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历史我知道·绪论
新疆，古城“西域”，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和多种宗教并存的地区，历史上在新疆活动的各个民族都为边疆的开放和建设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从西汉时期西域都护府建立开始，历代中央王朝对新疆地区的管辖从没有间断过；特殊的地理区位和多民族共居生息的历史，以及中央政府统一管理期间的社会稳定环境也营造和促进了新疆多种宗教、多元文化的共同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多年来，新疆各族人民团结协作，努力开拓，共同书写了开发、建设、保卫边疆的辉煌篇章。
一、 中国历代中央政权在新疆的管理
自汉代以来，无论是在行政管辖、驻军、征收赋税以及推行司法等发面，中国历代中央政权一直都对新疆进行着有效的管辖。这些无可争辩的事实证明，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汉朝对西域全面地进行政治管辖始于公元前60年，而汉朝在西域的驻军与屯田则要更早。公元前60年，西汉在乌垒城（今轮台县境内）设立西域都护府，正式在西域设官、驻军、推行政令，对西域进行有效的控制和管理，西域从此成为中国领土的一个组成部分。74年，东汉重新恢复西域都护及戊己校尉设置，同时在各地开展屯田。一会西域都护又更名为西域长史，继续对西域进行有效的统辖。汉朝政府采取基本上不向西域诸国收取赋税的措施，从而为西域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经济发展环境。
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中原地区处于分裂割据状态，但中原诸政权对西域的管辖却一直没有中断。曹魏继承东汉在西域的各项制度，在西域设戊己校尉，又派出西域长史统辖和保护西域各政权。西晋则完全承袭了曹魏在西域的一套管理制度和方法。前凉时期，在西域设高昌郡，并将郡县制推行到西域。之后北凉进一步设立郡、县、乡、里政权组织，与中原郡县制一致，对加强西域与中原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隋唐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大统一时代，因此，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对西域产生了重大影响。隋唐曾先后在鄯善等三地设郡。640年，唐朝设立安西都护府。720年，又设立北庭都护府。安西、北庭两大都护府成为唐朝在西域的最高军政建制。唐朝还把中原实行的府兵制度、法律制度推行到了西域。在西域东部汉族民众较集中的地区，实行州、县两级行政管理，县之下设有乡、里基层组织；在西突厥和其他民族聚居的地区设立羁縻州府，保留当地原来民族首领的政治地位，并按部落或地区大小，设置府、州、县，任命各民族大小首领担任都护或都督，大量吸收西域少数民族参与政权管理，进一步巩固了对西域的统治。此外，还将自中原实行的均田制和租庸调制也推行到西域。
中国经过唐末五代十国，乃至宋辽金的分治割据时期，统一于元朝。元朝将行省制度推行到西域，并推动了中原同西域乃至中亚、西亚的文化交流。西域作为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焦点，在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元朝在西域设立行尚书省并推行行省制度，是中央政权对西域地方行政管理制度的一次大变革。元朝在西域地区按人丁计算征收赋税。在西域的驻军由蒙古军、汉军和新附军，政府还为各地驻军供应粮食及其他物资，同时在西域设立大量驿站。驻守西域的军队还从事屯田事务，以解决物资供应的不足。
明朝建立后，虽然未能全部拥有西域，但对西域东部地区的哈密却实施着有效的管理。如册封元朝宗室后裔为哈密忠顺王，并于1406年设立哈密卫。哈密卫的职责就是丰明朝政府之令，代表中央政府管理地方事务。同时，明朝与西域地区的东察合台汗国及后来的叶尔羌汗国都保持着密切的贸易往来。
清朝统一新疆后，于1762年设置了“总统伊犁等处将军”。伊犁将军是清朝在新疆地区最高的军政长官，统领全疆各地的驻防官兵，并兼理地方行政事务。清朝制定了管理新疆的行政制度，即分别实行州县制、伯克制和札萨克制三种行政体制。清朝在新疆设驻防军、换防军，许多地方设立了台站和卡伦。新疆建省以前，清朝在北疆州县制地区仿照中原税制征收“地丁合一”的田赋，而在南疆地区一直既按户征收土地税，又征收人头税。清朝中央政权在新疆施行《大清律》，同时又根据新疆特点制定了《回疆则例》。
