强领导。
标准的官方套路，没几年道行，那就不一定能瞧得明白。所谓“提高认识”，就是说办什么事情，嗓门尽可能提高八度，以压倒性的声响，让对方接受自己的观点。嗡嗡地说给自己听，谁认识你呀？而“真抓实干”，就是什么事情指望新闻发言人打口水仗是不够的，自己要舍得动手，一爪落下去，五道血痕，千万不要做挠痒痒的假动作。如果前两招还不管用，就需要让领导出来“加强”一下了。他老人家出来走一遭还不管用，那就按癌症作后事预案吧。
崇祯十七年五月初三，此时的朱由崧身份尚为监国，尚未称帝，也就是刚刚铺开新摊子的时候。新公司筹建，首要之事当然是研究干部人事问题，朝议监国官员。就在这次朝议中，勋臣诚意伯刘孔昭举荐了阮大铖。
但是，刘孔昭的提议遭到了史可法等人的反对。
史可法反对阮大铖入朝，并非出于个人恩怨。从零星的史料来看，史可法尽管倾向东林，恩师左光斗与阮大铖的矛盾至死未解，但史可法与阮大铖并未交恶，并且二人一直互有来往。他反对启用阮大铖的重要原因，是党争局面的考虑，用错一个，影响一大片，政治风险评估是必不可少的。也因为这一点，得到了朱由崧的认可，阮大铖入朝之事，也就歇菜了。
刘孔昭却没有作罢。半个月后，史可法离京了，马士英也入阁了，解决阮大铖的任用问题的条件，应该比较成熟了。刘孔昭很负责，于是再次举荐了阮大铖。卢九德也接过刘孔昭的政治气球，趁机向朱由崧宣传阮大铖的才干。随着朱由崧的正式登基，卢九德由中都守备太监升任司礼监秉笔太监，成为了实力派，再不给阮大铖帮忙，也就太不够朋友了！
结果，皇上心动了，但外面反对的声音反而比第一次更大。
阮大铖的任命还是不能通过，这次的关卡在张慎言这里。
张慎言（1578—1646），字金铭，号藐山，山西阳城人，弘光朝吏部尚书。组织部长灭一个人，你就当供电部门拉闸吧！
搞组织人事工作，张先生那早就是一把好手。当年，出了著名的吏部尚书赵南星，那就是他推荐的。张先生也是一个为官刚直的人，大亏小亏也吃了不少，因疏弹劾冯铨遭陷害被贬，崇祯元年起用故官，张慎言才被昭雪，后迁南京户部尚书、吏部尚书，掌右都御史事。
要是北都掌事，南京吏部也就是个荣誉部门。这不，弘光朝了，张慎言的意见就不再是仅供参考了。
刘孔昭既然不肯罢休，瞄上张慎言那是肯定的了。而要实现既定目标，必须将工作推向新阶段。
朱由崧称帝的前两日，又有重要工作要集体研究。刘孔昭决定要增强火力，拉上汤国祚、赵之龙等勋臣，集体开骂张慎言。张先生是个文官，骂阵不是强项。骂急了，勉强自言自语：清者自清，清者自清……
朱由崧呢，还是好脾气，两边劝和，主要精神是请大家工作为重，文武各官，和衷共济。
刘孔昭并不想给“一把手”面子，继续展示自己的强项——袖子里，他掏出刀子。这下，张慎言慌了，后悔当年为何不少念两年书，腾出工夫练练降龙十八掌。现在，什么都来不及了，应急方案就是老鹰捉小鸡，大殿下面无规则地跑。
严肃的办公场所，弄得相当不成样子。
唱念做打一齐上，随时受不了。玩法单一的张慎言，实在弱爆了，加上身体确实不好，主动办理了病退手续。
高弘图、姜曰广这几位老同志，也看出了工作难度系数有点大，也跟着张慎言吵着要回家了。高弘图说：“臣非敢轻去，惟用人一事，臣谓可，勋臣谓不可，是非混乱，臣何能在位？”
高弘图的话中，其实包含着另一个信息：弘光朝已经不是从前了，勋臣这个过去并不参政的集团，已崛起为官场的又一势力，干部工作不是一个职能部门作主的事了。
党争与党闹，弘光朝显然比前朝更复杂。
吵闹几个回合，阮大铖复出的事还是没闹成。这个时候，只有来看马士英了。
崇祯十七年六月，马士英举荐阮大铖入朝。马士英毕竟是文人出身，说话办事不会像刘孔昭那样来蛮的，不成就与人骂街、动刀子。况且，“提高认识”、“真抓实干”刘孔昭都使过，供自己使用的也只剩下“加强领导”最后一招了。
