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历史我知道之二
先秦时期西域与中原的联系
新疆古称“西域”，这一名称最早见于汉代。“西域”一词从字面上来说含义就是“西部地区”。这一概念始见于汉代，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西域是指玉门关、阳关以西，葱岭以东，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天山南北地区；而广义的西域主要指玉门关、阳关以西，中亚、西亚地区，及至地中海、东欧、北非的广大地区。
西域概念的变化反映了古代中国对中国西部及其以西地区的认知程度。汉代西域只是指今南疆和东疆地区。而进入魏晋南北朝以后，由于丝绸之路更加繁荣，中原与西域的交流也日益增多，“西域”范围更加扩大，它不仅包括今新疆地区，而且还包括今中亚、西亚、南亚、北非部分地区、以意大利半岛为中心的地中海周围。同时，“西域”所指范围的变化，也反映了历代中央政权对包括新疆在内的中国西部地区的管辖变化，以及中原文化对这一地区影响程度的变化。
考古和文献资料证明，早在先秦时代，西域与中原就有着密切的联系。
一、 新疆史前文化的发展
人类社会在文字出现以前的历史，我们称之为史前时期。今新疆地区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从汉代开始，在此之前，大致是新疆的史前史前。史前史前的新疆经历了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或细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
考古资料证明，至少自距今1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今新疆地区已有古代人类活动。旧石器时代以使用打制石器为标志。1995年，考古工作者在吐鲁番市交河故城沟西台地上采集到大批打制石器，为本地区旧石器文化的存在提供了有力证明。考古工作者还在塔什库尔干东南34公里处的吉日尕勒，发行了3个上下分布的烧火堆，其中有少量烧骨和打制石器，判断时代距今至少1万年，性质为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遗存。旧石器时代的考古发现表明，当时活动在新疆的古代人类已经学会了用火和人工制作工具。
关于新疆的新石器时代，有学者认为应称其为细石器时代，时间持续很长，从距今1万年至至今4000年，以细石器、磨制石器和彩陶器为标志。在新疆，主要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有吐鲁番市阿斯塔纳、乌鲁木齐县柴窝堡、尉犁县辛格尔和罗布淖尔周围、疏勒县乌帕尔、伊吾县军马场、奇台县半截沟等。根据现有的发现，阿斯塔纳和罗布淖尔的石器精致程度最高。阿斯塔纳石器包括细石器、石片石器、石核石器和大型琢制石器、罗布淖尔的石器以生产工具为主，包括细石器、石片石器、石核石器和磨制石器。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发现表明，新疆古代人类在生产生活的过程中对工具进行了不断的改良，人们从事狩猎、采集、农业等生活。