1865年，浩罕军官阿古柏在俄、英等帝国主义支持下入侵新疆。1871年，沙俄也乘机武装侵占伊犁。左宗棠丰清朝中央政府命令率军收复新疆，于1878年将阿古柏侵略军驱逐出新疆。同时，清政府通过艰苦努力，最终从沙俄手中收回伊犁。1884年，清王朝颁令新疆建省，取“故土新归”之意改称西域为“新疆”，设立巡抚统管全疆军政事务。新疆军政中心由伊犁移至迪化（今乌鲁木齐），并逐步设置道、府、州、县、与分县，新疆省的行政区划日益完善。新疆建省后，先后颁布《屯垦章程》《清丈减定田赋章程》等规章，建立了田赋制度，与中原税制趋向一致。建立行省是中央管理新疆制度的重大变革，它为清末中国边疆治理制度的改革树立了典范，并产生了远大的影响。
民国建立后，新疆的行政管理体制仍实行省、道、县制。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废除省、道、县三级管理体制，实行省、县两级制度。但因新疆情况特殊，仅将原来的到改为行政区，仍实行省、行政区、县三级体制。
1949年9月25—26日，国民党新疆警备司令陶峙岳、新疆省政府主席包尔汉宣布起义，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在王震将军的率领下进驻新疆。1949年10月1日，新疆各族人民同全国人民一起，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1955年10月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掀开了新疆历史发展的新篇章。
二、 新疆与中原统一的、有机的经济联系
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地区，多民族的交融产生了具有各民族特色的经济文化。由于新疆的北、西、南三面为高山阻隔，只有东面通过河西走廊等地与中原相联，加之中原经济文化发达，对新疆各族民众有着强大的吸引力，这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新疆经济与中原经济的不可分割性。随着中央政权对西域地区管理的加强，新疆的经济、文化与中原形成了持久而良性的互动交流，成为中国经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很多考古发现充分说明，早在先秦时期，新疆与中原就有经济文化交流，并且这种交流是双向的。汉朝统一西域，使天山南北与中原连为一体。西域在统一的机构管理之下，不仅社会经济出现了空前的繁荣，而且极大地增进了西域地区与中原的经济交往。一方面，随着汉朝屯田的展开，不仅农业耕种规模扩大，中原先进的农业技术和生产工具也传入西域，有力地推动；西域的农业大发展。另一方面，由于丝绸之路的畅通，中原与西域商品流通范围扩大。比如，汉朝政府发行的五铢钱在西域有所流通。
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中原地区陷入了长时间的割据状态，但是中原地区与西域的经济交流却没有因此而中断。这一时期，西域的农业和手工业持续发展。特别是手工业，由于棉花种植的传入，西域出现了棉纺织业，高昌步就是一种深受中原欢迎的西域手工业品。商业方面，在两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龟兹地区（今库车）还出现了本地铸造的汉龟二体钱，这种钱币的形制和铸造工艺与中原铸币颇有渊源，它的出现不仅反映了龟兹本地商业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反映了西域与中原的经济、文化交流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隋唐至宋元时期，丝绸之路经济贸易空前繁盛，丝绸之路在当时就有“碎叶路”“安西路”和“南道”三条道路。通过这三条道路，各地商旅将中亚和西域的名贵药材、香料、葡萄干和毛纺织品等商品销往中原；而中原的金银铁器、纸张文具以及深受各地人民欢迎的名贵丝绸等商品也通过丝绸之路销往西域、中亚以及地中海沿岸地区。商品交换活动的频繁推动了货币发行和流通，唐朝货币大量流入西域。唐代钱币在新疆出土的数量和分布区域都远远超过了汉代。而且，在新疆很多地区还出土过宋代钱币，反映了喀喇汗王朝、高昌回鹘王国与宋朝经贸往来的频繁程度。元朝统一西域，更是大大促进了西域与中原、东方与西方的经济交流。
明朝虽然对西域的直接管辖有限，但是西域与中原地区的经济交往仍在不断加强。这一时期经济往来的主要形式是朝贡贸易，西域地区在经济上对中原的依赖性也进一步体现出来，与中原保持密切的经贸往来以推动本地商业经济发展已成为西域各地人民的共识。
