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历史我知道之三
西汉时期的西域
汉代是中原王朝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鼎盛时代，也是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的重要时期。自汉朝统一西域后，历代中央政权就一直保持着对西域的最高统治权和管辖权，并实施有效的控制与管理。历史事实证明，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一、 汉朝对西域的管辖
西汉是继秦朝之后的又一个大一统的帝国时代，作为第一个统一西域的中央王朝，西汉在西域初步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管理模式。一方面，由于汉代的疆域更为广阔，汉朝在商周礼法典制和秦朝郡县制度的基础上形成了完善的管理体制。另一方面，汉朝在借鉴中原管理方式的基础上，兼顾到西域特殊的社会经济及民族状况，对西域实施的是一种有别于中原的管理模式，这种边疆地区的管理模式为以后历代中央政权治理西域奠定了基础。两汉时期，对西域的管辖主要采取了以下方式：
设官置守，派遣官吏。公元前206年西汉建立时，北方蒙古高原匈奴的势力强大，向西控制了西域地区各政权。匈奴在西域地区设立机构，“赋税诸国，取富给焉”，剥削西域各族人民。汉武帝即位后，为了反击匈奴，于公元前138年派遣张骞出使西域，使丝绸之路日益畅通。与此同时，为了丝绸之路的安全，西汉与匈奴在西域展开了斗争，并于公元前101年设置使者校尉管理西域事务。使者校尉是西汉政府派驻西域的第一个高级官员。公元前68年，西汉政府派侍郎郑吉率兵在车师（今吐鲁番盆地）屯田，并命郑吉护卫鄯善以西南道（今罗布泊一带），即统管天山以南各地。在西汉的不断打击下，匈奴势力最终退出西域，西汉统一了西域。为了更好地管理统一后的西域，西汉于公元前60年在乌垒城设立西域都护府，汉宣帝任命郑吉为第一任西域都护，汉朝正式在西域设官。驻军、推行政令，这是《汉书·郑吉传》中所称的“汉之号令班西域”。它说明，汉朝正式开始在西域行使最高统治权和管辖权，西域从此成为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西域都护是汉朝中央政府派遣管理西域的最高军政长官。其级别相当于郡太守，都护的职责是统辖西域诸国，管理屯田，颁行朝廷号令，若诸国有乱，须发兵征讨。西域都护属官有丞、司马、侯、千人等，均由西域都护任免。管理屯田的官员戊己校尉由朝廷委派，受中央政府节制，对西域诸地方政权实施管辖。自郑吉始任西域都护至西汉末，前后任西域都护者十八人，姓名见于史册的有十人，除了郑吉外，还有韩宣、甘延寿、段会宗、廉褒、韩立、郭舜、孙建、但钦、李崇等人。东汉建立后，击败被匈奴的势力，于74年重新统一了西域，设立西域都护及戊己校尉，以陈睦为都护，耿恭维戊校尉，屯车师后王部金满城（今吉木萨尔），关宠为己校尉，屯车师前王部柳中城（今鄯善鲁克沁），屯各置数百人。东汉政府继续在西域驻军、设官、屯田，册封各国首领等，将中央王朝的政令推行到西域。91年，东汉政府任命班超为西域都护，驻龟兹它乾城。123年，任命班超的儿子班勇担任西域长史，继续对西域进行有效的统辖。西域长史也成为东汉后期管理西域的最高军政长官。
册封地方首领，颁发印绶。自西汉开始，中央政府保留西域各地原有的政权建制，由西域都护代表中央政府直接行使对西域诸国国王和官吏的册封、任命、升迁、降免、处罚等权利，并为其颁发印绶：高级官员佩戴金印紫绶，低级官员佩戴铜印墨绶。西域都护所管辖西域各国国王及主要官员，都要由汉王朝赐予印绶。据《汉书·西域传》载，西域都护统辖西域四十八国，“自译长、城长、君、监、吏、大禄、百长、千长、都尉、且渠、当户、将、相至侯、王，皆佩汉印绶”,，共有376人。1953年，在沙雅县于什格提汉代遗址出土一枚“汉归义羌长”铜印，就是汉朝颁授西域首领的官印。这些人作为汉朝在西域的基层管理机构地方官员，在汉朝的统一号令下，管理各自所属事务。这表明汉朝政府已将中央王朝的管理权限下放至西域的基层。同时，由于汉朝采取任命当地少数民族首领参与政权管理的方式，不仅密切了各民族之间的联系，加强了西域少数民族地区和中央王朝管理的衔接，而且造就了西域各民族上层人士对中央政权的忠诚。
