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0月19日，鲁迅于上海逝世，享年55岁。今天是鲁迅先生逝世80周年的纪念日。本文节选自《从“弱国子民”到精神战士》，原文为《三联生活周刊》于鲁迅诞辰130周年之际刊发的封面报道，今日重新编发，以作纪念。

每一个民族都有不同于其他民族的心理素质、文化传承，以及民族特性。中国民族性或者说国民性有些什么特点，它和其他民族的民族性或者说国民性比较起来又有什么缺点，这些问题鲁迅苦苦思考了一生。

弱国子民

在鲁迅脍炙人口的文章《藤野先生》中，嘲笑了那些脑后拖着辫子的清国留学生——他们把头发盘得像“富士山”，而又为了赶时髦，在留学生会馆里笨拙地学跳舞，以致把地板踩得震天响。鲁迅来日本的时候也留着辫子。对于辫子，他的内心充满了痛恨与屈辱感。他在晚年写的《病后杂谈之余》中说：“对我最初提醒了满汉的界限的不是书，是辫子。”

当时日本人，对于中国人的辫子，也极尽嘲笑，称其为“猪尾巴”。在鲁迅看来，这条“猪尾巴”不仅是旧中国野蛮的象征，也是民族屈辱的象征，始终提示着他作为“弱国子民”的身份。

鲁迅剪辫子是江南班中的第一个，剪完后，他马上去找许寿裳。“这天，他剪去之后，来到我的自修室，脸上微微现着喜悦的表情。我说：‘啊，壁垒一新！’他便用手摸一下自己的头顶，相对一笑。此情此景，历久如新。”许寿裳对此印象深刻。鲁迅仿佛有了脱胎换骨的轻松，他写了一首《自题小像》送给许寿裳，最后两句便是著名的：“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

在留学生中，剪辫子成了革命的标志。鲁迅在《头发的故事》中回顾：“我出去留学，便剪掉了辫子……不料有几位辫子盘在头顶上的同学便很厌恶我，监督也大怒，说要停了我的官费，送回中国去。不几天，这位监督却自己被人剪去辫子逃走了。去剪的人里面，一个便是做《革命军》的邹容，这人也因此不能再留学，回到上海，后来死在西牢里。”

辛亥革命的重要领导人黄兴（字克强）当时也在弘文学院，他却没有剪辫子。鲁迅在《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一文里记下了对他的印象：“黄克强在东京作师范学生时，就始终没有断发，也未尝大叫革命，所略显其楚人的反抗的蛮性者，唯因日本学监，诫学生不可赤膊，他却偏光着上身，手挟洋瓷脸盆，从浴室经过大院子，摇摇摆摆地走入自修室去而已。”

鲁迅到日本这年，清国留学生们在神田骏河台租了房子，建立了留学生会馆。大概位置在今天的神田骏河台2丁目9番地，从地铁御茶之水站出来，向南过神田川，右转就是。

鲁迅只记录了会馆的娱乐功能，这里还是学生们办杂志、搞革命的活动中心。孙中山后来的秘书冯自由甚至认为，其地位堪比“美国之独立厅”。

会馆成立后，这里成为中国留日学生的集会活动地，如抗议限制留学生入成城学校和反对清国留学生取缔规程的两次集会均在这里举行。这里还办有专为留学生补习日语的日语讲习所。此外，这所会馆还是留日学生们从事报刊出版活动的重要基地，其中就包括弘文学院浙江学生们办的《浙江潮》。1903年，鲁迅就是在这本杂志上发表了《斯巴达之魂》，署名自树。这是鲁迅第一篇用铅字排印在期刊上发表的文章，是他文学活动正式的开端。

后来他谈到这篇，说：“现在看起来，自己也不免耳朵发热。但这是当时的风气，要激昂慷慨，顿挫抑扬，才能被称为好文章。”接着，鲁迅在《浙江潮》上还发表了《说鈤》（署名自树）和《中国地质略论》（署名索子）两篇文章。

当时，入侵中国的八国联军在《辛丑条约》签订之后就应该撤军了。只有俄国一直拖着，拒绝从东三省撤军。1903年4月18日，俄国还向中国提出7项新要求。这事在中国知识界引起强烈反应。在东京的一些中国留学生也组织起了拒俄义勇队，日日操练，还打电报给北洋大臣袁世凯，请隶其麾下，求其援助。一时颇为热闹。

鲁迅就是为了响应拒俄运动写了《斯巴达之魂》，他要借歌颂温泉关战役中的斯巴达的英雄，来激励自己的同胞。

鲁迅在弘文学院时期还加入了光复会。光复会1904年冬在上海正式成立，东京也成立了由王嘉负责的支部，鲁迅的同学许寿裳和沈瓞民都加入了。沈瓞民在后来的回忆中说，他和许寿裳去找周树人入会，周“毫不犹豫，欣然同意，其意志极为坚决”。

来日本不久，鲁迅的政治选择就倒向了革命派。不过，他并没有把自己定位于“革命人”。增田涉在《鲁迅的印象》中记录了这样一件事：“他曾经向我说过，他在晚清搞革命运动的时候，上级命令他去暗杀某要人。临走时，他想，自己大概将被捕或被杀吧，如果自己死了，剩下母亲将怎样生活呢？他想明确地知道这一点，便向上级提出了，结果是说，因为那样地记挂着身后的事情，是不行的，还是不要去吧。”