青铜时代是人类文明社会的曙光，新疆青铜时代考古文化遗址或墓葬的材料非常丰富。根据目前已知的资料，自距今4000年前，新疆各地陆续进入青铜时代。属于青铜时代的遗存现在主要有尉犁县的孔雀河下游古墓沟墓葬和小河附近的第五公共墓地、和硕县新塔拉遗址和曲惠遗址、巴里坤先南湾墓葬、兰州湾子遗址、奎苏遗址和石人子遗址、伊吾县卡尔桑遗址、军马场遗址和盐池遗址、吐鲁番市哈拉和卓遗址、库车县哈拉墩遗址、阿克苏市遗址和卡拉玉尔充遗址、疏附县阿卡塔拉遗址等。各遗址均出土了数量不等的青铜器，种类包括武器、装饰品、生活用品、生产工具等。值得一提的是，在许多遗址发现有建筑遗迹和农牧业遗物，表明这一时期的人类不仅学会了冶炼青铜的技术，还学会了建造房屋和原始的种植、养殖技术。
新疆地区早期铁器时代是指从铁器开始出现到公元前后即汉代期间。关于这一时期的起点，学术界素有争议，但大致上可以说，公元前7世纪左右，铁器已经在新疆出现，到了公元前4世纪左右，使用铁器已较为普遍。在目前已发现的新疆早期铁器时代的遗存当中，较为著名的哈密市的焉不拉克遗址、鄯善县的苏巴什、苏贝希遗址、乌鲁木齐的阿拉沟墓葬、察布查尔县的索顿布拉克墓葬、尼勒克县的努拉塞山和圆头山铜矿开采冶炼遗址、和静县的察吾乎沟口墓葬、且末县的扎洪鲁克墓葬、洛浦县的山普拉墓葬、塔什库尔干县的香宝宝墓葬等。此时的铁器使用已较为普遍，品种也较多，特别是铁制箭镞的出现表明，在当时的新疆地区，存在有相当发达的冶铁业。同时，畜牧经济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在许多地方它们已经脱离农业而成为独立的经济形态。
在史前史前的漫长阶段里，新疆地区的农牧业，冶金、皮革、木器、制陶等手工业从无到有，逐步发展，推动了文明的进程。由于天山地区南北不同的环境，其经济形态有的是以绿洲农业经济为主，有的则以畜牧业为主，还有半农半牧经济。
二、 先秦至秦汉时期西域居民的种族、民族和语言
新疆自古以来就是多种族。多民族聚居生活的地方。新疆地处亚洲腹地，位居东西方陆路交通的孔道，由于自然、社会等原因，不同种族、民族的人群在这里生存、迁徙，从而形成了新疆别具一格的种族、民族。
种族也称人种，是在自然地理环境以及社会环境等复杂因素影响下产生的具有共同体特征的人群。距今5万年左右，现代的主要人种开始形成，到距今1万年左右，各主要人种已具有明显的特征。人类学者按肤色、发型、鼻型等外貌特征，将世界上的现代人类划分成白种人（欧罗巴人种）、黄种人（蒙古利亚人种）、黑种人（尼格罗人种）等三个人种。尽管人类分为不同的种族，其体质特征如肤色、毛发、面部特征等不同，但其组织器官构造都是一致的，没有高低优劣之分。
考古资料显示，秦汉以前，古代西域居民的种族经历了逐渐变化的过程。西域东部地区主要是蒙古利亚人种，他们逐渐向西活动；位置靠西的西域西部地区全部或主要是欧罗巴人种，他们逐渐向东活动。在早期铁器时代，哈密地区是欧罗巴人种向东扩展的最东界线，而蒙古利亚人种向西发展到了伊犁河流域。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蒙古利亚人种成份的局面逐渐占据多数地位。
今罗布泊地区距今4000年青铜时代的局面，具有明显的欧罗巴人种特征。到了距今2300年的战国后期，这里居民的人种特征出现了欧罗巴人种与蒙古利亚人种的混合类型。天山阿拉沟、哈密焉不拉克及较晚的楼兰和昭苏的居民，欧罗巴人种与蒙古利亚人种的共存现象比较明显。这证明各种族在西域地区经历了一个长期的接触、融合的过程。
种族和民族不同，一个种族可以包含多个不同的民族，同一民族内部也往往有不同种族体质类型的人。古代新疆一直是东西方不同人种的交汇地区，不同体质类型的人群曾在这里长期交往、融合，对这片地区的种系特征、民族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民族是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形成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一般来说，民族在历史渊源、生产方式、语言、文化、风俗习惯以及心理认同等方面具有共同的特征。人类的种族很早就已经形成，但是民族确实在氏族公社制度解体之后才产生的。先秦至秦汉时期，西域的古代民族主要有塞人、月氏人、乌孙人、羌人、汉人和匈奴人等。
