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乃武案审结奏折简述
清末杨乃武与葛毕氏（小白菜）合谋毒死亲夫葛品莲案，自同治十二年（1873）十月事发至光绪三年（1877）三月全部处理完毕，历时三年半。此案经浙江馀杭县知县一审，杭州府知府二审，浙江省按察使并巡抚衙门三审，钦差四审，刑部终审，共五次审理，最终谳明真相报结。该案事发偶然，当中并无索贿、教唆、挟私报复等情事。惟各级官员臆断、刑讯、懈弛、回护等多因酿成一果。
杨乃武案被列为清末四大奇案。本人以为其“曲折”胜于“奇处”。该案自始至终为朝野瞩目，案情版本流传众多。民间有《清代野记》、《馀杭大狱记》等个人笔记载述之。名宦翁同龢《翁文恭日记》，名流李慈铭《越缦堂日记》及《光绪东华录》等亦有记录。其中尤以清人沈桐生所辑《光绪政要》中有关杨乃武案较为详备，里面的奏折文牍具有档案史料价值。民初名流黄濬将以上各说分两篇载入其《花随人圣庵摭忆》，搜罗较全。此案枝蔓曲折，细说颇费篇幅。本人读黄濬所辑材料，尤对刑部尚书皂保审结奏折甚感兴趣。该奏折行文缜密、线索清晰、剖辟切理、拟处有据，可谓一篇详实的审结报告。又及“谕旨”提纲挈领明辨洞彻，亦颇可一读。
《光绪政要》云：“（光绪）三年二月，刑部尚书皂保等奏平反重案，按律定拟事：窃臣钦奉谕旨……”之后皆系皂保所述案件情节、审理过程、证据采信、拟处判决等文字。本篇不专门叙述案情，惟以涉事人员为条目，择录皂保奏折原文并附加本人说明。坊间传闻、无据之谈不取。
1、杨乃武：“杨乃武讯无与葛毕氏通奸确据，但就同食教经而论，亦属不知远嫌，又复诬指何春芳在葛家顽笑，虽因图脱己罪，并非有心陷害，究系狱囚诬指平人，有违定制，律应杖一百，业已革去举人，免其再议。”
以下援引皂保奏文中之“讯”字，皆系讯问审理之意。杨乃武乃馀杭县举人。同治十一年（1872）四月，本案死者葛品莲与其妇葛毕氏租赁杨乃武房屋同院居住。葛品莲为豆腐坊伙计，时常宿店中。杨乃武有时教葛毕氏读书并曾一起用餐，且不避讳他人。十二年闰六月，杨乃武欲增加房租，葛品莲与葛毕氏便另租房搬走。此后杨乃武与葛毕氏并无来往。此即为皂保奏折中“但就同食教经而论，亦属不知远嫌”所指。杨乃武遭诬陷而受刑，曾顺口说出有何春芳者在葛家与葛毕氏玩笑。此即为“诬指何春芳，虽因图脱己罪，并非有心陷害，究系狱囚诬指平人”之来源。杨乃武遭告后，依例，对举人不得刑讯。知县刘锡彤遂奏请革去杨乃武举人功名。杨乃武上述行为本该“杖一百”，但念其已被革去举人功名，遂免，且不恢复举人身份。
2、葛毕氏：“葛毕氏提供杨乃武商令谋毒本夫，讯由畏刑所致，惟与杨乃武同居时不避嫌疑，致招物议，众供佥同，虽无私奸实据，究属不守妇道，不应重律，拟杖八十。”
杨乃武蒙冤，系葛毕氏受刑后随口编造与杨乃武谋杀亲夫所致，而且几次供述相同。“同居时不避嫌疑”指葛、杨同院居住时杨乃武教其读经书并曾一起吃饭事，及葛毕氏平日行止略有轻浮之处。
3、刘锡彤：“此案刘锡彤因误认尸毒而刑逼葛毕氏，因葛毕氏妄供而拘拿杨乃武，因杨乃武妄供而传讯钱宝生，因钱宝生被诱捏结而枉葛毕氏、杨乃武死罪，以致陈鲁草率审详，杨昌濬照依起结，胡瑞澜迁就复奏。历次办审不实，皆轻信刘锡彤验报服毒，酿成冤狱，情节显然。……已革馀杭县知县刘锡彤，虽讯无狭仇索贿情事，惟始则任听仵作草率相验，继复捏报擦洗银针，涂改尸状，及刑逼葛毕氏等诬服，并嘱令章濬函致钱宝生诱勒具结，罗织成狱，仅依失于死罪未决本律拟结，殊觉轻纵，应请从重发往黑龙江效力赎罪，年逾七十，不准收赎。”
