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阁大库的“八千麻袋”惊动了谁
如果你进入紫禁城正门—午门，然后转身朝右走，也就是朝东走，你会看到一所院落，当然你进不去，因为院子里上着锁，还没有开放，院子很不起眼，里面的的几间平房也是“貌不惊人”，几间很平常的房间不是特别起眼，院落和房间的规模甚至还不如乡间土财主的豪华。
为什么在金碧辉煌的故宫里会有如此寒酸的地方？这又是什么地方？
此处虽然“穷矮挫”，但是里面办公的人却是“高富帅”，而且房间名称十分霸气———内阁大堂。
内阁是明清时期中央政府的最高办事机构，那可如同现在的“中央商务区”，内阁中的大学士地位类似于宰相，那权利可是十分大，相当大。可他们的办公场所与前三殿后三宫相比，那简直就如同潘长江和姚明比身高，贾玲和林志玲比颜值。原因很简单，皇权需要加强，相权需要减弱，相权不能大于皇权。
内阁大堂逼仄到什么程度，咱们来看一看。
大堂南向3间，东西两厢各3间，皆硬山顶，覆黄琉璃瓦。坐东面西者为汉票签房，中1间为侍读拟写草签处，北1间为中书缮写真签处，南1间为收贮本章档案处；坐西面东者为蒙古堂。汉票签房之南、南向面城垣者为汉本堂，3间；蒙古堂之南，南向面城垣3间为满本堂，满本堂之西为祝版房，缮写大祀祝版之处。大堂前安屏门4扇连垂花门，有墙垣与东西两厢相隔。堂之东西各有耳房4间，皆灰瓦硬山顶，东为满票签房，西为稽查房。堂后为内阁大学士斋宿之所，其东为满票签档子房、典籍厅。 内阁大堂东侧叫内阁大库，也是一个院。这个内阁大库档案，明朝的档案，大部分焚毁，现在留存得很少。但是清朝内阁大库基本保存下来了。
这个内阁大库里的到底存放着哪些宝贝？我大概分了一下类别。
首先来普及一个名词——大内档案。看过周星驰电影《大内007》的影迷都知道，有个词语叫做“大内高手”，所谓“大内”，《品字笺》中记载：凡人寝室，皆曰卧内。而天子之禁中，则曰大内。所以大内就是指紫禁城，那当然所谓“大内档案”，是指存放在紫禁城内阁大库的档案。清代内阁，在雍、乾之前，为国家庶政中枢，雍、乾之后，虽军政大权旁落军机处，但仍为清帝承宣谕旨、进呈题奏、举行典礼及收藏档案文书的重要机关。这里面的文物主要可以有以下几大分类：
1、满文木简
这里有大清朝最早的一种档案，刻有满文的木简。可惜的是现在这种木简仅存26块。已经是清朝了，纸张早就普遍使用了，为什么还有木简呢？这是因为大清朝初时，由于战事频繁，又地处关外，纸张极其稀少，于是满族人想到用木简记事。档案中的满文木牌是传递作战消息的，上面记载了大清朝太宗皇太极的弟弟武英郡王阿济格等将领，在与明军作战时追杀敌军的情况。满文是满族人借鉴蒙古文创立的一种拼音文字，入关后又进行了改进。作为清代官方文字之一的满文，皇帝和满族官员必须掌握。现在清代档案中，约有200多万件是用满文或满汉两种文字写成的。在那些普通人看不懂的满文档案里，也许还隐藏着更多的秘密。
2、各种地图
内阁大堂中有个库房叫做舆图库，收藏在这里的明清时期各类古图近万幅，很多都是稀世珍品。
比如《金沙江上下两游图》，这是现存最长的古代图卷，全长77.4米。这幅图卷画的是金沙江上下游的水利图，江中各滩的距离、沿江集市村镇等都标得清清楚楚。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稀世珍品《皇舆全览图》也在其中。这是我国第一套用近代科学方法实地测量绘制的全国地图，也是清代地理学的最高成就，今人对清代科技史特别是地学史的研究，就离不开这幅图。早在明万历年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把就把描绘全球的地图《坤舆万国全图》带到了中国，但是近百年后，《康熙皇舆全览图》才出现。