实际上，在此后的活动中，鲁迅与政治之间基本保持了这样一种关系。

国民性

甲午战后，中国知识分子陷入了普遍的焦虑，纷纷寻找出路，以免亡国灭种。这时，梁启超先在横滨办《清议报》，1902年起改出《新民丛报》。这在当时，都是影响极大的刊物。

鲁迅在这种革命的焦虑中，一边去弘文学院学日语，为进入专门学校做准备，一边还去中国留学生会馆，跑书店，听演讲。他不仅经常读《清议报》、《新民丛报》、《译书汇编》，同时也是梁启超创办于1903年的中国最早的文学杂志《新小说》的忠实读者。周作人在日记中记录，他经常收到鲁迅从日本给他寄来的这些报刊。

鲁迅到日本这一年，梁启超在其《新民丛报》上开始连载他的《新民说》。梁启超在这部著作中从日本引入了“国民”的概念，他认为：“新国家”的建立有赖于“新国民”的出现，中国人要从皇帝的臣民，转化为现代国家的国民。要通过学习西方思想，来打破传统的束缚，使民智大开，从根源上来医治国民的灵魂，这才是救国救民的根本所在。

1902年11月，梁启超又写了《论小说与群治的关系》，发表在《新小说》的创刊号上。这篇文章讨论的就是小说与社会治理之间的关系。梁启超认为，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报馆、图书馆、演讲都起了重要作用。他强调只有通俗和社会化的文化作品才能被群众接受，而首当其冲的，就要倡导新小说，而在传统中国文学中，小说的地位远远低于诗歌和散文。

“梁启超接受了18世纪以来发源于西欧的文学革命的思想，即文学是弘扬民族文化的工具，是增强民族凝聚力、推进民族独立的手段。梁启超正是引进和发挥了这种思想。”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教授尾崎文昭对我说。

在弘文学院时期，鲁迅就开始思考国民性的问题。《怀亡友鲁迅》中，许寿裳说，他在弘文学院时代曾和周树人经常讨论三个问题，即：“一、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二、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

虽然政治选择倒向了革命派，但鲁迅并没有简单地认同“排满”是拯救中国的方法。在梁启超的影响下，他开始思考国民性的问题。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这样记：“鲁迅在弘文学院时，已经购有不少日本文书籍，藏在书桌抽屉内，如拜伦的诗、尼采的传、希腊神话、罗马神话等等。”这些阅读与思考也都是以国民性问题为原点的。

日本学者北冈正子认为，直接对鲁迅国民性思考形成启发的，是弘文学院校长加纳治五郎与湖南的旁听官员杨度的几次对话。

鲁迅入学约半年后，1902年10月，弘文学院举行了因等待加纳治五郎回国而延期了的第一次毕业典礼。毕业生是湖南省派遣来的速成师范科的学生。湖南省的游历官员杨度在日本考察国民教育，全程参与了速成师范班的课程，并参加了毕业典礼。

加纳治五郎认为，中国应该和平渐进地推进改革，最当务之急是推进普通教育和实业教育。普通教育即应以国民教育、小学教育为基础，在此之上建立专门教育。普通教育由德育、智育、体育构成。普通教育的目标，即在于培养具备国家一员资格的国民。而大学教育应该在普通教育普后再着手。

对此，杨度提出了如何使教育为中国的救亡发挥作用的问题，他将其称为“精神教育”。杨度将明治维新分为前后三个阶段：开国前的第一阶段中，国民的保守性很强；学习了西方思想文化后，自由民权说开始风靡社会；第三阶段即现在，则倾向于国粹保存主义。杨度认为，中国现在处于第一阶段，所以该学习日本第二阶段的精神教育，养成加纳治五郎所说的“养成国民之公德”，即不服从于强力，而服从于“公理”。

受此启发，加纳治五郎谈到了对中国考察的印象，认为中国人“损人利己”已成习惯，“认为中国教育以养成公德最为当急”。最后杨度认为，这些劣根性的由来，是因为“奴隶根性之幻想”，国人奴隶性重，“唯之仰人以自存，不谋自立之道。不知自立，故不知‘立人’”。杨度所说的“立人”，即指作为人的独立性。

杨度与加纳治五郎的谈话后来刊载在1903年2月的《新民丛刊》上。北冈正子认为，鲁迅对国民性思考的源头，应该诱发于杨度与加纳治五郎关于“精神教育”的讨论。

鲁迅在日本与许寿裳讨论国民性，最终也追究到了“奴隶性”问题上。鲁迅认为，奴性的形成在于“中国”经历了两次异族入侵，做了两回奴隶。

每一个民族都有不同于其他民族的心理素质，不同的文化传承，不同的民族特性。中国民族性或者说国民性有些什么特点，它和其他民族的民族性或者说国民性比较起来又有什么缺点，这些问题鲁迅苦苦思考了一生。

在他去世前几个月写给尤炳圻的信中，还将中国和日本两国的国民性做了对比，他说：“日本国民性，的确很好，但最大的天惠，在未受蒙古之侵入；我们生于大陆，早营农业，遂历受游牧民族之害，历史上满是血痕，却竟支撑以至今日，其实是伟大的。但我们还要揭发自己的缺点，这是意在复兴，在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