刘锡彤系馀杭知县，该案第一责任人。本人归纳其失处如下：（1）、接到死者葛品莲母亲报案后，轻信邻里捕风捉影之猜测把葛毕氏列为嫌疑犯。随后对葛毕氏拘拿刑讯，致葛毕氏承受不住皮肉之苦而随口诬供出杨乃武。（2）、带领本县仵作（旧时验尸官）沈祥验尸时未严格按程序执行，对所用试毒银针未用皂角擦拭干净，且轻易得出“中毒”结论。（3）、事发后，涂改“尸格”（验尸报告），将“口鼻流血”改为“七窍流血”，且谎称银针经过擦拭。（4）、凭葛毕氏供述拘拿杨乃武，且经革去举人功名后对杨用刑，致杨乃武屈打成招。（5）、刘锡彤及仵作认定死者系砒霜中毒，便追问杨乃武砒霜来源。杨乃武畏刑，便回忆曾路过仓前镇某钱姓爱仁堂药铺，随口说“买得钱宝生铺内红砒霜四十文，交给葛毕氏”等语。杭州知府陈鲁命刘锡彤录取药铺卖砒霜证据。刘锡彤担心爱仁堂药铺掌柜钱宝生不认，便恳请府衙幕友仓前人章濬给钱宝生写信，嘱其不必害怕，只说明情况即可。钱宝生来到馀杭县陈述根本没卖过砒霜，而且自己名字曰钱坦，从无钱宝生之名。刘锡彤遂开导钱宝生，发誓绝不拖累他。钱宝生不知此事涉及命案，以为买砒霜仅为毒老鼠，便依杨乃武所述出具卖砒霜虚假证言。刘锡彤并未让钱宝生与杨乃武对质，仅将钱宝生单方“证言”送交杭州知府陈鲁作为定案依据。（6）、刘锡彤仅根据不实证据，拟判葛毕氏凌迟，杨乃武斩立决，钱宝生杖责。（7）、省按察使蒯贺荪及巡抚杨昌濬审查时，命候补知县郑锡滜赴馀杭县密查。刘锡彤仍照原样禀复，无视且放过纠错改正机会。（8）、刑部将此案提审至北京后讯问刘锡彤，刘仍坚称不改。
刘锡彤身为知县审案，按律其罪过有三：（1）州县官审理可能判处死刑凌迟重案，且业已定罪报解上一级衙署，此错判行为称“失入”人罪。与此相对者称“失出”。术语合称“失出入人罪”。因过失将无罪者判为有罪，将轻罪轻者判为重罪，称“入罪”。将有罪判无罪，将重罪判轻罪称“出罪”。出入人罪分故意与过失，失入即表示过失。犯出入人罪者之量刑，以所出入人罪之轻重为标准。刘锡彤过失入人凌迟死罪，属于此罪中情节严重者。（2）因验尸验伤与实情不符，而影响判决结果者，按失入人罪论。首领官减吏典仵作刑一等处罚。刘锡彤属于首领官，当治罪，比照仵作减一等量刑。（3）承审官草率定案，证据无凭，枉入人罪者，革职。刘锡彤失入人死罪，幸好犯人未执行死刑，故只判其流刑（发黑龙江且不得赎回）。
4、陈鲁：“杭州知府陈鲁，于所属州县相验错误毫无觉察，及解府督审，率凭刑讯供具详定案，复不亲提钱宝生究明砒霜来历，实属草菅人命。……应依承审官草率定案证据无凭枉坐人罪例，拟以革职。”
陈鲁系杭州府知府。本案砒霜来源就是在陈鲁审查时杨乃武随口说出的，陈鲁本该传讯药铺钱宝生亲自核实，他却将此事交给刘锡彤，致使刘锡彤诱骗钱宝生承认卖过砒霜。陈鲁失察渎职，不亲自核实证人证言及相关证据，只听汇报看材料，轻信下属因刑讯所录口供。其行为属于缺乏证据而草率定案，失入人罪，革职。
5、杨昌濬、胡瑞澜：“巡抚杨昌濬，据详具题，不能查出冤情，京控交审，不能据实平反，意涉瞻徇。学政胡瑞澜，以特旨交审要案，所讯情节既有与原题不符之处，未能究诘致死根由、详加复验，草率奏结，几致二命惨罹中辟，惟均系大员，所有应得处分，恭候钦定。”
杨昌濬，字石泉，系浙江省巡抚，对一省政务负总责。“京控交审”指案犯家属至北京申诉，朝廷受理并下旨彻底审查。省按察使蒯贺荪审谳此案时杨昌濬亦亲自参，并派候补知县郑锡滜赴馀杭县密查，而郑锡滜未履行密查之责。杨昌濬身为一省巡抚或有袒护本省官员之念，审查案件时难免过于轻信本省各级职官。致错案未得审明。
