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望道（1891～1977），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五位党员之一，是中国共产党发起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之一。1920年4月首译《共产党宣言》，1921年6月参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党成立后任中共上海地委书记，后任党创办的上海大学代理校务主任、中华艺术大学校长。新中国成立后，被任命为复旦大学校长，任期长达25年。
 

首译《共产党宣言》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年仅28岁的陈望道匆匆从日本回国。

　　回到浙江杭州，经沈仲九推荐，陈望道到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担任了国文科教员。他在这里工作了半年多，主要从事国文和国文教育的改革。1919年末，因改革酿成“一师风潮”，陈望道不得不选择了离开。

　　1920年3月，陈望道接到了邵力子的一封来信，从中得知星期评论社的戴季陶要他翻译《共产党宣言》的消息，并给了他戴季陶提供的日文版《共产党宣言》和李大钊从北大图书馆借来的英文版《共产党宣言》。于是，陈望道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家乡——浙江义乌分水塘村着手翻译工作。

　　在1919～1920年五四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的时期，报纸上已可见马克思、恩格斯著的《共产党宣言》的章节和片段，但还没有一个人把它全文介绍到中国来。戴季陶很想自己来完成这一工作，但又觉得力不从心。因为他认为要完成这本小册子的翻译，起码得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对马克思主义有深入的了解，二是至少得精通德、英、日三门外语中的一门，三是有较高的语言文学素养。陈望道在日本留学期间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学说，日语、汉语的功底又很深厚，所以邵力子推荐他来完成这一翻译工作。陈望道躲在柴屋内，没日没夜地译书。由于夜以继日地工作，陈望道消瘦了许多。母亲看在眼里，疼在心里，特地包了粽子，配上蘸食的红糖，给他补身体。过了一会儿，母亲进来收拾碗碟，却见陈望道满嘴墨汁。原来他全神贯注于斟酌字句，竟将砚台里的墨汁当做红糖蘸着粽子吃了。陈望道在花了比平时多五倍的工夫后，终于在1920年4月底完成了翻译工作。

　　5月，村里人进城，给陈望道捎回来了一封电报：星期评论社邀请他到上海担任该刊的编辑工作。于是，陈望道带着翻译完的译稿来到上海。到上海后，住在三益里李汉俊家，并把译稿连同日文版、英文版《共产党宣言》交给了李汉俊校阅。李汉俊校完后又给陈独秀再校，最后由陈望道改定。原准备在《星期评论》上连载，但该刊因进步倾向被当局发现后勒令停办。直到1920年8月，在共产国际的资助下，《共产党宣言》才由又新印刷所以社会主义研究社的名义，作为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的第一种得以出版。此书首版仅印1000册，全部送人。因为8月版《共产党宣言》的书名错印成《共党产宣言》，所以9月再版重印1000册，同时把书名改正过来。

　　由于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需要，继又新印刷所之后，平民书社、上海书店、国光书店、长江书店和新文化书社等出版单位又相继大量出版《共产党宣言》，到1926年5月已是第十七版了。1938年，上海新文化书社又出了再版。在陈译本出版10年后，华岗的译本于1930年由中共地下出版机构上海华兴书局出版；成仿吾、徐冰的译本则在陈译本出版18年后，于1938年8月由延安解放社作为“马恩丛书”的第四种出版。陈望道首译的《共产党宣言》对于宣传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思想理论上的准备，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毛泽东1920年8月在上海读到了陈译的《共产党宣言》，周恩来在新中国成立后也对陈望道说过：“我们都是你教育出来的。”《共产党宣言》流传到国外，对当时在国外勤工俭学的青年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邓小平就是在法国勤工俭学时读到《共产党宣言》的。邓小平曾说：我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ABC》。
 

参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创建工作

　　1920年5月，陈望道应星期评论社邀请到达上海。当时，李汉俊与戴季陶、沈玄庐一起负责《星期评论》的编辑工作。此前，陈独秀从北京来到上海，也住在附近。陈望道、陈独秀、李汉俊等人，因为都住在法租界，经常在一起交谈，越谈越觉得有组织中国共产党的必要，于是，组织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研究会吸收的成员，起初比较宽，只要有兴趣都可以参加，没有纲领，会员入会没有成文的手续，但后来就严格了。开始参加的人有陈独秀、李汉俊、沈雁冰、陈望道、李达、邵力子等，以后又吸收了沈玄庐、俞秀松、施存统等，总共不到10个人。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是对外的公开名称，内部叫共产党，有组织机构，有书记。陈独秀任书记，陈望道任劳工部长，陈独秀、陈望道、李汉俊等为研究会核心。

