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玄宗真是一位悲剧“情圣”吗？
这种说法是评论白居易的《长恨歌》引发出来的。《长恨歌》的主旨，历来有爱情悲剧、讽喻和二者兼具三说，现在人们偏重于爱情悲剧说，认为唐玄宗以帝王之尊，居然对杨贵妃爱得那么深切，爱得那么专一，爱得那么长久，甚至不顾江山社稷倾危，在招致叛乱兵变不得不生离死别后，依然魂牵梦绕，他真是一位值得赞美的悲剧“情圣”。
对于这种说法，本读书人曹宗国很不以为然。我认为首先要把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男女关系能否称得上爱情搞清楚。爱情悲剧论者认为，白居易的《长恨歌》把一个封建帝王同妃子的爱情写得如此缠绵悱恻、天长地久，这是表现了人间爱情的复杂性；这种超越社会身份、政治属性甚至人伦关系的真爱同现实羁绊的冲突是千古遗恨。这样的爱情观当然是很现代的、很前卫的，但是，一千多年前的白居易是否有如此超前卫的用意，实在值得怀疑。江湖上流行的所谓江山美人的帝王情结，难道能视为现代意义的爱情吗？
白居易当然是擅情高手，最初其友人王质夫劝他写这个题材时就说，“乐天深于诗，多于情者也”。但白居易所擅之情，除了对琵琶女、陵园妾那种同情之外，恐怕主要还是他和小妾樊素、小蛮那种情。这样的情同“关关雎鸠”的情、“孔雀东南飞”的情，良人执戈罗敷女的情根本不是一回事，同现代意义的爱情观更不能同日而语。他写唐玄宗和杨贵妃的情只不过是将心比心而已，尽管写得爱恨血泪、碧落黄泉，但毕竟不能说成是爱情，也不能视之为宽泛意义上的正常情爱或性爱。一个70岁的老皇帝和妃子的情爱，而且是不伦的情爱，说穿了也就是情色肉欲。唐玄宗再喜欢杨贵妃，再为失去她而伤感，再思念她，也只不过是沉湎于情色不能自拔。这样的情，白居易歌之咏之、古代一些封建士大夫为之津津乐道不足为怪，但我们今天怎么能视之为多情、甚至还将其拔高为爱情呢？怎么还要说由此而产生了什么千古遗恨呢？
最重要的是，唐玄宗是否悲剧情圣，不能脱离历史的真实和《长恨歌》的文本妄加推断。
事实上，《长恨歌》文本里所写的内容，虽然极力铺张唐玄宗的多情，但他的情无非是情色肉欲。全诗开篇第一句就点明“汉皇重色思倾国”，然后就是“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侍儿扶起娇无力，始是新承恩泽时。云鬓花颜金步摇，芙蓉帐暖度春宵。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承欢侍宴无闲暇，春从春游夜专夜”。如此浓墨重彩，那有什么纯情真爱？岂不尽是一个帝王对美色的荒淫吗？其中“梨花一枝春带雨”云云，连南宋周紫芝在《竹坡诗话》也说：“白乐天《长恨歌》云：‘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人皆喜其工，而不知其气韵之近俗也”。唐玄宗的如此多情，难道就是所谓“情圣”吗？不仅如此，白居易还在诗中明白讽刺其骄奢淫逸“骊宫高处入青云，仙乐风飘处处闻”，揭露其败坏朝政“姊妹弟兄皆列土”，所以古人就看出这首诗是有讽喻意味的。
应该说，白居易的《长恨歌》并非是歌咏唐玄宗这位“情圣”，而是用唱情歌方式来记录这件先皇的过失，是一种委婉地讽喻，一种善意批评。因为唐玄宗晚年的堕落腐败实在是荒淫无道，搞得国家出大事了，发生了安史之乱，“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唐玄宗的荒淫招致朝纲颠倒、官僚倾轧、社会矛盾激化、藩属叛乱，葬送了开元之治，毁了盛唐国运。这不仅是当时唐朝的严重教训，也是一个永久的政治历史教训。处于中唐时期又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白居易对此应该有所认识，至少他也不会轻浮到拿这个沉痛的政治教训当艳史，他也没有必要掩盖本朝历史、为先皇文过饰非。腐败堕落骄奢淫逸必然导致江山动荡倾覆，这才正是历代封建王朝的长恨所在。白居易故意把历史的长恨歌当情歌唱，统治者能容许，士大夫津津乐道，妇孺童叟也可知晓，于是传唱千古，成为最生动的史鉴。我们今天来评价这首诗，也应该如此看待它的积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