质子制度。“质子”也称“侍子”，是将王子留住于对方，表示双方政治互信的一种重要方式。汉代统一西域后，西域诸国为了表示对中央王朝的忠诚，都派遣王子留住京师。西域各国王子在京师都受到了生活优待和良好的教育。他们中的许多人在京师耳濡目染，接受了中原文化，一些人后来回到自己所在的国家为王，成为汉朝中央政权的坚定支持者。这些“质子”“慕乐中国，亦复参其典法”，为西域诸国的发展作出了贡献，更为西域诸国与中原王朝搭建了良好的沟通平台。如莎车王延，早年就曾以“质子”的身份在京师长安留住。东汉初年，“西域思汉威德，咸乐内属”，“西域五十余国悉皆纳质内属”。这都反映出西域诸国往往是以“纳质”的形式，表达对朝廷的忠诚。
二、 汉代西域经济的发展
西域许多地区属干旱区绿洲农业，在天山南北不仅有以农业为主的“城郭之国”，还大量分布着游牧的“行国”。由于匈奴在长期统治西域之时只注重赋税的征收，导致这些诸邦小国之间基本处于相互隔绝的状态，“虽属匈奴，不相亲附”“互不统属”。汉朝统一西域后，打破了西域各地小国林立、互不往来的隔离状态，增进了西域诸国之间的相互交流、各民族间的相互了解与信任，同时也增进了西域与中原的密切联系，增强了西域诸国对中央政权的认同。由于汉朝拥有发达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中原地区又有先进的生产技术、生产经验及熟练的劳动人手，这些都对西域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促进了西域经济的发展。西域与中原地区的经济也有着很强的互补性，西域都护府的设立，不仅保证了丝绸之路的畅通无阻，而且时西域与中原的经济之间形成了持久而良性的互动，从而使西域的区域经济纳入到整个汉朝的经济体系之中，成为中国经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张骞通西域后，为了保证往来使节的安全和供给，西汉政府在公元前105年就开始派军队在眩雷（今伊犁河谷）屯田。此后，屯田规模和地区不断扩大。到公元前60年西域都护府建立后，屯田地区逐渐由轮台（今轮台县）、渠犁（今库尔勒市境内）、车师发展到楼兰（今罗布泊西岸）、伊循（今若羌县境内）、精绝（今民丰县境内）、焉耆（今焉耆县境内）、姑墨（今阿克苏）、赤谷（今吉尔吉斯斯坦伊赛克湖南岸）等广大地区，屯田士卒达两万多人。大规模的屯田，不仅保证了汉朝驻军、官吏和往来使者、商旅的粮食供给，而且由于屯垦戍边的汉族士兵带来了中原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经验，如铁铧、铁锄、铁镰、铁锹等铁制农具和先进的农耕技术，也有力地推动了西域农业生产的发展。从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来看，当时西域种植的农作物主要有菽、稷、黍、小麦、大麦、高粱、青稞、胡豆、麻、棉花和葱、蒜、黄瓜、胡萝卜、菠菜、蔓菁、芫荽等农作物；还有葡萄、核桃、梨、桃、石榴、杏等水果以及优质饲草苜蓿。
汉朝在西域大力屯田的同时，也积极兴修水利设施。例如在若羌、楼兰、轮台、沙雅、焉耆等地均修建过不少灌溉渠道。沙雅县境内的汉代古渠道长达一百多公里，伊循屯田遗址的渠道总长37公里，且有干渠、支渠和斗渠，布局合理，为了保护这些灌溉渠道，各地还设有“守堤之兵”。公元前102年，李广利讨伐大宛时，大宛人因为得到中原人的帮助，学会了掘井技术，才得以利用掘井所得水源坚持数月之久。据《水经注·河水篇二》记载，东汉将领索励在伊循屯田时，率领酒泉、敦煌千余士兵到楼兰建造房屋，进行屯田，并征调鄯善、焉耆、龟兹三国士兵各千人，整修河道，灌溉农田。“大田三年，积粟百万。”可见兴修水利对农业生产的巨大促进作用。
畜牧业是西域的主要经济来源之一。据《汉书·西域传》载，乌孙“国多马，富人至四、五千匹”，大宛“多善马”，其马被誉为“天马”。人称“沙漠之舟”的骆驼是西域地区主要的运输工具。此外，西域各国还蓄养大量的驴、骡、牛、羊。供当地居民生产和生活之用。
西域手工业也在发展和进步。中原先进的冶铁技术传入西域，使当地冶铁业迅速发展。近年来，在库车的阿艾山、民丰的尼雅和洛浦县的阿其克汉代冶铁遗址中，发现有小坩埚、铁渣、矿石、烧结铁等遗物，而且还有汉代冶铁中使用的鼓风设备——陶瓴。据《汉书·陈汤传》记载，西域副校尉陈汤说：“胡兵五而当汉兵一，何者？兵刃朴钝，弓弩不利。今闻颇得汉巧，然犹三而当一。”可见中原冶铁技术之高。西域的毛纺织工艺水平也有很大提高，不仅数量多，花色品种也多，有褐、罽、毛罗、缂丝、毛毯、纺织饰带、毛绣品等。当时已较普遍地使用吊悬式纺具（纺轮与纺杆），可能已开始使用简单的织机。木器的制作已开始使用旋木工艺，陶器的制作已开始采用轮制法。汉代时的西域手工技艺已得到普遍提高。
