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一直想不太明白自己为何如此钟情于宋词。在词的生活化方面，喜爱的程度甚至超过了对唐诗的喜爱。原先以为那是因为词脱掉了诗的庄重礼服，换上便装，可以没有顾忌地尽量抒发自己心底蕴蓄的私情，真实、自然、率性的缘故。但最近看了《大宋文臣的非正常生活》一书，才恍然明白，其实，在心底，是艳羡宋代文人在词中所表达的诗意化的生存方式。
《大宋文臣的非正常生活》一书的作者王镜轮说，“我看来，在唐、宋、明三个朝代中，宋代文人是对天地自然与人的心灵最有感应的一群人，唐代文人的生活环境受太多的马蹄和尘土的影响，不够舒适，对心灵的感受不如宋人细致，因为来不及；明代有太多的禁忌，又要背诵太多前人的优秀篇章，影响到他们的自信。再者我认为，看一个社会文明程度高不高，一个指标就是要看其中文化人活得悠闲自在与否。”确实，太祖誓不杀士大夫的律令，使宋朝文臣活得比其他任何一个朝代的文职官员都自由、潇洒甚至大胆。在宽松的环境下，宋代的许多文人过的是一种回归自然的逸趣人生，诗意、真实，浪漫，是一些最能与“天地精神往来”的人。
而今的我们，生活中行色匆匆，能有闲暇远离尘嚣走进自然怀抱的机会已然很少。可宋代这些文人的生活，一部分就是陶醉在大自然里。春天花发，他们便赏花春游。尤其是第一批花儿开放，文人们是没有理由不陶醉的，于是，一定要约了友人花下摆酒，不如此就是对花儿的怠慢。不仅赏花，还要头上带花，令人觉得好笑的是，这些带花的男人，都是年纪不轻的男人，想想看，满脸皱纹，头发稀疏的男人带上花是怎样的情景。譬如咱们熟悉的苏东坡，中晚年就开始谢顶，他三十几岁他就自称“翁”，可他在诗中说自己“老来簪花不自羞。”何止苏东坡，那时从皇帝到大臣，都是这样爱花惜花，皇帝本人总是率先把花儿戴在头上，于是大臣们也纷纷效仿，君臣共簪花，是当时京城春游一景。
除了热爱大自然，写诗、读书也是文人的生活内容。与我们今天的读书不同，宋代大臣的诗书生活基本没什么功利色彩。诗书就是生活的目的。（真真羡煞我也）每次春游赏花，皇帝都要倡导大臣们作诗。聚会、宴会，饮食是次要的，主要是赏景作诗。而且“诗”是入餐券。参加宴会的人要先作诗，能写出佳句才可进入。文人见面，不论在书房还是在野外，寒暄之后的话题一般都要转到诗书上，互相问：“近读何书？”文士们的一项娱乐，就是掉书袋，看谁的大脑图书馆装得多，检索得快。咱们熟悉的女词人 李清照和丈夫赵明城，每天吃完晚饭，都要烹一壶茶，然后一边面对着整理完的史书，互相出题，看谁回答正确，胜者先喝茶。下雪天，夫妻还要去踏雪觅诗。多么浪漫的诗书生活呵，而今的莘莘学子大多都将读书作文看作是考试晋升的敲门砖，自然觉得是苦差事，哪还有古人读书的意趣。
宋代，从皇帝到士大夫们，大多浪漫，很会享受生活，入世做官，出世做仙，把人生营建得有声有色。如宋太祖赵匡胤贵为皇帝，却喜欢夜晚出宫漫游。大名鼎鼎的欧阳修，作为朝廷重臣，集风雅词客为一身，既关心吏治，居官尽职，又将人生与朋友一同宴乐看作最重要的乐事。晚年更为潇洒，在滁洲过上了仙翁生活，每日以闲适饮酒为乐，以醉眼观山水，以山水酌酒，号称醉翁，那篇《醉翁亭记》，写出了他潇洒自若，旷达自放，及时行乐的生活。在滁洲任上时，欧阳修曾命令幕府的僚属在山谷中种满花卉，下属请示要种那些花，欧阳修批示道：“浅红深白宜相间，先后仍须次第栽。我欲四时携酒去，莫教一日不花开。”和苏东坡一样，他是最懂得诗意化生存的，无论何种境遇，都当仁不让地追求自然风雅的生活。