塞人是公元前6至5世纪左右从中亚及西伯利亚进入伊犁河流域的一个古老民族。后来大月氏人自河西走廊西侵，赶走了塞人；以后乌孙人又西侵入伊犁河谷，赶走了大月氏人，故留下来的塞人、大月氏余部与后来的乌孙人融合。其余塞人主要部分南下迁到今克什米尔，再向东分散于疏勒（今喀什）、莎车、于阗（今和田）。
月氏人早期活动于今祁连山以北的河西走廊到天山、阿尔泰山东端之间的草原地区，以游牧为主。秦汉之际，月氏为匈奴所败，被迫西迁。他们打败当地塞人，进据伊犁河流域。后来月氏人在匈奴人和乌孙人的不断打击下被迫离开伊犁河流域向西南方向迁徙，进入中亚建立自己的政权。留在伊犁河流域的月氏人渐渐融入乌孙人和当地居民中。
乌孙人早期与月氏人和匈奴人一起活动于河西走廊到天山与阿尔泰山端之间，以游牧为主。秦末汉初，乌孙人受到月氏人毁灭性的打击，部落瓦解。后在匈奴的支持下，打败月氏人，占据了伊犁河流域。张骞通西域后，乌孙与汉朝结盟抗击匈奴，成为汉朝抗击匈奴的重要力量。
羌人早期活动于今陕西西部至甘肃和青海的河湟一带。春秋战国时期，向西、向南地区迁移。其中，西迁进入塔里木盆地南缘的若羌等地，与当地土著居民融合，成为当地居民的重要组成部分，并由此在新疆留下了“若羌”这一地名。
汉人是中原诸多民族、部落融合形成的，先秦时代被称为华夏，秦汉以后又先后被称为“秦人”“汉人”。先秦时代新疆和田玉东进中原，希腊、罗马时期中国丝绸的大量输完欧洲，以及新疆地区出土的大量来自中原的丝织品和铜镜等，都证明早在先秦时代，就有不少汉人因经商或其他原因到了西域。
匈奴是我国古代北方一个古老的游牧民族，主要活动于蒙古高原地区。秦末汉初，匈奴崛起，控制了西域，并设置“僮仆都尉”进行管理，对西域历史产生了重要影响。
人类的语言非常复杂，语言学家们把人类的语言按照不同的特征划分为不同的语系，这种分类方法被称为谱系分类法，分为语系、语族、语支及各种语言。同一语系的各种语言有一定的亲缘关系。先秦至秦汉时期西域古代居民使用的语言分属于印欧语系、汉藏语系和阿尔泰语系。塞人、月氏人等主要使用印欧语系各语言，乌孙人、匈奴人主要使用阿尔泰语言各语言，羌人、汉人主要使用汉藏语系各语言。
三、 先秦时期西域与中原的密切联系
在张骞出使西域以前的漫长岁月中，西域与中原的联系已经相当密切，大量古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都证明了这种联系的存在。
中国古代汉文化文献中有关汉代以前中西交往的记载是相当多的，先秦时代著名古籍《穆天子传》，描述了西周时代的周穆王（前976—前922年在位）西行到达西王母之国——即当时中国人心目中的极西之地。成书于战国时期（前476—前221年）的《山海经》也记载了葱岭以西的西王母部落的情况。同时期的《管子》一书，有当时中原地区对新疆玉石广泛而强烈需求的记录。
在外国的古代文献中，也留下了许多中西交流的记载。
西方对西域的古老记载，最早见于公元前7世纪希腊诗人阿利斯铁阿斯游历中亚时，按见闻所写的长诗《独目人》。“历史之父”希罗多德（公元前484—前430/415年）曾广泛游历过地中海沿岸，向东到过巴比伦，写下了著名的《历史》一书。根据这两部著作的记载，在中亚东北部分布着秃头的阿尔吉帕亚人、伊塞顿人和独目的阿里马斯普人。这恰恰与我国先秦时期的记载相吻合。如《山海经》提到遥远的北方有“一目国”。《庄子》也提到一个名为“穷发”（意即秃头或头发稀疏）的极北之国。这些传说与阿里斯铁阿斯和希罗多德的记述不谋而合，说明经过北方草原的中西交通线路早在先秦时期就已存在。有关秃头人和独目人的传说正式通过这条线路传入中国的。
