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的沉默,让他探寻杨虎城之死
杨瀚，今年62岁，杨虎城长子杨拯民的儿子。1999年6月6日，遵从父亲的遗愿，他来到美国夏威夷，看望时年99岁的“少帅”张学良。
西安事变后，遭受了长达五十多年幽禁生活的张学良，于1990年获释，定居美国。当年与杨虎城一起发动的那场“兵谏”，改变了他的一生。杨瀚的突然到访，是西安事变过去半个多世纪后，张、杨两家的首次会面。然而面对眼前这位杨虎城的后人，99岁的张学良的态度却令人玩味。
“他一听是杨虎城孙子，身子抖了一下，打了个机灵，就很吃惊。然后我陪他到夏威夷的海滩去散步，一个多小时他跟我没说什么话，我当时以为他老年痴呆了。第二年他举行一百岁的生日宴会，他在台上就坐，我在台下第一排，没想到他讲话头头是道，一下就把我原来的印象推翻了。所以从那儿回来以后，我就琢磨这里面还是有些原因的。”
晚年张学良的讳莫如深，让杨瀚困惑不已。虽然身为杨虎城的后人，但在见到张学良之前，他本人对西安事变和祖父，也和大多数人一样一知半解。回国后，杨瀚开始翻阅相关的历史资料。但遗憾的是，在众多有关西安事变的书中，对“少帅”张学良的研究浩如烟海，而事件的另一主角杨虎城的命运，却大多寥寥几笔。因此，杨瀚决定走近自己的祖父，寻找那个西安事变后，被忽视、被遗忘的杨虎城。
2006年，经过多年的查阅史料和走访亲历者，杨瀚出版了祖父的传记《杨虎城大传》。这是迄今为止，对杨虎城生平记录最为详实的著作。在书的第一页，杨瀚写下了自己儿时对祖父最初的认识：
“记得在我记事后不久，初冬时分的一天，家里大客厅里正前方的桌子上摆起了一个身穿西装戴眼镜男人的大幅照片。照片前摆起了香案和一晚菠菜制作的面。当天，许多大人陆续聚集到家里。傍晚时，人们肃立在大客厅里，向这个大相片讲话，我也被叫到人前，站在最前面，和大人们一起向照片行三鞠躬礼。以后每年这个时节，都有这个活动。我长大点后从家人口中得知，照片中的人是我祖父，叫杨虎城，是个将军。来家的近百人都是他的部下。”
——《杨虎城大传》
作为将门之后，少年时的杨瀚却丝毫没有任何优越感。从小到大，父亲很少提及祖父的名字。而小杨瀚偶尔在历史课上听到杨虎城的名字时，也都会感到一种莫名的纠结和紧张。
陈晓楠：在教科书上他是绝对一个正面人物的？
杨瀚：但是当时处在文革中，是两种说法，一种说法就是烈士，一种说法就是大军阀。
陈晓楠：所以对你父亲来说，这么大的事就不向你们提？
杨瀚：他也不好提，在很长一个历史时期里面，对我父亲的评判也是这两种——烈士之后，大军阀之后。
文革中，因为出身问题，杨瀚的父亲杨拯民成了批斗对象，尾骨被打折的他，几次想要自杀。一天，几近绝望的杨拯民，突然把儿女们叫到跟前，以交代后事的语气，向他们谈起了自己的父亲。他从杨虎城领导农民起义、参加北伐、主政陕西，一直讲到西安事变后，即将流亡海外的杨虎城，与当年16岁的他诀别的情景。
“祖父对父亲说，望他安心读书。至于信仰的问题，他不反对，但是希望他把知识学好以后，社会经验再增加一些，再确定自己的政治信仰。像诀别一样的，跟他有一个教诲。”
1938年，与父亲杨虎城诀别后的第二年，杨拯民去了延安抗大，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后，历任陕西省副省长、省委书记。1998年杨拯民去世后，杨瀚遵从父亲的遗愿，两次赴美看望张学良这位祖父的故交。然而晚年张学良的沉默，却让杨瀚对祖父经历的那段历史，产生了巨大的困惑。于是，年近半百的他开始了对西安事变的研究。