世人都说“安居乐业”，可当时，名士的房子不仅仅是为了居住，更是为了风雅，清贫不妨碍风雅。上饶文士徐釐(li同厘)在溪边筑室，名为“竹庄”，水亭间做一小亭。每天喝酒写诗，负气豪爽，名句有“直须座上千种酒，浇起胸中万卷书。”南宋名臣杨万里致仕后回到老家，住在老屋，屋子已经破旧，仅能遮风蔽雨。杨万里执意不加修缮，自赞道：“江风索我吟，山月唤我饮。醉倒落花前，天地为衾枕。”又自逊说：“只有一罪不赦，唐突明月清风。”呵呵，何等的洒脱豪迈。君不知，风雨飘摇的屋子，竟也是名士风度之一种呢。
在感情生活上，宋人的恋情、心境又是恣放的。即使是王公将相、达官贵族也会在词中毫无顾忌的表现自己的恋情，他们不象以前若干文人诗歌那样，还带着“犹抱琵琶半遮面”的躲躲闪闪、羞羞答答之态，他们的词在爱情自白上是相当强烈真率的。如柳永的《蝶恋花》词有云：“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更有苏轼为官妓题诗，“情未尽，老先催，人生可真咍”，苏轼还多次携妓冶游；欧阳修赏花赏月赏佳人，喜欢替那些美貌多情的女性抒发心声，如那些人们熟悉的句子：“一寸相思万千绪，人间没个安排处”；“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等；甚至像范仲淹这样“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名臣，也迷恋雏妓，写“年年长有别离恨”的诗句，并最终把看官妓纳为自己的小妾。与官妓交游，就是宋代文人风花雪月生活的一部分。
如此种种风流韵事，宋词作为一部宋人社会整体心理的“心灵文献”就并不奇怪了，遂想起晚年，陈寅恪在失明膑足的情况下，依然对宋文化之美念兹在兹：'天水（即赵宋）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见《赠蒋秉南序》）'六朝及天水一代思想最为自由，文章亦臻上乘。'（见《论再生缘》）众所周知，在历史上，宋代是偏安文弱之朝；另一方面，我们又不得不承认，宋代是人的主体特显光辉的时代，是文化主体意识最为高涨的时代，正因为如此，才有了陈寅恪先生所说的宋代文化的“造极”。
“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
“斜阳外，寒鸦万点，流水绕孤村”；
“落絮无声春堕泪，行云有影月含羞”；
“淮南皓月冷千山，冥冥归去无人管”；
“谁教岁岁红莲夜，两处沉吟各自知”；
“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
“一川明月疏星，浣纱人影娉婷”；
“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今年花胜去年红，可惜明年花更好，知与谁同？”
……
长长短短的句子，曲折细腻的情感，一位又一位词人将生命的感悟慢慢嵌在人生的格律中，一首首，一阕阕，我仿佛看到多情的宋代词人于阡陌柳花歌台舞榭中，按管调弦，曼舞低吟。词，几成“情”的世界，所有的情感，似乎在千百年前就被词人只用寥寥数笔写尽了！“淡语皆有味，浅语皆有致”（晏几道），我想，只有懂得红尘乐趣；挚爱生命，能尽情挥洒自己生命热情的文人，才能如此将生活诗意化，才能吟颂出如此情致独具、风华绝代的词句。
收却纶竿落照红，秋风宁为剪芙蓉。
人淡淡，水蒙蒙，吹入芦花短笛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