早期的中西交通线路不仅存在，中国的丝绸也很早就通过这线路传入西方。大约成书于公元前四世纪，古印度《治国安邦术》一书中，有“支那”之名（cina），并记载公元前4世纪时支那丝已运至印度。这里的“支那”即指中国。
先秦时期西域与中原的密切联系不仅反映在中外文献里，更为国内外的考古发现所不断证实。
国内考古发现方面，在哈密五堡的青铜时代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海贝，主要是货贝、环纹货贝，用做死者带饰、衣饰。经碳14测定，年代集中在距今3200年上下。这些海贝明显是产自东海、黄海、渤海、南海或者来自西南方向的印度洋、波斯湾。在罗布泊古墓葬遗址中，还发现了用一种海菊贝壳制成的饰珠，而此种海菊贝只产于我国东南沿海一带地区。乌鲁木齐阿拉沟第28号墓出土了一件春秋战国时期凤鸟纹刺绣，经鉴定这是一件来自中原的产品。在阿勒泰发掘的石人、石棺墓葬中，曾出土了一件铜镜，它是古代中原战国时期的产品，其形制和大小与河南陕县上村岭虢国墓出土的铜镜基本一致。说明早在先秦时代，内地的丝绸、铜镜等都已传入西域。
20世纪70年代，在河南安阳殷墟发掘的商代后期商王武丁（前1250—前1192年）之妻妇好墓，出土了756件玉器，玉料经鉴定与新疆和田玉玉质相同。结合文献资料，证明先秦时代西域的玉石等也传入了内地。
20世纪30—40年代，前苏联考古工作者对阿尔泰山北麓、位于今俄罗斯联邦阿尔泰省乌拉干区乌拉尔河畔、属于公元前5世纪左右的巴泽雷克古墓群进行了大规模发掘，出土了大量保存完好的来自中国内地的铜镜及整块的丝绸等。其中3号墓中出土的一块有花纹的丝织物，一平方厘米为18*24支纱，由一经两纬织成。其中的一块鞍褥面，制作技术为平纹，一平方厘米为40*52支纱，宽约43厘米。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上面的刺绣用彩色丝线绣成，主题是中国传统的神鸟凤凰。巴泽雷克墓出土的文物表明，早在公元前5世纪，中国的丝绸及其他器物便已在阿尔泰山一带流传了。
四、 历史的缩影
（一）千年的等待——西王母与周穆王的传说
西王母：“白云在天，山陵自出。道里悠远，山川间之。将子无死，尚能复来。”
周穆王：“予归东土，和治诸夏。万民平均，吾顾见汝。比及三年，将复而野。”
——《穆天子传》卷3
在今阜康天山天池西岸山坡上，有一座因山体滑坡形成的“山”字形巨石，在密密匝匝的塔松云海之间猛然一看似乎有些突兀，然而，细细看来宛如一个巨大石凳面向清澈见底的瑶池之水，山水呼应，凹凸相宜，动静成趣，这就是人们所熟知的天山天池著名景点——“西王母之山”。人们在流连美景之余，不免对这充满神话意境的名字产生遐想。这里难道就是传说中的西王母与周穆王相会的地方吗？
天山天池古称瑶池，在中国古代的神话传说中这里是当年西王母居住的地方。西王母神话是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体系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时间跨度从远古至两汉，地域覆盖中华大地，甚至远及外国，内容庞杂，记录丰富，被视为一部形象生动的先秦文化和汉代社会的百科全书。