　　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立后的活动，主要是组织工会和编辑刊物，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最先组织的是纺织工会和邮电工会。邮电工人有点文化，所以先把他们组织起来。参加工会的大部分是年纪大的工人，也有部分青年工人。租界里的流氓经常来捣乱，所以就让一位青年打进工部局，一有动静就可以知道，便于对付流氓。由于工人的文化程度低，组织工会后不大用文字宣传，主要是口头宣传。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立后，陈独秀任主编、陈望道任编辑的《新青年》就成为研究会的刊物，办公地点就在研究会所在地的楼上。陈望道采取了“把新的放进来，把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放进来”的办法，对《新青年》进行了改组。他在《新青年》开辟了一个《俄罗斯研究》专栏，刊登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翻译文章。同时，还通过邵力子把《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拉了过来，进行游击性的战斗，如刊登陈望道翻译的《马克思底唯物史观》等。

　　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基础上，成立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地点在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所在地。参加者有陈独秀、李汉俊、陈望道、杨明斋、俞秀松、施存统、沈雁冰、林祖涵、沈泽民等，陈独秀任书记。函约各地社会主义分子也组织支部（或小组）。1920年下半年陈独秀去了广州后，陈望道为代理书记。上海共产主义小组这个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实际上成为全国各地建党活动的联络中心，起着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作用。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在办刊物、办学校和发动工人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在办刊物方面，1920年9月后出版的《新青年》（第八卷第一号）正式成为党的机关刊物。《新青年》成为党的机关刊物后，斗争的对象主要是张东荪的《时事新报》和胡适的《努力》。胡适反对《新青年》从北京搬来上海，也反对《新青年》宣传马克思主义。一次胡适来上海，郑振铎请客，胡适坐在陈望道旁边。郑振铎为陈望道作介绍，胡适说“认识，认识”。其实陈望道并不认识他，只是“不打不相识”而已。对张东荪的《时事新报》，陈望道采取的斗争方式是：他办一个什么专刊，《觉悟》上也就办一个与之对垒。《时事新报》上常有许多女士写的文章，《觉悟》上也就出现许多女士的作品。除了《新青年》和《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外，为了在工人中进行马克思主义宣传，当时还办了《劳动界》和《共产党》月刊两份杂志。陈望道参与了这两份杂志的编辑工作，并且在《劳动界》杂志上发表了多篇文章。1920年8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筹办了一所青年学校和一所平民女校。青年学校当时称外国语学校，实际上是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机关所在地，地点在明德里。刘少奇、柯庆施就是从那里毕业的。陈望道是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时的负责人之一。平民女校是为收容因反对“三从四德”而从家庭或学校逃出来的青年女子开办的，丁玲就曾是平民女校的学生。陈望道白天在大学教书，晚上就到平民女校去上课。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当时的工运工作是启蒙性的，边学习马克思主义边做工运工作。初期的工运，主要是启发工人阶级的觉悟，支持他们搞经济斗争。通过为工人办的刊物《劳动界》进行宣传。身为劳工部长的陈望道，在1920年11月21日领导成立了上海机器工会，邀请陈独秀到会发表演说。同年12月，上海印刷工会也宣布成立。上海共产主义小组还在群众中进行宣传鼓动工作。1921年的新年，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决定到外面去拜年，给每家每户分发贺年片。于是，由陈望道起草了一首鼓动劳苦大众起来反对剥削者的《太平歌》，印在贺年片的反面，正面则写有“恭贺新年”四个大字。一共七八个人全部都去。陈望道他们这一路去“大世界”和南市，沈雁冰、李汉俊、李达都参加了。陈独秀等人另一路。两路都是每家送一张贺年片。人们一看到贺年片就惊呼：不得了，共产主义到上海来了。
 

