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说在戊戌变法失败之后，维新派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影响力逐渐减弱，维新派健将“康梁”在此段的历史地位也显然不是主流。但尽管如此，戊戌变法之后两人仍然纠结于政坛，为实现自己各自心目中的“新中国”，为中国的自立自强而奔走呼号。但之后，二者的关系也是由昔日的密切合作而走向了分裂，这段故事一直是人们关心的焦点。

狭路相逢

梁启超早年入学于万木草堂，师从康有为，广识西学的同时再融合自身的汉学积淀，奠定了梁启超整个学术思想和事业的基础。这段时间对于梁启超而言，确实是人生见识的一大飞跃。康、梁一方面是师生关系，但在戊戌变法之中二人更是事实上的“伙伴”关系。既是师生，梁启超对于康有为是极为尊重的。身为“伙伴”关系，在整个变法的过程中，梁启超用力最甚，在变法的宣传和推行方面，更是如此。但在戊戌变法之后、流亡日本之际，二人的师生关系却陡然直下。

梁启超

康有为为新今文经学代表，极力提倡君主立宪制的资本主义制度，堪称开启中国民智的一代先锋，但是其个人缺陷也十分突出。“康有为为人，纯任主观，自信力极强，持之极毅。其对于客观的事实，或竟蔑视，或必欲强之以从我。其在事业上也有然，其在学问上也亦有然。”“《伪经考》之著，二人者多所参与，亦时时病其师之武断，然卒莫能夺也。”张謇也认为他“排场很大，义气过嫌豪放，不大平正”。就此来看，康有为处事主观，颇为自负。这可以说是性格缺陷。但为了个人观点的树立，他不惜蔑视客观事实，这可能要说是“德”的问题了。一般来说，个人的性格缺点是易于为人接受的，但是品格上的缺陷却易于为人所诟病。这也许会成为后来二人背驰的潜在原因。

梁启超等最初折服于康门之下，一方面在于康有为的西学和新思想，如同死水滩里的一股清泉；另一方面则在于他对中国社会的新构想，给对现实不满的中国文人士子带来了希望。这两方面对于当初的梁启超等足以产生拜倒的诱惑力了。然而当这两方面的吸引力受到冲击时，那么芥蒂也会蔓生。

梁启超（左）与康有为（右）漫画像

戊戌变法后梁启超所处的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国内的政治形势而言，维新势力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社会改良的思潮也走向了低潮；日本经过明治维新，资本主义获得胜利，使得社会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梁启超流亡日本之际，开始更加直观地接触到更多的资本主义学说和资本主义因素。

“有为太有成见，启超太无成见。”从梁启超前半生的从政与著作历程来看，梁启超的这句自评还是比较客观的。在戊戌变法时，梁启超唯康有为马首是瞻，可以说是其得力之助手；败走扶桑之际，梁启超也曾多次尝试与革命党人洽谈合作事宜，后来又反对革命；当民国成立后，梁启超依然积极投身于政界，与袁世凯政权、段祺瑞内阁等也多有瓜葛。从“保皇”到“新民”，从“开明专制”到拥护立宪，梁启超的政见可以说是起伏多变。学界对于梁启超的评价也因此而褒贬不一。

康有为

前面曾说过，康、梁既是师生，又是“伙伴”。既是师生，梁对于康肯定是尤为尊重的，这是二者能为“伙伴”的重要原因。而“有为太有成见，启超太无成见”，也许也是二者在变法之中能亲密合作的原因吧！但后来当梁启超开始有了“成见”的时候，二人就会出现摩擦了。当然这两个原因是从二人的关系和性格出发的，较为主观。如果抛开这两点。两人得以站在统一战线原因，又有哪些？

一、康梁二人同为末世爱国知识分子，对于国家的兴衰、荣耻有着中国文人自古以来的敏感细胞。

二、他们具有相似的家庭背景，出身于地主官僚阶级，但又不能跻身于上层的统治阶级。在家庭教育和思想上乃至在变法之中所表现出来的阶级局限性上都比较暗合。

三、康有为可以说是梁启超的政治导师，在维新变法失败之前，梁启超的政治思想基本上都是受业于康有为，两人具有同样的政治构想和目标。正是由于这些原因以及大家都在积极地为变法而奔走呼号之际，二人的合作也就显得亲密无间、相安无事了。

　　 道不同不相为谋

直至变法失败，维新人士东渡扶桑、流亡日本之际，梁启超开始了解到更多的政治学说、政治思想和政治主张，以及接触到孙中山等革命派。梁启超的思想开始发生涟漪，对于中国的社会问题、政治问题有了自己的看法，开始形成自己的主张。东渡日本后，梁启超开始转变“保皇”思想，也曾多次尝试与革命派洽谈合作事宜，“启超既日倡革命排满共和之论，而其师康有为深不谓然，屡责备之，继以婉劝，两年间函札数万言”。而梁启超甚至还召集其他同学，联名致函康有为“息影林泉，自娱晚景”劝其退休。但是最终还是因惧怕老师反对而作罢。

与此同时，师生二人之间也开始出现裂纹。不久，梁启超就奉康有为指令赴檀香山办理保皇会事宜，显然是具有“发配”之意。康梁之间之所以渐生分歧，是因为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中，梁启超开始有了自己的“成见”，不再是唯师是从了。

    康有为

最主要的是二人的政治主张开始分离，正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在日本期间，梁启超接受新事物影响，政治主张开始发生变化，而康有为仍然执意于“保皇”运动，二者的起点开始分裂。既然各自的立足点不一样，当然在日后的政治活动中，各自在宣传、实行自己的主张上难免有矛盾。而事实也确实如此。梁启超说：“康有为倡设孔教会，梁启超不谓然，屡起而驳之。”辛亥革命之后，康有为仍然为保皇而积极奔走，1917年6月，在段祺瑞支持下，张勋、康有为入京，7月1日，在张勋支持之下，溥仪复辟，恢复清末旧制。而梁启超的态度却是截然相反，其当日即致电冯国璋和各省督军长，反对复辟。在此之前，袁世凯倒行逆施，企图复辟帝制之际，梁启超以其酣畅淋漓的文笔，挥毫写下《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对袁世凯的卑劣行径进行揭露和抨击，并南下联合蔡锷等，组织了护国军，讨伐袁世凯，据此有人称其有“再造共和”之功。

康梁之所以走到两个终点，说来应该是两点：一曰性格，二曰政见。政见的背驰始终是二人分道扬镳的主要原因，而二人性格上的矛盾，毋庸说在二者关系的微妙变化之中，产生着催化的作用。最终，催使昔日之“康梁”走到了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