我国关于西王母传说历史悠久，在商代著名遗址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就有“西母”一词，有关尧舜时代中原与西王母的联系和交往在先秦及秦汉的一些史籍中也有记载，其中，较完整记载西王母的为《山海经》。在《山海经》中有两处对西王母的记叙，均说西王母所居之地为“玉山”，描绘西王母长的像人，却有老虎的利齿，身后拖有一条豹子的尾巴，批头散发，是一位半人半兽的上古神。而在《穆天子传》中，西王母却是另外一种形象，由半人半兽的神变成了帝胄出身的贵妇人，还与穆天子相互赋诗歌咏，谈吐中显出雍容华贵的气质。到了汉代，著名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大宛列传》中记载到：安息国（今伊朗一带）的长老传闻在条支（约在今叙利亚一带）之西有一条河叫弱水，并且那里还有西王母居住，但这仅是传闻，谁也没有亲眼见到过西王母。如此，西王母被当时的人们置于中国人所能认知的极西之地了。在汉代的传说中，西王母居住在“昆仑山”，其地有“不死树”。其外貌日臻完美，不含丝毫狰狞可怖之迹。《汉武帝内传》中的西王母已是“容貌绝世”的美女了。至此，西王母的形象基本定型，其后关于西王母的描写基本就是依此为蓝本进行演绎。
先秦著作中对西王母的描述并不是空穴拉风。西晋咸宁五年（279年），汲郡（今河南汲县西南）盗墓者盗掘战国时期魏襄王（公元前318—前296年在位）墓时，出土了10车竹简，竹简上所记载的均为先秦的文化典籍，通称“汲冢竹书”。经过学者们的整理，其中有两部著作被命名为《穆天子传》和《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后人将其合并，成为流传至今的《穆天子传》。
据《穆天子传》的记载，周穆王喜爱巡游天下，他让造父替他驾了8匹骏马拉的车子，带多名随从，选好吉日出发西行。许多学者对《穆天子传》加以研究后，都认为，周穆王是从今洛阳出发，北行经山西、至河套西行。也有人认为，周穆王是从今西安地区出发，经六盘山西行。西行到了大地的西极——瑶池，见到西王母。穆王借西王母的瑶池设宴款待西王母。宴罢，穆王驾车，登上高山之顶，命人在山上树立了一块大石碑，石碑上简单刻写了他见西王母的事迹。题额上还刻了几个大字“西王母之山”。石碑两旁种了几棵槐树。穆王亲自栽种一棵，作为和西王母友谊的纪念。不久，西王母也在瑶池之滨为穆天子举行践行盛宴。西王母为穆天子唱吟：“白云在天，山陵自出，道里悠远，山川之间，将子无死，尚能复来。”大意是说，“我的情感犹如白云飘在天上，你的到来就像大地冒出的山陵一样。中原与西域的道路是那样的悠远，中间有河水拦截，高山阻挡。但愿你健康长寿，能够重新来到我们相会的地方。”而周穆王亦唱和到：“予归东土，和治诸夏。万民平均，吾顾见汝。比及三年，将复而野。”大意是说，“等我回到周国所在的东方，我将协调华夏各族的关系和你交往。待到天下齐一、万民康乐，我会回首万里，向西张望。你耐心地等上三年，我们仍然在瑶池下共相会。”在这里，周穆王与西王母约定三年为期，将再踏上西行之路。
但是，周穆王后来并没有遵守这一约定，从此再也没有回到瑶池之滨，成了一桩千古憾事，为世人感叹。唐代诗人李商隐在《瑶池》一诗即感慨：“瑶池阿母绮窗开，黄竹歌声动地哀。八骏日行三万里，穆王何事不重来？”遗憾之情，跃然纸上。
当年周穆王在瑶池挥笔写下“西王母之山”五个大字，并植树以志此行。人们相信，当年的瑶池就是今天的天山天池，天池西岸的“山”字形巨石，就是传说中“西王母之山”五个字中的“山”字。
长期以来，人们对《穆天子传》是真实的历史记录还是小说家的杜撰争论不已。周穆王西行最远到达何处也是众说纷纭，有的说在中东两河流域，有的说到达欧洲平原，有的说在中亚地区，有的说不出塔里木流域的，有的则说不会超出今青海地区，也有人认为不会超出今甘肃河西走廊地区。但是，一般认为，《穆天子传》是一部先秦时代的古籍，其内容虽有夸大、渲染、杜撰之处，但周穆王西行的基本事实还是有历史依据的。穆天子在历史上确有其人，他就是西周第五代王周穆王，世称“穆天子”，在位时间大约是公元前976年—前922年。约在战国时期成书的史籍《左传》中就记载了周穆王曾经“周行于天下”，先秦古籍《竹书纪年》中明确记载“穆王十七年，西征昆仑丘，见西王母”。可见《穆天子传》所述周穆王西行之事，并非全无根据。它反映了先秦时期，中原人对我国西北地区及更西地区，有了较为充分的认识和了解，也反映了先秦时期中原与西域等地区的往来交流。这在新疆的考古发现中，已经获得了确切的证据。至今在敦煌莫高窟423号洞窟的壁画上，以及1978年甘肃酒泉西甲闸出土的五凉时期5号墓前室的壁画上，仍然可以看到周穆王与西王母相聚的生动形象。