受中央政府流通货币的影响，西域一些地方开始铸造钱币。2世纪下半叶至3世纪上半叶，于阗铸造了一种无孔、无周廓的圆形钱币，被称为“汉佉二体钱”（亦称“和阗马钱”）。有大、小两种，其正面用篆体汉文标明币重，大钱作“重廿四铢铜钱”，小钱为“六铢钱”；反面中心作马形和骆驼形图案，周围环以佉卢文，为于阗王姓名、年号、这种汉文和佉卢文双语钱币的出现，有力地证明了西域与中原密切的经济文化联系。
三、 汉代西域与中原的文化交流
汉朝统一西域后，中原的典章制度也传入西域。据班固的《汉书·西域传》记载，龟兹王绛宾取解忧公主之女弟史为妻。公元前65年，绛宾携弟史赴长安入朝，他非常喜欢汉朝的衣着服饰和典章制度，从长安返回龟兹后，便仿效汉朝，修建宫室，在宫殿周围建巡行警戒道路，“出入传呼，撞钟鼓，如汉家仪”。此外，新疆曾出土许多汉代的汉文木简，如在尼雅一处汉代遗址中出土过一枚汉文木简，从内容上看就是当时汉代官府对精绝王下达的汉文文书，这说明汉文i当时的西域是通行的官方文字。
此外，西域各族人民和来自中原的民众互相学习对方的语言，互相了解和交往。例如，远嫁乌孙的公主及其随从在长安出发前也要先学习乌孙语。西域少数民族学习和使用汉语的事例，更是不胜枚举。西域一些国王还起了汉族的名字，如莎车王“延”“康”，鄯善王“安”，疏勒王“忠”。
汉代西域与中原的音乐歌舞艺术也相互交流。龟兹王绛宾赴长安时，其夫人弟史专门到长安学习鼓琴，汉宣帝还赐给两人“旗鼓”及“歌吹数十人”，开创了中原歌舞传入西域的历史先河。
四、 西域各民族对汉朝中央政权的认同
汉朝统一西域后，中原与西域人民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日益密切。西汉末年，各种社会矛盾激化，朝政动荡，汉王朝在西域的统治渐趋飘摇，西域政局出现混乱，匈奴势力卷土重来。由于西汉在西域有深厚的统治基础，莎车王康（18~33年在位）率众抵抗匈奴。29年，东汉河西大将军窦融册立莎车王康为西域大都尉，西域五十余国均归其统辖。38年，莎车王贤与鄯善王安一同派遣使者到洛阳，恢复了西域与中原的联系。东汉于74年重设西域都护府，并任命耿恭为戊校尉。耿恭到任后，迅速发布文告晓示乌孙，宣扬汉室威德。耿恭的文告一到，乌孙国一片欢腾，乌孙王立即派出使者向东汉朝廷贡献名马，并送来西汉汉宣帝时期赠送给乌孙王右夫人——原汉朝公主解忧的弈棋博具，还表示愿意派遣王子入侍皇帝，以此证明乌孙愿与汉朝世代友好的心意。这样，东汉又与乌孙重新建立了友好联系。这些事实充分表明了西域各民族地方首领对中原王朝的认同。
五、 历史的缩影
（一） 张骞凿空西域
闻道寻源使，从天此路回。
牵牛去几许？宛马至今来。
一望幽燕隔，何时郡国开？
东征健儿尽，羌笛暮吹哀。
——（唐）杜甫《秦州杂诗·闻道寻源使》
这是唐代大诗人杜甫的一首咏史感怀诗。诗中提及的“寻源使”不是别人，正是西汉出使西域第一人——张骞。张骞出使西域的故事，几乎家喻户晓，但是，这位被史学家司马迁称为“凿空西域”、近代梁启超赞为“坚韧磊落不屈不挠之奇男子”“世界史开幕一大伟人”的张骞，何以又被称为“寻源使”？“寻源”又是寻何处之源？
汉初，匈奴连年南侵。经过了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西汉的国力得以恢复。而具有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即位后，决意不惜一切代价把匈奴人彻底击败。恰在这时，西汉从一个被俘虏的匈奴人口中得知：曾经在今河西走廊和东部天山一带游牧的月氏人与匈奴发生过战争，匈奴王率部击败了月氏，杀死了月氏王，还把月氏王的头盖骨做成了喝酒用的杯子。月氏人对此深感屈辱，一直想报复匈奴，但是由于无法与匈奴抗衡，只好远走他乡，逃到了西域的伊犁河流域。汉武帝得知这一情报后非常高兴，觉得月氏既然到了匈奴的西边，又与匈奴人有血海深仇，实在是汉朝讨伐匈奴大业不可多得的好帮手。如果西汉与月氏结为盟友，即可对匈奴两面夹击，从而斩断匈奴的右臂。但是，如果与月氏结盟，必须派人与他们取得联系。而当时的情况是，西汉只知道月氏人大概已经迁到了匈奴以西，具体的位置在哪里？距离长安多远？沿途情况怎样？这些都没人知道。有一点到是清楚的，那就是派遣使者必须穿过匈奴控制的广大地区去寻找月氏。但这就意味着也行派遣的使者还没有机会见到月氏王，就可能被匈奴俘获了，再加上赴西域的路程遥远艰辛，谁能担此重任？汉武帝为此而犯愁，最后决定，在全国招募能够穿越匈奴控制的地区、寻找月氏并建立关系的使节。
正所谓时势造英雄。时任宫廷侍卫的张骞不惧艰险，揭榜自荐，脱颖而出。欣喜的汉武帝亲自为张骞挑选了一百多名勇士，还选派匈奴人堂邑父给他做向导。公元前138年，张骞一行从长安出发，踏上了寻找月氏的漫漫征程。