其间经过明清易代的大震荡，又经过历法之争的反反复复，直到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终于进入清钦天监，并成为康熙皇帝的西学教师，《康熙皇舆全览图》的勘绘才具备了条件。南怀仁在康熙朝服务了20年，“康熙皇舆全览图”是中国第一幅绘有经纬网的全国地图。聘请西洋传教士经过经纬度测量绘制而成。其中，实测经纬度值的地点有六百余处，多处使用三角测量法，并使用少数的天文测量法。此地图在中国地图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自清朝中叶至中华民国初年国内外出版的各种中国地图基本上都渊源于此图。
3、圣旨和朱谕
我们对圣旨肯定是不陌生了，圣旨是对皇帝发布的各种指令的笼统俗称，通常分为诏书和谕旨等。只有遇到重大政典，如皇帝传位、登基、大婚、册立皇后等，需要告知全国臣民时，才会颁布诏书。
皇帝平时针对某一具体事情或大臣的请示而发的命令批示，都称谕旨，多是由大学士或军机大臣草拟，呈送皇帝审阅、修改，而后发出。
诏书、谕旨都是公文，难免官样文章。还有一种皇帝以朱砂笔亲自书写的“朱谕”，许多属于便条，反而更能体现皇帝本人的情感。
比如有这样一件“朱谕”在历史上很有名：雍正二年，朝廷要从山东、河南两省买小米（不是手机），运往江南卖。这时河南巡抚田文镜上奏，说江南一带不吃小米，改运小麦为好，于是雍正批准了。但是，户部尚书张廷玉和吏部尚书朱轼（估计这馊主意是他俩出的）说，小米煮粥好吃得很呐，南方人也一定爱吃的。.雍正一想也有理，于是让山东省按照原计划往江南运小米。
结果悲剧了，小米在江南无人问津……雍正觉得很没面子，毕竟这是以朝廷名义发出的指令。于是他指责朱轼、张廷玉故意刁难，连平常看不惯田文镜的年羹尧、隆科多也一起骂了（躺枪啊！），还让山东巡抚陈世倌把积压的小米卖掉“着陈世倌照依时价在江南地方自行发卖，其不敷之，着草率办事之陈世倌赔补”。
当然，与此同时，雍正也狠狠表扬了河南巡抚田文镜，夸他“办理尽心”“实心办事”。本是一条关乎生活常识的小建议，居然受到了如此赞誉，而好几位大人都因此挨了骂，田文镜的心情恐怕不是“喜大普奔”“诚惶诚恐”能形容的。于是他在给雍正的回折中，极尽感激奉承之语，比如“不胜感激涕零”“知遇之隆超越千古”“生生世世捐糜顶踵犹恐不足以仰报”，同时也说自己“愚昧无知”，能把事情办对“此皆叠蒙圣恩多方教导”。雍正收到回折，估计被拍得很爽，便写下了这条著名的批示：“朕就是这样汉子，就是这样秉性，就是这样皇帝。尔等大臣若不负朕，朕再不负尔等也，勉之”。就是说，朕用人就是这样，赏罚分明，你们不负我，我也不会亏待你们，好好干吧。
4、160万份奏折
清代还有一种更为机密的文书———奏折。奏折最早出现于康熙时期，开始时就像君臣间的私人通信。雍正时期，奏折成为正式公文。乾隆初年形成相应文书制度，皇帝朱批后，先交军机处抄录副本备查，原件发还本人阅看后定期缴回宫中保存。档案馆收藏了皇帝批示奏折70余万件，副本达90多万件。
比如清末四大奇案之一“杨乃武与小白菜”。相关题本和奏折都详细叙述了案件经过，案情从一个豆腐店伙计暴病死亡开始，案件审理过程极其曲折，历经数年，县、州、省级许多官员受到处分。杨乃武与葛毕氏也就是小白菜最终被平反。
5、皇帝家的户口本
皇帝家的户口本专业名称叫玉牒，就是清代皇室的族谱，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历史资料。为维护皇权，大清朝皇帝把纂修皇室族谱看作一件大事，规定每十年重修一次。现在档案馆存有各种玉牒2600多册，整整一个库房。
清代玉牒以太祖努尔哈赤的父亲塔克世为大宗，大宗又分近支和旁支，皇帝的直系亲属都属于近支，称为宗室，近支的玉牒是用黄绫做封面。非直系亲属为旁支，满语叫觉罗，玉牒为红绫封面。每次所修玉牒都要抄成满汉两种文本。清代玉牒还有一个特别之处，就是设有专册记录皇族女子，这是大清朝以前所有朝代都没有的。
