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征祥征求意见后定下方案：由王正廷（南方政府代表）任第二代表，驻英公使施肇基为第三代表，顾维钧（驻美公使）为第四代表，驻比利时公使魏宸祖列第五位。

 

但是北京方面推翻了这种安排，大总统训令，中国代表名次应排列如下：陆征祥、顾维钧、王正廷、施肇基、魏宸祖。关键的调整是顾维钧取代王正廷排第二位，北京方面的考虑是，如果出现陆征祥因病不能参会的情况，万万不能由南方政府的代表王正廷掌管大局。

 

 

陆征祥、王正廷、顾维钧

 

南方代表问题，在和会召开之前，已让北京政府困扰多日。南方军政府原来一直希望能获得某种正式代表团的身份，但这在国际上显然是不可能的，而王正廷也一直希望能以中国代表团的南方代表的身份参会。

 

除了王正廷外，南方政府还向巴黎派出了两个人，郭泰祺与陈友仁，他们甚至比王正廷还要活跃。他们代表南方政府发布了很多公开声明，并召开记者会。

 

郭陈二人去巴黎比王正廷要晚，他们主要不是开会，而是“监视”中国代表团，他们曾私下说，只有他们二人才是南方政府的真正代表。

 

对中国代表团来说，在和会上为国争取利益的同时，还要费尽心力处理内部矛盾。因为名次的变化，不但王正廷大为反感，施肇基也很不悦，他自认资格够老，如今却排在了第四位。

 

变更代表名次的后果很不幸，以王正廷、施肇基为一方，与陆征祥产生了难以想象的纠纷，这种攻击甚至会连累他人，因为中国代表团的秘书长岳昭燏参与了起草向北京的申报名单，他们认为岳是陆征祥的“私人秘书”，要求换一位秘书长。有时候，顾维钧也成为批评目标。

 

陆征祥离奇失踪

 

1月27日午饭时分，中国代表团获悉，中国将被邀出席下午的“十人会”，阐述自己的立场。日本已经在上午的会议上阐述了自己的立场，它要保留德国在山东的租借地。

 

中国代表团紧急开会磋商，确定下午由谁来发言。在这个关键时刻，团长陆征祥意外地缺席了，他因为身体不适，没参加午餐会。岳昭燏上楼请示，陆总长则答复，疾病缠身，不能赴会。到底谁去发言？大家只有紧急磋商。

 

施肇基首先表态：自己没有准备这方便的材料，不去开会，顾维钧准备得好，所以应该由顾维钧去阐述。王正廷则说：自己去可以，但不发言……最后妥协的方案是，由王正廷和顾维钧参会，王不发言，由顾维钧发言阐述。

 

代表们之间的摩擦日趋严重，不得不更换了新的秘书长。二月初，代表团召开一次会议，第一个赶到会场的顾维钧，惊奇地发现，通常属于会议主席陆征祥的位置，却放了两把椅子。

 

王正廷的秘书说，既然王代表的是南方政府，地位和陆征祥代表北方一样，既然地位相当，就应该像联合主席一样并排就座。

 

陆征祥对这样的安排皱了皱眉头，但是他在左侧的那个椅子上平静地坐下了，这时王正廷进场，神态庄严地坐到了右侧的椅子上。面对这样的喜剧画面，陆征祥吃了一惊，以至于有一阵子一言不发。王正廷毫无顾忌地宣布开会，并且要求听取汇报。

 

会议进行中，王正廷不断用肘部向陆征祥那侧挤去，陆征祥不得不一点点挪开，最后索性离开了桌子，坐到一边去了。

 

 

1919年初，在法国巴黎凡尔赛宫举行的巴黎和会会场

 

第二天，陆征祥称病未能到会，不久，他就离开巴黎，去向不明，甚至连他最亲密的朋友都不知道他去了哪里。代表团陷入混乱，明显分为两派，一派支持施肇基和王正廷，而另一派则同情陆征祥。

 

顾维钧建议，马上派人去寻找陆征祥，其它工作按照原计划完成。最终，大家获悉，陆征祥去了瑞士，他在洛迦诺湖畔有一栋房子，那是他最喜欢的休憩之所。

 

这是相当滑稽的事情，陆征祥离开后，大家议论纷纷，有消息称，梁启超将取代陆征祥，出任代表团团长，但是到3月份，陆征祥又回来了。

 

代表团内部的争执，反映了国内政治斗争的局面。应该说，几位代表，水平都非常高，他们大多有国外大学的博士学位，彼此也以博士相称，但是却无法结合成一个出色的团队。

 

陆征祥想要对内做到一种关系的平衡，但是在名单定下的那一刻，这就是不可能实现的任务了。代表团的涣散，反映出国内的困局。

 

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想有出色的外交是很困难的，而当时的中国，不但南北分治，即使是北洋政府内部，也是派系斗争不断，人员更替频繁，很难产生一贯而有力的外交政策。所谓的“弱国无外交”，大概就是这种情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