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乘桴浮于海”欲去何处
孔子的“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这句话许多人都熟悉,也都知其大意。“道”之“行”与“不行”,取决于君之“贤”与“不贤”。他栖栖惶惶到处奔走到处碰壁,于是萌生“乘桴浮于海”的念头,连程子都说:“浮海之叹,伤天下之无贤君也。”(参见《论语集注》)却未见有人提出,“乘桴浮于海”,到底欲去何处?读到《资治通鉴·汉纪十三》之“班固曰”,方才惊讶地发现,孔子想去的居然是朝鲜。
文言照搬有碍大众阅读,不妨择要言之文白相间边叙边议。是否曲解走样,有疑问而又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自己去找原文核实。
班固说得最直接的话是“故孔子悼道不行,设浮桴于海,欲居九夷,有以也夫!”九夷就是与北狄、西戎、南蛮并称的东夷,“欲居九夷”并非班固之创造,此四字取之于《论语·子罕》,却鲜有人将《论语·子罕》中的“子欲居九夷”与《论语·公冶长》中的“乘桴浮于海”联系起来,并将它作为其出海之后的“欲居”之地。
班固又说:“玄菟、乐浪,本箕子所封。昔箕子居朝鲜,教其民以礼义,田蚕织作,为民设禁八条”。他说的箕子,就是商纣王的伯父,与微子、比干并称“殷末三仁”。《汉书·地理志》称“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鲜”;《后汉书·东夷列传》称“昔箕子违衰殷之运,避地朝鲜”。他在此地教民礼义,为民设禁,使民以农桑为业,“是以其民终不相盗,无门户之闭,妇人贞信不淫辟”,搞得很有成效。班固赞赏此处(东夷)民风“天性柔顺,异于三方之外”,赞赏箕子“可贵哉,仁贤之化”。这些话,不但点明孔子“欲居”之“九夷”就是朝鲜,而且说明孔子“欲居九夷”并非心血来潮,而是“有以也夫”的。
朝鲜原为燕国属地,汉初燕王卢绾谋反逃入匈奴之后,燕国人卫满在此自立为王。汉武帝时平定朝鲜,分设乐浪、临屯、玄菟、真番四郡。班固是在论述这段历史时,说到“孔子悼道不行,设浮桴于海,欲居九夷,有以也夫”的,由此亦可证“子欲居九夷”的“九夷”实指朝鲜。即从当时鲁国所在的山东半岛出海,最近的也当是朝鲜。“倭人”(日本)也属“九夷”,毕竟已在朝鲜半岛之外了。
箕子早于孔子几百年,他的治国方略不可能源于儒家,恰恰相反,儒家的治国之道,是从箕子的《洪范》中汲取过养分的。箕子治国,虽然以“礼”为先,却又不仅是礼。除“教其民以礼义”之外,尚有“田蚕织作”,这是百姓的生存之道,也是国家的经济基础;尚有“为民设禁八条”,包括“相杀,以当时偿杀;相伤,以谷偿;相盗者,男没入为其家奴,女为婢”,想要赎罪的,还须交赎金五十万,而即使被免罪为庶民,仍被人看不起,想结婚都找不到对象。这就属于法治的范畴了——《后汉书·东夷列传》说“昔箕子违衰殷之运,避地朝鲜”时,特别强调的还是“施八条之约,使人知禁,遂乃邑无淫盗,门不夜扃,回顽薄之俗,就宽略之法,行数百千年”——班固说的“仁贤之化”,包括这三条。孔子“乘桴浮于海”想去朝鲜,却是冲着“礼义”二字而去的,他主张以礼治国。
当然,汉时的朝鲜,风气已大不同于“箕子居朝鲜”之时,按班固所说,由辽东进入朝鲜的一些官吏与商人起了很坏的作用,他们看到这里的老百姓不闭门户,便在夜间进行偷盗,使当地淳朴的风俗渐遭破坏,以致犯禁者日益增多,法令也由八条增加到六十余条,似已大有“道不行”之嫌。如果孔子活到那个时候,会不会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会不会再“欲居九夷”,恐怕就很难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