清朝统一新疆后，新疆社会稳定，商品经济繁荣，为新疆与中原的经济交流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大大丰富了中原和新疆各族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清朝中央政府在新疆各地陆续设局铸造铜钱，流通全疆，实现了新疆与全国货币的一体化。在新疆，汉族人民与维吾尔族、蒙古族、哈萨克族等人民之间的经济技术交流日益增多。如左宗棠收复新疆后，精选官吏，在疏勒城设蚕桑局，从中原招募蚕工，向当地维吾尔族人民传授养蚕、缫丝、扎花、染彩技术，蚕桑局还派人从中原引进桑苗十万株，教维吾尔族农民栽种，促使新疆蚕丝业有了极大的进步。
历史事实证明。中国各边疆少数民族聚居区域，尤其是西域地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与中原不断发生着交流与互融，这种良性互动，把边疆与中原、汉族与各少数民族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正因为如此，历史上的中国虽然多次出现分裂割据局面，统一却始终是主流。新疆与中原密切的经济交流，不仅丰富了各族人民的物质生活，更重要的是，它反映出新疆与中原不同的经济类型之间，有极强的互利、互惠、互补性，因此相互依存，保证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
三、 新疆与中原各族人民共同缔造了中华民族文化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文化的多样性得到充分发展，同一性也在不断增强。各民族、各地区既有独特的文化传统，又形成了超越各民族、各地区的共同的文化模式；既满足了各民族、各地区文化生活的需求，又提供了各民族、各地区相互认同、和谐共处的基础。多样性与同一性并行不悖的发展模式，为今后中华民族的发展提供了经验，同时也为人类社会多元文化的和平发展提供了借鉴。在这一点上，新疆数千年的历史就是一个鲜明的例证。
汉朝统一西域后，中原的典章制度传入西域，汉语成为当时西域通行的官方语言文字，汉代西域与中原的音乐舞蹈也相互交流。在宗教信仰方面，西域古代居民信仰本地土生土长的原始宗教及由此发展而成的萨满教。在公元前4世纪左右，产生于古代波斯的祆教（俗称拜火教）经中亚传入西域。公元前1世纪左右，产生于印度的佛教传入西域。在各地统治者的大力推行下，佛教逐渐发展成为西域的主要宗教。西域佛教在造像、绘画、音乐、舞蹈、寺院和石窟建筑艺术等方面，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留下了大量珍贵的文化遗产，丰富了中国和世界文化艺术宝库。
魏晋南北朝时期，麴氏高昌王朝深受中原文化的影响，仿效中原兴办学校，其教材有《毛诗》《论语》《孝经》，学生吗习用汉字。佛教自西域传入中原后，更是大大促进了西域与中原僧人之间的相互交流。这一时期，西域地区流行的龟兹乐、疏勒乐、于阗乐、高昌乐等对中原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唐代西域各民族文化与中原文化，以及外来文化的相互交汇、吸收、融合，大大丰富了中华文化宝库。汉语是当时西域通用的语言文字。儒家思想传播较广。以尉迟跋质那和尉迟乙僧父子为代表的西域画家，将犍陀罗艺术风格与中原绘画风格融为一体，创造出独树一帜的西域画风，对中原绘画艺术的发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在音乐和舞蹈方面，龟兹乐、高昌乐、疏勒乐、柘枝舞、胡旋舞、胡腾舞、拔头舞等流行与西域和中原。6世纪左右，摩尼教经中亚传入西域。在此前后，景教也传入了西域。9世纪末10世纪初，伊斯兰教经中亚传入新疆南部地区。
五代辽宋金时期，西域与中原的文化交流有增无减。喀喇汗王朝时期，玉素甫·哈斯·哈吉甫的作品《福乐智慧》就深受中原文化的影响。马赫默德·喀什噶里是当时又一位著名的学者和杰出的语言学家。他在《突厥语大词典》中队“桃花石”条目的解释充分表明，当时喀喇汗王朝的人们也自认为是中国人。这一时期，西辽文化保持了中原之风，虽然西辽王朝还在使用契丹语言和文字，但政府的官方语言文字是汉语。中原文化在西域的广为传播有力地促进了西域文化的向前发展。
元朝时期，大量畏兀尔人迁居中原，他们学校汉文化，不少人成为精通汉文化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翻译家和艺术家。高昌地区各民族大多通晓各种语言文字。在宗教信仰方面，从14世纪中叶起，在东察合台汗国的强制推行下，伊斯兰教逐渐成为东察合台汗国各民族信仰的主要宗教。16世纪初，伊斯兰教取代佛教成为西域的主要宗教。从明朝起，藏传佛教在天山以北的漠西蒙古各部得到迅速传播，成为与伊斯兰教并列的西域两大主要宗教。