每次重修皇室族谱，都要把新生人口添加进去，这样玉牒就越来越厚。1921年，溥仪小朝廷最后一次修订的宗室玉牒共7000页，记录了清代宗室男性10余万人，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一份族谱。
6、上百幅大小“金榜”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还保存着大清朝的大、小“金榜”上百幅，这是极为稀罕的史料。
所谓金榜，就是科举考试中最高一级考试殿试的成绩排名榜，小金榜是送给皇帝看的，大金榜一般长约15米至20米，满汉文合璧。考试结束后，文武科金榜分别悬挂在东西长安门外，昭示天下。
当然这只是一个大概的分类，里面的宝贝可不止这几类。假如一个人每件档案看一分钟，每天连续不断看8小时，那么全部看完需要60年时间，清王朝268年间的秘密档案，共一千多万件全部存放于此。
如果把这些档案用大麻袋把他们装起来，得用多少个麻袋？对，这个麻袋数量就是题目中所说的“八千个”，这里面的每张纸都可以说价值连城，为什么要用麻袋把他们草草装起来？这可是一个“孩子没娘，说起来话长”的故事。
1898年清廷已经是风雨飘摇了，安放档案的内阁大库，由于年久失修，档案都暴露到外头来，有的流散出去，有的是日晒雨淋，很快便生了霉斑
1909年(宣统元年)，为整修内阁大库，朝廷决定将所存大批档案移出库外等待焚毁。这事被著名考古学家罗振玉知道了，他当时为清朝学部参事。一天，他赴内阁办事，见库房档案文籍如山。顺手取来一束，打开一看，是关于督漕的奏摺，又打开一份，是一份征金川的奏摺，都是颇有价值的。他赶紧请张之洞奏准罢毁。张当时是大学士、军机大臣，兼管学部，他于是就委派罗振玉处理这批档案。罗将其中一部分主要是历科殿试卷收藏于学部后楼，其他档案装成了八千麻袋，移到清王朝所称太学的国子监敬一亭里
辛亥革命爆发后。北洋军阀政府在1912年打算建立历史博物馆，就在国子监成立了筹备处，内阁档案是它的基本藏品。后来，博物馆筹备处迁到故宫午门楼，档案也随之移至午门外朝房里，并有一部分堆在端门的门洞里。但是这些麻袋仿佛常常减少，因为工役们不是国学家，所以他们将里面的宝贝倒在地上，单拿麻袋去卖钱。是不是很符合那个成语——买椟还珠。当时任历史博物馆筹备处主任的胡玉缙，曾经是京师大学堂的教授，他深怕这些麻袋缺多了，更怕着火，所以忙到教育部请示如何处理这批档案。
当时教育部专管这类事情的是社会教育司，司长叫夏曾佑，是位历史学家，熟于“中国历史”。他知道，中国的一切事，是万不可“办”的，即如档案罢，有很多敏感的问题，一办就出事，所以他就采用一个计策：拖。拖拖拉拉，左拖右拖，迁延时日，不觉几年过去了，“麻袋们”就由安稳地躺了好几年。
1918年，教育总长换人了，一个名叫傅增湘人当了教育总长，他下令开始整理这批麻袋。奉这位傅总长的指派，教育部佥事（官职名）的和另外一人，搬了二十麻袋到教育部来进行挑拣。
而这个教育部佥事不是别人，正是近代文豪——鲁迅。对此事，鲁迅曾专门写过一篇文章《谈所谓“大内档案”》，里面谈及自己挑拣档案的过程，下面内容摘自这篇文章。
“他（傅增湘）就发一个命令，教我和G主事〔（作者隐去姓名）试看麻袋。即日搬了二十个到西花厅，我们俩在尘埃中看宝贝，大抵是贺表，黄绫封，要说好是也可以说好的，但太多了，倒觉得不希奇。还有奏章，小刑名案子居多，文字是半满半汉，只有几个是也特别的，但满眼都是了，也觉得讨厌。殿试卷是一本也没有；另有几箱，原在教育部，不过都是二三甲的卷子，听说名次高一点的在清朝便已被人偷去了，何况乎状元。至于宋版书呢，有是有的，或则破烂的半本，或是撕破的几张。也有清初的黄榜，也有实录〔的稿本。朝鲜的贺正表，我记得也发见过一张。 我们后来又看了两天，麻袋的数目，记不清楚了。”（鲁迅《谈所谓“大内档案”》）