胡瑞澜系省学政主管一省教育。清制，省学政不属于地方职官系列。胡瑞澜职任礼部侍郎，学政一职系中央派至地方临时担任。朝廷特旨胡瑞澜复审此案，其身份为钦差。钦差系一事一结并非地方实力大员。通常情况下，钦差一般不轻易得罪封疆大吏。所以在复查该案时，胡瑞澜过于信任或迁就地方职官。
鉴于杨昌濬、胡瑞澜均系大员，皂保奏折中未拟定处理意见，恭候钦定。对于皂保所奏，上谕云：“巡抚杨昌濬，据详具题，既不能查出冤情，迨京控复审，又不能据实平反，且于奉旨交胡瑞澜提讯，复以问官并无严刑逼供等词哓哓置辩，意存回护，尤属非是，侍郎胡瑞澜，于特旨交审要案，所讯情节既与原题不符，未能究诘根由、详加复验，率行奏结，殊属大负委任。杨昌濬、胡瑞澜均著即行革职。馀著照所拟完结。人命重案，罪名出入攸关，全在承审各员悉心研鞫，期无枉纵。此次葛品莲身死一案，该巡抚等审办不实，始终回护，几至二命惨罹重辟，殊出情理之外。嗣后各直省督抚等，于审办案件，务当督饬属员悉心研究，期于情真罪当，不得稍涉轻率，用副朝廷明慎用刑至意。钦此。”
6、蒯贺荪：“按察司蒯贺荪失入人罪，本干律例，业已病故。湖州知府锡光等复审此案，尚未拟结，均免置议。”
蒯贺荪系浙江省按察使，俗称臬台、臬司，系一省谳狱司法主官。朝廷谕旨“交杨昌濬同臬司亲提严讯，委湖州知府锡光等详鞫”，当时杨乃武、葛毕氏皆称冤枉，当堂翻供，而蒯贺荪与杨昌濬均未引起足够重视。案中，蒯贺荪卒，故不做追究。湖州知府锡光参审，他尚未出具个人意见，故免议。
7、沈祥：“仵作沈祥辨验不真，因口鼻内有血水流入眼耳，认作七窍流血，十指趾甲灰暗色，认作青黑色，用银针探入喉咙，作青黑色，致将发变颜色误作服毒。……此案仵作沈祥，率将病死发变尸身误报服毒，致人凌迟重罪，殊非寻常疏忽可比，合依检验不实，失人死罪，照例递减四等，拟杖八十，徒二年。”
该案葛品莲死亡时间系十月九日下午，刘锡彤带领仵作到现场时为十一日中午。当时虽为初冬，但南方天气温暖，十日夜间尸体已开始变软，口鼻内有痰血流出。十一日中午，沈祥验尸时见尸体发软，言称像鸦片中毒症状（现代法医学：人死后僵硬称“尸僵”，尸僵期过后即为“尸腐”。此尸体发软系已尸腐，而非中鸦片毒所致）。验毒银针亦未用皂角擦拭，沈祥不能确定死者所中何毒，遂含糊报称“服毒身死”。他未料到此案可能失入人凌迟重罪，属于重大疏忽，故拟判“杖八十，徒二年”。
关于仵作职守问题，本人录一段祝善诒《馀杭大狱记》所载情节存此。该案全部涉案人员及证据提解北京后，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三法司及顺天府所辖州县仵作悉数到场验尸。一老仵作取死者囟门骨一块儿对着太阳一看，即唱报：“此人实系病死，非服毒也。”遂斥责沈祥道：“你验尸时看见什么了就确定是中毒死亡？”沈祥答：“我等原不肯填写验尸单，然而长官意见不敢不遵。”老仵作道：“这是什么话！长官不懂验尸，全靠吾辈悉心区别。即便长官有其他想法，亦应该力争，你充其量不过革职。而你怵于长官权威故意迁就，以让别人获罪取媚长官，等于杀人。”
8、沈彩泉：“刘锡彤门丁沈彩泉，在尸场与仵作争论坚持砒毒，实属任意妄为，合依长随倚官滋事怂令妄为累及本官罪致流者与同罪律，拟杖一百流三千里。”
沈彩泉系刘锡彤门丁，即仆役随从。“长随”在明代系宦官名，清代指官场所雇佣之仆人。在现场验尸时，仵作沈祥怀疑死者系烟毒。沈彩泉听人传言死者暴亡系葛毕氏毒死的，便先入为主随口妄言。大烟中毒一般是吞服自杀，不合投毒状况，沈彩泉遂在现场与仵作争议不是烟毒。他纯属捕风捉影无端生事抖机灵儿，致其本官刘锡彤获罪流刑。依例，他与本官同罪，故拟判处“杖一百流三千里”。