要去西域寻找月氏，不得不经过匈奴占领的地界。张骞不幸被匈奴俘获，被迫娶妻生子，学会了匈奴语言，也习惯了当地的生活，过着似乎平静的普通人生活。但在张骞的内心，却备受煎熬：寄予厚望的皇帝是否在焦急地等待自己的消息？如何逃离匈奴，完成自己的使命？张骞一直在寻找着机会，但是由于匈奴对他的控制很严，根本无法出逃。于是他只好佯装顺从，似乎要在匈奴安居乐业。但即使如此，他依然保存着汉朝使者出使的标志——汉节，念念不忘自己的使命。十年过去了，匈奴放松了对张骞的警惕，他立即毫不迟疑地与堂邑父逃出了匈奴地界。但是因为走得太仓促，他们没来得及准备充足的干粮，。在人烟罕至的大漠戈壁间，他们全靠堂邑父偶尔射猎一些飞禽走兽才勉强活下来。在逃离匈奴后，张骞得知，大月氏这时早已不在伊犁河流域了，而是迁到更新的地区。于是他们毅然决定，继续寻找大月氏。在艰难行进了几十天后，他们终于来到了大宛国（今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盆地）。
大宛王早就听说东方的西汉王朝是个富饶强盛的大国，有心结交，但苦于路途遥远，交通不便，一直未能如愿。现在听说西汉的使者到了，大宛王便派人护送他们到康居（今哈萨克斯坦锡尔河中下游一带）。而康居的南边就是大月氏，至此，终于抵达了大月氏的地域。
当时的大月氏已经迁到了阿姆河流域（今乌兹别克斯坦南部），征服了阿姆河南岸的大夏国（今阿富汗北部）。张骞到达时，大月氏已设王庭于河北，控制着跨有阿姆河两岸的原大夏国领土。这时的大月氏国王已死，由其太子代理王位。他隆重地接待了张骞。张骞介绍了西汉的情况，并转达了汉武帝的意图：希望月氏人仍能回到原来在河西走廊的游牧地，并与汉朝结盟，共同对付匈奴，以报月氏先王被杀之仇。但是时过境迁，此时的月氏所据的游牧地水草丰美，周围也没有强邻威胁，他们便安于现状，不想再冒险攻打匈奴。张骞和堂邑父在大月氏住了一年多，最终还是没能说服大月氏，只好返回。归途中，张骞选择走昆仑山北麓，不幸又被匈奴俘获，再次被扣押。幸好这次只被关了一年多，趁着匈奴内乱，张骞带着匈奴妻子和孩子与堂邑父逃出，于公元前126年回到了长安。
当年张骞从长安出发后，汉武帝迟迟等不到他们的音讯，便毅然决定即使没有月氏人的加盟，也要对匈奴发动反击。自公元前129年开始，汉武帝派大将卫青、霍去病等相继率军出击匈奴，西汉经过多年修生养息蓄积的力量由此得到充分体现。尤其是公元前127年卫青发动的“河南之役”，收复了被匈奴占据的黄河河套地区，并设立郡县，募民屯边，成为反击匈奴的基地。西汉与匈奴力量的对比，逐步发生了变化。公元前121年和公元前119年，卫青、霍去病再次率军打败匈奴，西汉在河西走廊地区设立了四个郡，通往西域之路的门户已经打开。
虽然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没有能够完成联络月氏人共击匈奴的任务，但汉武帝仍为张骞十三年不忘使命的精神感动，更何况张骞还带回了西域诸国的珍贵情报。于是，汉武帝封张骞为太中大夫。
张骞是汉朝第一位以官方身份出使西域的人。他亲自走访了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等地，了解了乌孙、安息（今伊朗一带）、条支（今叙利亚一带）、身毒（今印度）等地的情况，为以后和这些地区的交流奠定了基础。同时张骞还向汉武帝提出建议，西汉应与西域诸国加强友好往来，这一建议也被汉武帝采纳。
公元前119年，汉武帝再次派遣张骞出使西域，联络伊犁河流域的乌孙人夹击匈奴。由于此前汉朝对匈奴的战争取得了节节胜利，河西走廊已畅通无阻，所以张骞此行使团随员三百余人，携带价值“数千巨万”的金帛货物、数以万计的马匹和牛羊，浩浩荡荡，顺利到达乌孙。此次，张骞本人选择留在乌孙，与乌孙王商讨抗击匈奴事宜，同时派出副使分别到大宛、康居、月氏、大夏、安息、身毒等国进行友好访问。
不久，张骞第二次由西域折返长安，使团其成员也陆续回到长安。张骞两次出使西域，足迹遍及今新疆天山南北、中亚、西亚和印度河流域，带回了这些地方的内外政治形势、民族分布等方面的重要资料。张骞与西域各族人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其刚强坚毅的性格，诚恳开阔的胸怀，受到了各族人民的信任和爱戴。鉴于张骞熟悉匈奴军队特点，具有沙漠行军经验和丰富的地理知识，汉武帝在以后对匈奴的战争中，屡次派张骞在军中担任向导，最后封其为“博望侯”。“博望侯”的美名远扬，以致在张骞去世后，汉朝派往西域的使者都被称为“博望侯”，这一封号成了汉朝使者的美称，而汉朝使者也因此受到西域人民的欢迎和信任。
此后，汉武帝每年都派使节去访问西域诸国，西汉和西域诸国建立了友好往来。西域诸国派来的使节和商人也络绎不绝。中国的丝绸和丝织品，经由西域运到西亚，再转运到欧洲，这条由张骞“凿空”的绵延路线便是著名的“丝绸之路”，它从张骞出使西域的足迹中蜿蜒而出，由东至西，从历史延展向未来。