鲁迅详细的记录了挑选过程，而且特别记录搜拣过程中，教育部官员们经常在故纸堆中来往，有时将桌上拣出的东西拿走，送还时，往往比先前少一点。有的则边检查边塞到洋裤袋里。以后又清理了几次，反正不少人来“顺手牵羊”。一些工役们也手持长棍，搅着，拾取些黄绫表签之类的东西。
但是“八千麻袋”的噩运还没有就此停止，到了1921年，教育部、历史博物馆以经济拮据、经费紧张为由，，将这八千麻袋视为废纸，以4000银元的价格出售给北京西单同懋增纸店，以作重新造纸的原料。这种纸有个专业名称——还魂纸。
也就在同年2月，罗振玉获悉纸店出售部分档案，甚感惊讶与痛心。他随即以三倍于原出售价4000银元的12000银元买回这批档案。他专门雇用十多人对这些档案进行整理，从中发现满、蒙文的辽、金、元事例的秘稿史册，内容涉及“边务战事”的明代题本稿，清初开国要略，清代皇帝的朱谕批折，以及同朝鲜、琉球、安南等的题表档案等，颇有历史价值。
过了几年，北洋政府财政稍微好一些，他们又想从罗手中购回这批档案。清史馆也想要，海外也在窥伺。罗振玉均不允，1924年，罗振玉将它倒卖给了李盛铎，而此人的身份是前驻日公使、新参议院议长、大藏收家。此次出售价格是1.6万元，分量约12万斤。
李盛铎又在里面淘了一次，并将其中6万件给了溥仪。但他也没有力量把所有麻袋都检视一遍。后来只能又以1.8万元转卖给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此时的档案约10万斤，搬来倒去，十分杂乱，完整的约五分之一。抗战前夕，该所将部分档案携至南京，几经周折，最后迁到台湾。
在大陆剩下的大约5万斤，约1700麻袋，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财产，仍存放在午门楼上。这1700个麻袋一直躺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
又度过了新中国的九年，直到1958年，国家档案局成立3年多了，认为不能再让“麻袋们”睡大觉了。于是，国家档案局于当年3月份给国务院写了报告。几天以后，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习仲勋批示，同意清理。
在习仲勋的批示下，大规模的清理分两次进行，第一次清理从3月12日开始。承担清理任务的是档案局的全体共青团员，他们利用业余时间，奋战百日完成任务。为了保存资料，记录在案，清理过程拍成了电影。
第二次清理参加的人员更多，有国家档案局的干部，全国档案学习班的学员，北京艺术学院的学生，还有北京市22中、23中、31中、43中的高中学生。这次清理工耗时三个月。
这次清理更加细致，最后，把清除的残件进行了分类，装成三百多袋，可是完整的不到十袋，八千麻袋，最后留在大陆的竟然不到十件，实在是是让人扼腕叹息的。
1958年9月25日，国家档案局给国务院写了清查报告，至此，这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八千麻袋大内档案事件”终于完结了。这批整理成卷的档案，存放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里。
八千麻袋，历史浮沉，八千麻袋的命运是个和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文物只有在太平盛世才能绽放出灿烂的光辉，谨愿，这批档案不再有波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