西安事变前，张学良率东北军入陕，与主政陕西的17路军总指挥杨虎城，共同围剿已经濒临绝境的红军。然而由于“剿共”不力，张、杨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逐渐激化。中共趁机与张、杨接触，毛泽东亲自致信张学良，表达了愿与东北军停战，共同建立西北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提议。
然而，出于当时要依靠蒋介石在东线拖住日军的战略考虑，苏联共产国际对中共拉拢张、扬，联合反蒋的计划持否定态度。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张学良、杨虎城将蒋介石武装扣押，逼蒋停止“剿共”、联合抗日，事变震惊世界。“张杨兵谏”后，国内国际舆论几乎一边倒地持批评态度，苏共报刊也接连发表了大量抨击西安事变的文章，称张学良、杨虎城为叛徒、强盗。
“中共方面，从开始积极支持，就变成了一个调停的态度，就有所改变。开始红军方面答应了，只要局面一打开，莫斯科的援助就源源不断，而且政治方面也会有很多支持。现在一切落空，这个时候张学良就吃不住劲了，觉得压力很大。”
经过南京和中共方面的多方调停、谈判，各方基本达成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意向。但对于释放蒋介石的问题，张学良与杨虎城之间却产生巨大分歧——杨虎城认为南京方面必须做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书面保证，但张学良却坚持立即无条件“放蒋”。12月24日晚，张、杨因此发生了激烈争吵。据张学良后来回忆：俩人此生的最后一次长谈，言辞激烈，几近决裂。
“杨虎城这个人我批了他是个老粗。他这个人很时髦，后来结交很多人，他手底下很多人，差不多都是共产党，他受他们影响很大。但是，他实在，他不明白这个深刻的情形，他看事情不是看得那么深。我跟他很好，人是一个好人，也很愿意做一个爱国的人。”
——张学良生前访谈片段
1936年12月25日，张、杨争吵后的第二天，张学良突然单方面决定“放蒋”，并亲自乘机护送送蒋介石回南京，西安事变宣告和平解决。此后，被蒋介石软禁的张学良，开始了他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幽禁生活。而西安事变的另一主角杨虎城，也被流放海外，名为出国考察，实则政治流亡。这位草莽出身的陕军将领，从此开启了他充满悲情色彩的后半生。
杨虎城出国后仅一周，“七七事变”爆发，全面抗战打响。身在异国的杨虎城，在欧美各地发表抗日演说。1937年10月，流亡海外不到半年的杨虎城，主动返国。
杨虎城为什么会冒着危险回国？就连国民党主席马英九也曾对此感到好奇。2005年，他询问台湾国史馆馆长邵铭煌，杨虎城为何突然回国？但台湾方面并没有公开相关史料。杨瀚在撰写《杨虎城大传》一书时，对此进行了详细的研究。他的结论是——杨虎城回国是被蒋介石诱骗的。
1937年10月，杨虎城收到了宋子文的一封电报。“值兹全国抗敌，各方同志均纷纷返国，共赴国难，兄虽未奉电召，弟意宜自动回国，如何？”
“因为走的时候，他和蒋介石的政治联络人就是宋子文，宋子文几次代表蒋介石给他发的电报，那意思就是蒋介石说，你可以回来了。”