清朝统一新疆，为新疆与中原的文化交流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清政府在天山北部满、汉等族军民较集中的地区，开办了各类学校，如在满、蒙古、锡伯等族中，开办了“八旗官学”；在汉族中有官府开办的“义学”和民间开的“私塾”等。左宗棠收复新疆后，在南疆地区“广置义塾”，招收维吾尔族儿童学习汉语言文字，以培养翻译人才。宗教方面，大约18世纪起，基督教、天主教相继传入新疆，佛教、道教和萨满教也有了较大发展。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得到保护和发展，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也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党和政府注重保护和发展少数民族文化和教育事业，有计划地组织对各少数民族文化遗产进行搜集、整理、翻译和出版的工作，保护少数民族地区的名胜古迹、珍贵文物和其他重要历史文化遗产，充分地尊重各民族人民总结信仰自由，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
新疆数千年的历史，特别是文化的交流与发展告诉我们，要解决好多样性与同一性的关系，既要保护中华民族文化的多样性，更要增强中华民族文化的同一性或统一性，不断加强各民族对国家的认同，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
四、 新疆各族人民对祖国的认同
在封建帝制时代，中国人的国家观念，往往是把一家一姓的专制君主、君主世袭的王朝视为国家认同的对象，即使在一个王朝灭亡后，人们仍将新兴起的王朝视为中国的“正统”而加以认同，这正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朴素的认同观念。
西汉末年，汉王朝在西域的统治渐趋不稳，西域政局出现混乱，匈奴势力卷土重来，并加重了西域诸国的赋税。而西汉在西域有着深厚的统治基础，所以，西域诸国如莎车王康率众抵抗匈奴，保护西汉西域都护吏士、家属上千人，上书思慕汉朝。29年，东汉河西大将军窦融册立莎车王康为西域大都尉，西域五十余国均归其统辖。38年，莎车王贤与鄯善王安一同派遣使者到洛阳，恢复了西域与中原的联系。这些事实不但表明西域各民族地方首领对中原王朝的认同，也反映了西域对中央政府的向心力。
魏晋南北朝时期，前秦派吕光进攻龟兹，西域各地纷纷把以前汉朝政府颁发的信物交给吕光，证明他们对中央王朝的一贯忠诚。
喀喇汗王朝的首领常常在其头衔上冠以“桃花石汗”意即“中国汗”的称号，“桃花石”一词是指中原地区建立的王朝。标名为“桃花石汗”，则表明了古代回鹘人对中原王朝的认同。
清朝在平定准噶尔势力和大小和卓叛乱时，各族人民踊跃支持。清政府于1758年出兵讨伐大小和卓，阿克苏、乌什的维吾尔族伯克闭城不纳小和卓，却迎清军顺利进入两城。此后南疆各城许多维吾尔族伯克也在清政府的感召之下，投归清军，大小和卓很快灭亡。清朝在统一新疆‘消灭叛乱势力的过程中，得到新疆各族人民的支持，这与新疆各族人民对祖国那种朴素的认同观念有着密切联系。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明末清初由于准噶尔势力的压迫而被迫西迁伏尔加河的蒙古土尔扈特部，在清朝统一新疆后，毅然摆脱俄国枷锁，在渥巴锡的率领下，回归祖国，受到新疆和中原各族人民的欢迎与支持。
鸦片战争以后，在中华民族反抗外国侵略者的斗争中，新疆各族人民对祖国的朴素的认同更加坚定。如在沙俄侵占中国大片土地时，为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新疆各族人民一直没有停止过反侵略斗争。无论是在清军驱逐阿古柏侵略军，还是从沙俄手中收复伊犁，各族人民同仇敌忾，一致对外。1912年，在和田爆发的反对沙俄诱骗南疆居民加入俄籍额“策勒村事件：，都有力地证明了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是不可动摇的。
新疆是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多年来，新疆各族人民团结协作，努力开拓，共同书写了开发、建设、保卫边疆的辉煌篇章，新疆的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当前，新疆正处于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综合实力明显增强、各族人民群众得实惠最多的时期，。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新疆各族人民将抓住机遇，团结奋斗，科学跨越，后发赶超，不断开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