9、边葆诚、罗子森、顾湛恒、龚世潼、郑锡滜：“宁波知府边葆诚、嘉兴知县罗子森、候补知县顾湛恒、龚世潼，经学政委审此案，未能彻底根究，依附原起；候补知县郑锡滜，巡抚派令密查案情，并不详细访查，率以无冤无滥会同原问官含糊禀复，厥咎惟均，俱应依承审草率定案证据无凭枉坐人罪例，各拟革职。”
朝廷特旨学政胡瑞澜复审此案时，又调边葆诚、罗子森、顾湛恒、龚世潼随同审理。此四人显然未尽同审之责，习惯惟依附长官意见，草率附会以致被革职。
10、沈喻氏：“沈喻氏因伊子速死可疑，喊求相验，并未指供何人谋毒，与诬告人谋死人命不同，且府谳时妄供盘出谋毒各情，系由痛子情切所致，应与诬告人死罪未决满流加徒律上量减一等，拟杖一百总徒四年。”
沈喻氏系死者葛品莲之母，本名葛喻氏，葛品莲之父死后改嫁沈体仁，遂名沈喻氏。葛品莲死亡前，沈喻氏在场。葛品莲咽气后她给儿子换衣服，查看尸体毫无异样，对医生诊断“痧胀致死”并无疑意。后有人说“速死可疑”，沈喻氏联想起他人议论葛毕氏轻浮，便怀疑有别情。遂以儿子死因不明于十月十一日晨，请人代写状子到县衙正式报案。当她听说葛毕氏供认谋毒自己儿子，虽心中明知情节不符，而急于为子报仇，即附和葛毕氏所供述，如此就与她报案时所陈述内容相抵触。报官时，沈喻氏只请求验尸，一不知是否中毒，二不知何人投毒，三不知所谓杨乃武、葛毕氏合谋。之后沈喻氏并不知葛毕氏所供乃刑讯所逼，便随之改变说法，致诬陷他人酿罪。好在被诬陷者未被执行死刑，故判处沈喻氏在流刑下减一等，即徒刑。徒刑最高三年，加徒即“杖一百，总徒四年。”
另，皂保奏曰：“臣等诚恐原审各员有怀挟私仇勒索教供情事，讯据杨乃武，坚称伊与知县及役吏人等素无干涉事件，毫无嫌怨。研诘刘锡彤，供与杨乃武无仇，实系葛毕氏自行诬报，且杨乃武于十一日夜间甫经到案，次日即行详革，如果意在索诈，自必缓办详文，既欲挟案作赃，断不肯未及十日即行解府，审办委无勒诈重情。质杨乃武，亦称前供既得串诬索诈等情，系因图脱己罪，捏词妄诉，并无其事，实不能指出诈赃确据。……并据葛毕氏供，因县官刑求与何人来往谋毒本夫，一时想不出人，遂供将从前同住之杨乃武供出，委非挟嫌陷害，亦非官役教令诬报。并据刘锡彤供称，卖砒之钱宝生，系凭杨乃武所供传讯，如果是伊串嘱，断无名字不符之理。现经钱宝生之母姚氏供称，伊子名唤钱坦，向无宝生名字，铺伙杨小桥供亦相同，可为杨乃武畏刑妄供之证。”
以上系皂保就此案是否涉及索贿、教唆、挟仇报复等情节的查证过程及结果，诸情事皆不存在。至于坊间传闻刘锡彤之子与杨乃武争风吃醋，杨乃武与葛毕氏相好等属街谈巷议，本人未见官方文献载述。
此案最终审明原因有三：1、清代最重命案。朝廷恪守“勿杀一不辜”之古训，屡下“人命重案”、“彻底根究”、“悉心研究”、“毋稍含混”等谕旨，督导审办。2、都察院御史及刑部司官几次奏请严查。3、杨乃武妻杨詹氏及胞姐叶杨氏两次到刑部及都察院申诉，即所谓“京控”，引起刑部司官及御史重视。
有人认为，此案得以昭雪有司法、政治双重原因。司法原因即古人慎杀之传统。政治原因则是枢臣与疆臣权势较量。朝廷不允许地方大员把持一方、拥权自重、袒护下属。本人以为不论出于何种原因，每个案件公正审理的结果最重要。司法与政治原本一体，司法清则政治明。就寻常百姓而言，惟冤屈能够昭雪正义得到伸张才事关切身又耳目可及。其他高调大言非妄即虚真假难辨，不关百姓事。至于枢臣、疆臣间权力分配制衡，非局外人所能置喙，多言无益亦无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