今天，人们对张骞的了解，更多地知道他是汉代第一个出使西域的人，但很少人知道，张骞出使西域时，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使命。
黄河，这条中华民族的母亲之河，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一直有着崇高的地位。但是，古人一直不清楚黄河的源头在哪里。由于地理知识的缺乏，早在先秦时期，人们就所以为黄河之源在一个叫昆仑山的地方，所以“河出昆仑”的说法一直在流传，但昆仑山在何处却众说纷纭。汉武帝也被这一传统的说法困扰，因此在派遣张骞出使西域时，还赋予了他另外一个重任：寻找黄河的源头。张骞率人在西域考察了这里的山水地理，认为黄河的源头出自于阗（今和田），并且把这里的玉石带给了汉武帝。汉武帝对照着古代地图，把孕育黄河之源的山命名为昆仑山。此后，“河出昆仑”只说便流传更广了，这一“美丽的错误”深深地反映了萦绕于中国人心中的黄河情结。也正是这一“美丽的错误“，把西域与中原紧密地联接在一起，张骞也由此有了”寻源使“的美称。一如杜甫诗中所言，他寻到了天上，又从天上下来顺着黄河回到中原大地，却不曾想，这寻找黄河之源的壮举竟促成了东西文化交流的伟大开端。
（二） 汉之号令班西域——首任西域都护郑吉的故事
在今天的轮台县境内，沉睡着一些有上千年历史的汉唐古城，它们历经风雨，默默地向人们展示着历史的沧桑。而其中有一座汉代的古城，却一直困扰着考古学家，成为了他们心中挥之不去的心结，这座古城就是汉代西域都护府的府治——乌垒城。
张骞通使西域之后，西汉掌握了西域地区丰富的情报资料，强烈意识到西域已成为匈奴的“右臂”和“西方之援国”。汉武帝时期攻伐大宛之战，名为夺取汗血马，实则是汉朝进军西域、经营西域，进而统一西域的前奏。
公元前108年和公元前104年，汉武帝将细君公主和解忧公主先后嫁给乌孙王，西汉与乌孙的关系日益密切，乌孙成为西汉斩断匈奴右臂的重要盟友。公元前101年，西汉设置使者校尉，率士卒数百人在轮台、渠犁一带屯田积谷，以供应出使西域的使者。使者校尉是西汉政府派驻西域的第一个官员。
汉宣帝在位（前73年~前49年时期，仍致力于在西域的屯田，从这时起，郑吉正式登上了西域历史的舞台。
郑吉（？~前48年），西汉会稽（今浙江绍兴）人，西汉会稽（今浙江绍兴）人，卒伍出身，为人坚强执着，胸怀大志。年轻时曾多次随汉军进出西域，对西域的风土民情非常熟悉。公元前68年，汉宣帝派郑吉率一千五百人在渠犁屯田积谷，并对匈奴控制下的车师发动进攻，一度占据了车师王所在的交河城。鉴于郑吉的战功，汉宣帝晋升其为卫司马，任“护鄯善以西使者”，保护今塔里木盆地南缘的丝绸之路南道。匈奴担心汉朝在西域腹地所建立的屯田基地威胁到自己在西域的统治，便多次联系车师对郑吉的屯田军队发动进攻。郑吉以其坚忍不拔的毅力，率领汉朝屯田士兵联合西域其他城邦的军队，反击匈奴，巩固了汉朝在西域的统治。
汉宣帝神爵二年（前60年），匈奴发生内乱，日逐王率一万两千人归顺西汉，在西域引起了极大震动。自张骞出使西域，西汉力图结盟西域诸国，斩断匈奴右臂，经过几十年的努力，终于沉重打击了匈奴在西域的统治。而日逐王的归汉，则预示着匈奴将会失去西域这一赖以抗衡西汉的重要后援。同时，日逐王的归汉，也促使西域诸国在西汉与匈奴两大势力的选择中，更多地靠近西汉，并完全融入西汉的管理体系之中。
也就在这一年，汉宣帝正式决定在西域设立西域都护府，府治设在乌垒城，郑吉为第一任都护。自此，匈奴势力退出西域，匈奴在西域所设的“僮仆校尉”也自此作罢。西汉正式在西域设官、驻军、推行政令，开始行使国家主权，这就是《汉书·郑吉传》中所称的“汉之号令班西域矣”。西域从此成为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郑吉在迎接归顺的日逐王之后，护送日逐王及其士卒从西域进入长安。到达长安后，汉宣帝亲自接见了他们，并下诏颁示天下，表彰郑吉和日逐王的功绩，封日逐王为“归德侯”，封郑吉为“安远侯”。
1990年10月至1992年12月，考古工作者对甘肃敦煌汉魏时期的驿置机构悬泉置遗址进行了抢救性的考古发掘，其中出土简牍近两万枚，此项考古工作被评为1991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和“八五”期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令人兴奋的是，在这批汉简中，发现了与汉代西域有关的珍贵资料。悬泉置1301号简牍明确地记录了汉宣帝神爵二年（前60年）日逐王东行的时间。在这一年的十一月，日逐王一行到达了悬泉置，并在这里换乘马匹，继续东行进入长安。结合《汉书》等文献的记载，大概郑吉在公元前60年九月迎日逐王后，当月就从驻地出发，十一月至玉门关一带入塞，然后在敦煌附近的悬泉置换乘驿马前往长安。从这里到长安还有1600公里，如果按里程推算，郑吉、日逐王一行抵达京城长安的时间以至神爵三年（前59年）了。无论如何这些考古发现有力地证明了郑吉迎日逐王归汉已经汉朝神爵二年设立西域都护府的史实。