接到宋子文的电报后，杨虎城立刻决定回国。据随行的机要秘书米暂沉回忆，杨虎城回国前曾说：“我们发动双十二事变就是为了抗日。现在国内全面抗战已起，如我仍逍遥海外，实无脸面对中国人民。至于我回国之后，不管蒋介石怎样对待我，我决不追悔，只要问心对得起国人，死何足惜！”
1937年10月，杨虎城乘坐“冉·拉保底号”从欧洲返国。船到香港后，宋子文亲自迎接，并与其同住在半岛酒店，热情非常。11月28日，蒋介石致电杨虎城：“派戴笠迎接，到南昌相见。”
这让杨虎城嗅到了一丝不详的感觉。果然，到达南昌后，戴笠便将他软禁在梅岭别墅。杨虎城失去自由后，他的第三位夫人谢葆真，带着年仅6岁的儿子杨拯中前去探望。然而由于谢葆真有共产党背景，母子俩一到南昌，也立刻被戴笠拘捕了。
在长达半年的审讯中，谢葆真不堪忍受，出现了继发性的精神失常，半年后，才被送去和杨虎城一起关押。1938年秋，一家三口又被解往贵州的“玄天洞”。
对于杨虎城的这段囚禁生活，除了1941年小女儿杨拯国在狱中出生，和1947年谢葆真去世两件大事外，没有任何相关史料记载。杨瀚只能根据关押杨虎城遗址的环境，想象祖父一家与世隔绝的牢狱生活。
“就一个溶洞，里面盖了两个木头房子。周围全是山，所以你只能坐洞观天。苦恼的就是孩子的读书问题，我那个叔叔一天学没上过，进去时还是个孩子，一直被关到变成20多岁的小伙子了。让孩子陪着大人坐监狱，这比什么折磨都厉害。”
戴公祠，位于重庆歌乐山的松林坡上，是戴笠生前的住处。1949年9月6日，杨虎城一家被秘密押往这里。临行前，特务谎称蒋介石要在这里会见杨虎城。一路上，56岁的杨虎城根本不曾想到，他最后竟会命丧于此。
“我的叔叔就抱着他母亲的骨灰走在前面，有两个特务架着。一进门一个特务就窜出来，拿匕首就往我叔叔身上乱捅，叔叔就叫惨叫了一声爸。这时杨虎城刚进门，知道有异常，一挣扎，后面藏两个特务，又朝他一捅，就这样倒下去了。”
与杨虎城父子一起遇害的，还有一并关押的杨虎城的两名副官，秘书宋绮云夫妇，以及他们年仅9岁的儿子——“小萝卜头”的原型宋振中。
1949年底，共产党部队占领重庆后，执行谋杀任务的特务杨轻典被抓，在他的交代下，杨虎城等人的尸体才被发现。此后，中共为杨虎城举行了盛大的国葬。杨瀚的父亲，时任大荔军分区司令员的杨拯民，参加了葬礼。据他回忆，当时并没有找到杨虎城在狱中出生的小女儿杨拯国的尸体。杨瀚在调查中也发现，这个女孩其实一出生就难产死了。特务怕狱中的谢葆真再受刺激，征得杨虎城同意，给他们抱养了一个女婴。杨虎城遇难后，这个“养女”便下落不明。这也成为杨虎城身后的另一个谜团。
2006年，在河南的一个小村庄里，杨瀚找到了执行谋杀祖父任务的特务杨轻典。面对杨虎城的后人，时年八十多岁的杨轻典不禁掩面而泣。
“老头挺激动，我说想听你说说过去的事情。他说那是丢人的事，一边说眼泪就下来了。他不愿意说，我就不好逼他。我说那就算了，反正我来看看你，希望你还是能健康的多活着。”
陈晓楠：你其实去找他也是想尽可能离这个事件或者离当年那段历史近一点。
杨瀚：对，近一点。再一个就是证明这个事件的见证人还在，因为台湾有些人不承认。
2009年，在出版了《杨虎城大传》后，杨瀚又开始着手整理西安事变有关信件、电文、和档案等珍贵的历史资料。目前这份400多万字的历史文献即将集结出版。杨瀚说，他希望这些历史证据，能让后人更加接近完整、真实的历史，也更加了解那个完整、真实的祖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