于是，马士英上书《冒罪特举知兵之臣阮大铖共济时艰疏》。老马为何要谦虚说自己“冒罪”？因为阮大铖是逆案中人，不是“干部”身份。所以，马士英措辞很得体：“原任光禄寺卿阮大铖居山林而不忘君父，未任边疆而实娴韬略。其从逆一事，向无实际确据。其才可用，罪可宥也。请遣官立诏，暂假冠带，入京陛见，而问方略，如堪实用，可补兵部右侍郎。”
他推荐阮大铖，是有几分理由的，也不是随心所欲尽说瞎话：
第一，阮大铖是个学习型的干部，通过这些年的自学，已经成为适用的军事人才；第二，过去对他的处理，事实并不清楚，不能老揪着历史问题不放；第三，到底能不能用，面试以后再研究决定。
马士英本是朱由崧倚重的人物，既然言之有理，自然要表示接受。朱由崧同意了，高弘图不同意。高弘图（1583－1645），字研文，一字子犹，号硁斋，山东胶州人，崇祯十六年官南京兵部侍郎，继而升户部尚书。现在，是名列第三的五大阁臣。
就在阮大铖准备面试的时候，高弘图提出：干部的任命，不能违反组织程序——“须九卿会议”。
马士英是个明白人，知道高大人的这招更狠。干部任命走正常程序，我还要那么多废话干嘛？要绕过程序法，唯有坚持要急事急办、特事特办了。双方的口水战，比控辩双方都热闹。
高弘图见朱由崧没有表态，知道再争论也没有结果，也就不再吱声了。
但高大人丝毫没有退让的意思，不说不等于不做，下班之后便使了动作，结果又是一片反对声，搞得连起草文件的人都没有。
阮大铖复出之事一再受阻，不能统一认识，那只能加强领导。剩下的唯一途径，就是中旨起用。
所谓“中旨”，就是皇帝发出敕谕，不通过相关部门和正常程序，直接交付有关机构执行。中旨在历朝都先例，只是极少使用。领导行使了初始提名权，与会人员反水的毕竟是少数，呼天抢地踢领导更稀罕，何况还是非正常时期。
弘光朝显然相当地非常，使用中旨本无可厚非，只是用在了阮大铖身上，招致诸多非议。
马士英怂恿弘光帝使用中旨，也并非在阮大铖这里首开其端。用作试水的，是张有誉。
张有誉，字谁誉，江阴人，天启二年进士，崇祯年曾任饶州知府，四川按察司，很有官声。吏部尚书郑三俊，举天下廉能官五人，张有誉位居第一，被提拔为南京户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
以张有誉的声望，在弘光朝提拔重用自在情理之中。崇祯十七年八月，弘光帝中旨启用他为为户部尚书。
但这场试水同样不平静，中旨一出，群臣立刻抵制。高弘图强烈反对，吏科给事中章正宸封还诏书，其他言官亦上书反对。但这一次，朱由崧坚持了自己的意见。
继中旨启用张有誉之后，朱由崧接着以中旨起阮大铖为兵部添注右侍郎。崇祯十七年九月八日，邸报发布了弘光帝直接下达的谕旨：“阮大铖前时陛见，奏对明爽朗，才略可用。朕览群臣所进逆案，大铖并无赞导实迹。时事多艰，须人干济。着添注兵部右侍郎办事。群臣不得从前把持渎扰。”——这就是阮大铖的正式任命文件了。
阮大铖复出了，赶紧上了一份《孤忠被陷之由疏》，首先表明对魏党的政治态度，自己与他们事实上的“冰炭之不相容”。接着，阮大铖强调自己与魏大中、左光斗闹翻，是自己要维护弘光的祖母和老爸的声誉，而魏、左则倡“邪议”攻击自己……后一条，通常被视为狡辩。公正地说，拿别人家的事做文章，都是手段，不会是目的。退一步讲，阮大铖在那时做些手脚，也是三余氏《南明野史》讲的，“大铖尝渭人曰：‘我非不愿为君子，他人不许我为君子。’”
当上兵部侍郎后，阮大铖开始做起本职工作。他连上两疏，名曰：《联络控扼进取接应四着疏》、《长江两合三要十四隙疏》，展示一下自己的见识与才能，表明“臣白发渐生，丹心未老”的决心，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而“矢之天日”的态度。
事实上，阮大铖想静下心来做点事，根本做不到。中旨起阮大铖后，群臣哗然，经久不息，操爹骂娘的都有了。情绪最为激烈的，当数刘宗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