西汉时代西域都护府的府治设在乌垒国的王都乌垒城。之所以选择这里作为西汉驻西域最高军政长官的驻地，是因为这里与汉朝最初的屯田地渠犁相距不远——它南距渠犁330里，并且这里土地肥沃，物资供应充足。就地理位置而言，这里大体处于西域的中部地区，便于西域都护督察四方。从西汉直到东汉初期，西域都护府的府治大致都在乌垒城。91年班超任西域都护之后，西域都护府的府治才迁到了龟兹的它乾城。此后，乌垒城便逐渐荒废了。清代研究西北史地的著名学者徐松，曾经亲自考察过汉代的轮台古城，在其《西域水道记》中，他感慨写到，“仰怀郑吉之风”“流连缓辔，怅然情深”，对郑吉的钦佩之情，跃然纸上！
如今，虽然西域都护府府治乌垒城仍然沉睡在荒漠戈壁之中，考古学家也仍然执着地寻找着它的遗迹，但西域都护府连同郑吉的名字，却已深深地印在人们的脑海之中，勾起了人们无限的遐想。
西域都护府的设立，标志着西域正式纳入汉朝的版图，中央政权在这里开始行使主权。西汉政府有着较为成熟的统治理念，在统治方式上，注重政权机构的建设，将中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制度等，变通地实施于边疆地区，打破了西域地区“无所统一”的政治格局，从而把西域诸国有机地纳入西汉王朝的统治体系之内。西汉在西域设立行政管理机构，任命官员，派兵驻守并屯田，统计当地的户口，推行汉朝的政令等等，都是行使国家主权的重要内容，奠定了此后历代中央政权管理西域的基础。
（三）“五星出东方利中国”
公元79年，意大利的维苏威火山爆发，距离火山10公里的罗马帝国著名城市庞培瞬间被火山淹没，从此不为人知。直到18世纪中期，考古学家才对该地进行了长达百余年的发掘，逐渐完整地揭示出这座古代城市的全貌。恰在此时，一些来自东方的古代写本、文物等也流入欧洲，于是人们开始猜词：难道遥远的古代东方也存在着一个“庞培城”？
1901年，英国人斯坦因子啊新疆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南缘尼雅河畔发现了一座古城遗址，后被确定为西汉时期精绝国的遗址。尼雅遗址位于和田地区民丰县以北约一百公里的尼雅和下游，是汉晋时期西域丝绸之路南道上的一处交通要塞。斯坦因从这里挖掘出大量珍贵文物震惊了世界。尼雅古城遗址，也被称为“东方的庞培城”。在斯坦因之后，尼雅遗址又陆续出土了许多文物。
1995年10月，中日两国考古学家开赴尼雅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在100平方米范围内，考古学家共发掘了八座保存完整的墓葬，随葬品丰富。其中8号墓出土了一件精美的丝制品引起了考古学家的高度重视，这就是著名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
在这件丝织品上，从右至左织着一排汉字“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同时出土的另外一块织锦上有“讨南羌”三字，两块织锦可以缀合为一，原来很有可能是一句话“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讨南羌”。该锦为长方形，四周有用浅黄色绢缝制的锁边和坠带；长16.5厘米，宽11.2厘米，为五重平纹经锦，经密220根/厘米，纬密48根/厘米；采用经线提花的织造方法制作，以宝蓝、绛红、草绿、明黄各白色等五组色经织出星纹、云纹、孔雀、仙鹤、避邪和虎纹；其花纹之间贯穿“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八个字，是祥瑞祝福的语言，给人一种吉祥如意、国泰民安的感觉。