出任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首任书记

　　1921年6月，共产国际派马林等到上海，与上海早期党组织成员李达、李汉俊、陈望道等取得联系。经过几次交谈，他们一致认为：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条件已经成熟，应尽快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李达、李汉俊、陈望道与陈独秀、李大钊联系后，决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随即写信通知全国各地党组织选派代表出席大会，就此开始了中共一大的筹备工作。在筹划召开会议所需经费时，因李汉俊和陈独秀闹矛盾，陈独秀到处写信诬称李汉俊出面、陈望道幕后策划，要夺他的权。陈望道要陈独秀对事实予以澄清，并公开道歉，但陈独秀不肯。为此，陈望道虽然被推选为中共一大代表，却没有参加中共一大。

　　7月23日，来自北京、汉口、广州、长沙、济南和日本的各地代表13人汇聚上海。从7月23日到31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召开。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和决议，选举产生了党的领导机构——中央局，陈独秀担任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李达负责宣传。中共一大后，陈独秀以中央局书记的名义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要求上海、广东等地建立区执行委员会。11月，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成立，陈望道被推选为书记。

　　1922年1月15日，陈望道出席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在宁波会馆召开的“德社会学者纪念会”，并发表演说。为纪念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诞辰104周年，陈望道于4月23日随同陈独秀前往吴淞出席中国公学马克思学说演讲会，并在会上发表了演说。5月5日，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在北四川路怀恩堂举行纪念会，陈望道又偕同沈雁冰到会发表演说，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7月16日到23日，中国共产党为制定中国民主革命的纲领，在上海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这次大会的代表有陈独秀、张国焘、李达、蔡和森、高君宇、王尽美、邓中夏、施存统、李震瀛、杨明斋、陈望道、项英等12人，代表党员195人。大会选举产生了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陈独秀、蔡和森、张国焘、高君宇当选为中央委员，邓中夏、向警予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陈独秀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

　　中共二大后，因为陈独秀的家长制作风依然如故，陈望道正式提出辞去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书记职务。1923年8月5日，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召开第六次会议，毛泽东代表中央出席会议。在会上，毛泽东建议对陈望道、邵力子、沈玄庐的态度应该缓和。这是毛泽东针对一些青年党员因不了解陈望道而对他有过激言论才提出来的。毛泽东还建议把陈望道等编入小组。
 

后半生专心从事文化教育工作

　　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后，陈望道开始从一名职业革命家转去从事文化教育工作。这年秋，陈望道接到一张署名“知名”的纸条：“上大请你组织，你要什么同志请开出来，请你负责。”陈望道一看笔迹就知道是陈独秀写来的。虽然他对陈独秀个人有意见，但还是接受了党交给的这一任务，去了上海大学，先是担任中国文学系主任，1925年后为代理校务主任，直到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学校被查封。在20世纪20年代，上海大学与黄埔军校一样有名。在学生眼里，讲课的都是最新的人物，他们的言论、思想、风采和才干，给学生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在陈望道领导下，上海大学的学生几乎全部参加了五卅运动。上海大学是共产党用来为自己培养干部的一所学校。陈望道接受党的委托在上海大学工作四年，为党培养了许多优秀的干部，如阳翰笙、丁玲等都是这所学校的毕业生。

　　1927年上海大学被查封后，1928年地下党又接收了一所办得很不景气的中华艺术大学，并请陈望道担任校长一职。陈望道任中华艺大校长期间，曾两次邀请鲁迅来校演讲。在陈望道的默许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大会于1930年3月30日在中华艺大召开。这种倾向性很强的活动的举办，使中华艺大仅办了一年多即被当局查封了。

　　此后几十年，陈望道始终是一位信仰共产主义的勇士。在20世纪30年代，陈望道组织了一支反对国民党文化“围剿”的别动队。他发起大众语运动，主编《太白》杂志，抵制当时的文言文复辟逆流。他与鲁迅一起冲锋陷阵，为发展革命文化立下了汗马功劳。在抗日战争年代，陈望道始终站在抗日救亡运动的前列，与鲁迅、叶圣陶等发起组织了“中国著作家抗日会”；在上海沦为“孤岛”后，他与许多文化界著名人士一起组织了“上海文化界抗日联谊会”，进行抗日救亡工作。抗战胜利后，陈望道参加了“上海国立大专院校教授联谊会”，并成为教授联谊会的负责人；上了黑名单的陈望道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参加了针对国民党的“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斗争。新中国成立后，陈望道长期担任复旦大学校长，为新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和复旦大学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