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乘桴浮于海”欲去何处
孔子的“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这句话许多人都熟悉，也都知其大意。“道”之“行”与“不行”，取决于君之“贤”与“不贤”。他栖栖惶惶到处奔走到处碰壁，于是萌生“乘桴浮于海”的念头，连程子都说：“浮海之叹，伤天下之无贤君也。”（参见《论语集注》）却未见有人提出，“乘桴浮于海”，到底欲去何处？读到《资治通鉴·汉纪十三》之“班固曰”，方才惊讶地发现，孔子想去的居然是朝鲜。
文言照搬有碍大众阅读，不妨择要言之文白相间边叙边议。是否曲解走样，有疑问而又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自己去找原文核实。
班固说得最直接的话是“故孔子悼道不行，设浮桴于海，欲居九夷，有以也夫！”九夷就是与北狄、西戎、南蛮并称的东夷，“欲居九夷”并非班固之创造，此四字取之于《论语·子罕》，却鲜有人将《论语·子罕》中的“子欲居九夷”与《论语·公冶长》中的“乘桴浮于海”联系起来，并将它作为其出海之后的“欲居”之地。
班固又说：“玄菟、乐浪，本箕子所封。昔箕子居朝鲜，教其民以礼义，田蚕织作，为民设禁八条”。他说的箕子，就是商纣王的伯父，与微子、比干并称“殷末三仁”。《汉书·地理志》称“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鲜”；《后汉书·东夷列传》称“昔箕子违衰殷之运，避地朝鲜”。他在此地教民礼义，为民设禁，使民以农桑为业，“是以其民终不相盗，无门户之闭，妇人贞信不淫辟”，搞得很有成效。班固赞赏此处（东夷）民风“天性柔顺，异于三方之外”，赞赏箕子“可贵哉，仁贤之化”。这些话，不但点明孔子“欲居”之“九夷”就是朝鲜，而且说明孔子“欲居九夷”并非心血来潮，而是“有以也夫”的。
朝鲜原为燕国属地，汉初燕王卢绾谋反逃入匈奴之后，燕国人卫满在此自立为王。汉武帝时平定朝鲜，分设乐浪、临屯、玄菟、真番四郡。班固是在论述这段历史时，说到“孔子悼道不行，设浮桴于海，欲居九夷，有以也夫”的，由此亦可证“子欲居九夷”的“九夷”实指朝鲜。即从当时鲁国所在的山东半岛出海，最近的也当是朝鲜。“倭人”（日本）也属“九夷”,毕竟已在朝鲜半岛之外了。
箕子早于孔子几百年，他的治国方略不可能源于儒家，恰恰相反，儒家的治国之道，是从箕子的《洪范》中汲取过养分的。箕子治国，虽然以“礼”为先，却又不仅是礼。除“教其民以礼义”之外，尚有“田蚕织作”，这是百姓的生存之道，也是国家的经济基础；尚有“为民设禁八条”，包括“相杀，以当时偿杀；相伤，以谷偿；相盗者，男没入为其家奴，女为婢”，想要赎罪的，还须交赎金五十万，而即使被免罪为庶民，仍被人看不起，想结婚都找不到对象。这就属于法治的范畴了——《后汉书·东夷列传》说“昔箕子违衰殷之运,避地朝鲜”时,特别强调的还是“施八条之约,使人知禁,遂乃邑无淫盗,门不夜扃,回顽薄之俗,就宽略之法,行数百千年”——班固说的“仁贤之化”，包括这三条。孔子“乘桴浮于海”想去朝鲜，却是冲着“礼义”二字而去的，他主张以礼治国。
当然，汉时的朝鲜，风气已大不同于“箕子居朝鲜”之时，按班固所说，由辽东进入朝鲜的一些官吏与商人起了很坏的作用，他们看到这里的老百姓不闭门户，便在夜间进行偷盗，使当地淳朴的风俗渐遭破坏，以致犯禁者日益增多，法令也由八条增加到六十余条，似已大有“道不行”之嫌。如果孔子活到那个时候，会不会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会不会再“欲居九夷”，恐怕就很难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