1995年尼雅的考古发现因出土了丰富的珍贵文物，被国家文物局评定为当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2002年，国家文物局发布《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其中规定有64件（组）一级文物禁止出国（境）展出。“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就位列其中，现被收藏于新疆考古研究所。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一语最早见于司马迁《史记·天官传》：“五星分天之中，积于东方，中国利。”“五星”是指金星（古称太白、启明星）、木星（古称岁星）、水星（古称晨星）、火星（古称荧惑）、土星（古称镇星）。按照中国古代星相学和阴阳家的说法，五星如果同时出现在东方天空中，则对中原王朝（中国）有利，公元前202年，五星曾经同时出现于二十八宿中东方七宿的井宿中，被认为是汉朝兴起的祥瑞迹象。“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是汉晋时期流行的吉祥语，这样一句话出现在中原很平常，但它却出现在遥远的塔克拉玛干沙漠，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思。
“中国”一词最早应出现在西周初年。1963年，陕西宝鸡县贾村出土了一件珍贵的青铜器——何尊。这是一件西周初年周成王统治时期的青铜器。何尊底部有铭文122字，记载了西周初年武王灭商后，营建成周（今洛阳境内）的情况。其中“余其宅兹中国”文字，被认为是最早出现“中国”一词的考古学证据。周武王灭商后，认为上天将“中国”交付给了他，占有了商的国都，“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在这里，“中国”是指王朝京师之地。随着西周政权及政治影响不断扩大，“中国”的含义也在不但引申外延。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齐、韩、赵、魏、秦、楚、燕等国都称为中国。秦汉统一后，新的大一统局面出现，其疆域内的大部分地区也都称中国。“中国”的地理内涵大大地扩展了，“中国”或指京师，或指中原，又或指全国，还或指王朝法统。一般来说，一个中原王朝（或称中央王朝）建立了，它的直接统治区就可以被称为中国。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养蚕制作丝绸的国家，一直到今天，都是世界上最主要的丝绸生产国。在历史上，丝绸是中国重要的出口产品。久负盛名的“丝绸之路”，就是因中国和西方的丝绸贸易而得名。尼雅出土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又把我们带回遥远的过去，领略丝绸之路的风采。
丝绸之路，一般是指西汉时期（前206年~25年），由张骞出使西域开辟的以长安（今西安）为起点，经甘肃、新疆，到中亚、西亚，并连接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这条道路也被称为“西北丝绸之路”。以区别于“丝绸之路西南道”和“海上丝绸之路”。其基本走向确定与两汉时期，隋唐时期更加兴旺，元明以后，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日益兴盛，“西北丝绸之路”才逐渐失去了往日的繁华。“西北丝绸之路”从新疆现在的版图上来看，主要分为南道、中道、北道三条线路。南道是从今罗布泊地区，沿塔里木盆地北缘西行，再越过帕米尔高原的路线；北道四从今敦煌西行进入哈密，翻越天山，沿天山北麓向西行进的路线。
汉武帝时期，张骞出使西域被称为“凿空西域”之举，意即是它打通了东西方交往的通道。但实际上，在张骞通使西域之前，丝绸之路的雏形已经出现了。
公元前60年，汉朝设立了西域都护府之后，丝绸之路的安全得到了保障，从此，这条东西方交流之路便进入了更加繁荣的时代。
丝绸之路，不仅是一条贸易之路，也是一条文化交流之路。出土“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的尼雅遗址，位于汉代丝绸之路的南道，长期处于西域都护和西域长史的管辖之下，因此中原文化也在这里打上了深深的烙印。1959年，考古工作者在尼雅遗址东汉墓葬中发掘出土了“万世如意”锦，锦上织有汉文“万世如意”四字；还织有八个汉字的“延年益寿宜子孙”锦。1995年，在尼雅墓地中，与“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同时出土的还有：织有八个汉字的“延年益寿长葆子孙”锦。织有十个汉字的“世毋极锦宜二亲传子孙”锦、织有十一个字的“王侯合昏（即“婚”）千秋万岁宜子孙”锦等。在一件保存完好的陶罐上，书写有清晰的汉文墨书“王”字，这些出土文物，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丝绸之路的兴盛，不仅将中原文化带到了西域，也带到了更远的地区，成为世界共享的精神财富。