“比及三年，将复而野。”穆王的诺言一等便是数千年。或许期盼、或许是哀怨。千百年来，无数的人跟随穆天子的悠悠车轮，忘怀于瑶池阿母的圣水仙山，这一段美丽神话故事也成为西域同中原割舍不断的文化情缘。
（二）守黄金的怪兽格里芬
在现代的欧洲城市，由于深受古希腊文化的影响，有一种神兽的造型非常常见，这就是传说中“有翼狮身鹰头”的守卫黄金的神兽——“格里芬”。这种神兽在欧洲被认为是财富和黄金的守护神，代表着勇气和荣誉，很多贵族都将格里芬形象做成各种各样的饰物戴在身上，他们认为，只有在战场上表现英勇的人，才有资格佩戴格里芬形象的饰物。格里芬究竟起源于何时何处，今天的我们已经无从考证，但可以肯定的是，格里芬与黄金的传说曾经在欧亚草原地区广泛传播，甚至在我国先秦时期的西域地区也有所流传。也正是这个神话故事，引出了一段先秦时期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佳话。
这个传说最初是由一个名叫阿利斯铁阿斯的希腊诗人带到欧洲的。历史支付希罗多德在他的著作《历史》中，转述这位希腊诗人的长诗《独目人》中的记载，曾多次提到看守黄金“半狮半鹰”的怪兽格里芬，以及经常与之发生冲突的独目人部落。阿利斯铁阿斯《独目人》中记载，独目人——阿里马斯普人人口众多，勇悍善战，畜牧发达，羊马成群。他们毛发散乱，面貌奇特，只在前额当中长着一只眼，故名“独目人”。他们经常与看守黄金的格里芬战斗，以争夺黄金。
既然“有翼狮身鹰头”神兽格里芬看守的黄金，则必然与黄金有联系。而今天新疆境内的阿尔泰山，在中国古代文献里被称为“金山”。阿尔泰山之所以被称为金山，是因为这里自古以来就盛产黄金。许多学者认为，古希腊文献记载的与“有翼狮身鹰头”神兽格里芬争斗的“独目人”，与中国的古代文献的记载正相吻合。《山海经》和《淮南子》中都记载了在极北之地有“一目国”，“一目国”即“独目人”。如此看来，“格里芬”和“独目人”的传说，很可能是反映了当时活动在阿尔泰山地区的两个部落之间的冲突。
恰恰在阿尔泰山地区，考古工作者也发现了格里芬形象的实物。1929年、1947~1949年，前苏联考古工作者对阿尔泰山北麓的巴泽雷克古墓群发掘的结果震惊了世界考古学界。考古工作者共发掘12座巨墓。从这些墓葬中出土了大量黄金制品，其中包括一些带有格里芬形象的饰物，包括有“有翼狮身鹰头兽”图案的面具、皮帐篷以及图画等文物。它证明东西方文献中记载的“格里芬”与“独目人”的传说是有一定的依据的。
毫无疑问，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养蚕织丝的国家。先秦时期，中国丝绸就已经开始输出国外，如前所述，巴泽雷克古墓出土的丝织品就是中国丝绸向外输出的一个有力证明。
中国丝绸不仅流传于欧亚草原地区，连当时遥远的欧洲大陆，也可寻觅到中国丝绸的影子。在古希腊的古典著作中，经常可以看到一个“赛里斯”的国度，赛里斯即“丝绸之国”之意，正是志当时出产丝绸制品的中国。
巴泽雷克古墓不仅有欧亚草原文明的符合——“有翼狮身鹰头”守卫黄金的神兽“格里芬”，也有中华文明的符合——丝绸和凤凰，它证明，早在先秦时代内地的丝绸就已经流传到了西域地区，在张骞通使西域之前，就有一些道路把西域和中原连接起来，从而构成了西域和中原双向的经济文化交流。它为汉朝统一西域提供了有利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