西北地区的这条历史悠久的丝绸之路，在元明以后，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兴盛而日渐衰落。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原与西域、中国与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中断。中原人民与西域各族人民的交往与交流，已经悄然渗透于人们日常的生活之中，并没有因为“西北丝绸之路”的衰落而褪色。时至今日，那条从历史的，脉络深处延伸至今的传奇之路，虽然失去了昔日的辉煌，但是，亚欧大陆桥的开通，现代航空、铁路、公路、油气管线，却使古老的丝绸之路焕发了青春。它们又承担起了沟通新疆与内地、中国与欧亚等地经济文化交流的重任，形成了内涵更加丰富的新的“丝绸之路”。
（四）“汉归义羌长印”和“司禾府印”的故事
在新疆境内的众多古代遗址中，掩埋着无数的珍宝，引人遐想无限，其中两枚印章，格外著名。一枚是“汉归义羌长印”，另一枚是“司禾府印”。
“汉归义羌长印”是1958年在新疆沙雅县于什格提遗址中发现的。铜质，方印，通高3.5厘米，边长2.3厘米。印文为篆文，阴刻，分三行：一行为“汉”，一行为“归义”，一行为“羌长”；印文文字端庄古朴，字迹清晰。其印纽为一头绵羊，绵羊头部平视，温顺地蹲卧在铜印上，造型生动逼真，具有象征性。新疆南部一带。汉晋时为古代羌族活动的地区，这枚印章是当时汉朝政府发给新疆南部地区古代羌族长老的印章。“汉归义羌长印”的发现，再次证明了从汉代以来新疆已正式列入祖国的版图。
“司禾府印”，1959年在新疆民丰县发现。炭精制，方印，通高1.7厘米，边长2厘米。印文为篆文，阴刻，分两行：一行“司禾”，一行“府印”。印纽为桥纽。从字体和纽式，可确认是汉朝时期的印章。汉朝以来，为保护丝绸之路的畅通，曾沿路设立了许多屯田区的中心，凡有驻军之地，便会有屯田作为经济保障。因此，今天，新疆留下了许多当年屯垦的遗迹。1959年，民丰县尼雅遗址出土的东汉“司禾府印”，证明了这里就是当年东汉的屯田区，东汉政府设立了“司禾府”以管理屯田事务。
屯垦是两千年来响彻西域的古韵长歌。西汉时期，屯田已分为军屯、民屯、犯屯等，相应的制度也逐渐完善。汉武帝时期，为了斩断匈奴右臂，在西域与匈奴展开斗争，屯田自然被引入经营西域的国家战略之中，由此拉开了西域上千年屯垦历史的序幕。
张骞通使西域后，汉朝与乌孙建立了密切联系，乌孙向汉朝提出和亲的要求，汉武帝以细君公主嫁乌孙王。公元前105年，汉武帝下令护送细君公主的军队在眩雷屯戍，成为西域屯田的发端。
西汉建立，匈奴在北方对汉朝构成巨大的威胁。公元前169年，晁错上书汉文帝，提出“募民实边”。他根据匈奴经常南下攻掠汉朝北境，而汉朝在边境地区实施的是由中原戍卒轮番服役守边的特点，提出应当改变单纯防御守边，实施移民边塞、军民屯田戍边的方略，即在边疆地区修筑坚固的防御工事，对屯田军民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对屯田民众实施优惠政策等。汉文帝采纳了晁错的建议，开始在都城长安北部边境创建屯田戍边防御工事。晁错的这一系列主张，不仅为后来汉朝西域屯戍提供了思想借鉴，也为历代王朝屯田提供了理论依据。
汉武帝太初四年（前101年），汉朝正式设立了“使者校尉”一职，李广利攻伐大宛取得胜利后，率数百人在轮台屯田积谷，以保障往来使者之需。公元前89年，搜粟都尉桑弘羊向汉武帝提出建议，在轮台、渠犁一带扩大屯田。但汉武帝认为此举耗费太大，没有采纳。汉昭帝即位，于公元前78年接受了桑弘羊的建议，决定在轮台屯田。塔里木盆地西南部的扞弥国在李广利攻伐大宛后即归附了汉朝，并且将王子赖丹送往长安为质子。汉宣帝决定派扞弥国太子赖丹回西域，任命他为校尉，率军在轮台屯田。此后屯田区域拓展到车师等地。
公元前48年，西汉政府在车师置戊己校尉，受西域都护节制，其基本职责是屯田积谷，西域各地的屯田由此得到更大发展。
屯区设曲侯为指挥官（一般由校尉兼任），设屯长为基层屯官。第一任西域都护郑吉，为了完成西汉中央政府赋予的统辖西域各国、防止匈奴再犯西域、观察乌孙等国的任务，他在各地组织进行屯田时，对地点的选择有很强的针对性。例如在车师屯田，是为了应付匈奴；在北胥鞬（今鄯善境内）屯田是为了监督、观察乌孙、康居等国家的情况；在焉耆屯田，是因为此地原为匈奴僮仆都尉所在地，且条件非常有利于屯田；在姑墨屯田则是因为当时的乌孙已经分裂为大小两部，屯田是为了对其进行监督，以避免进一步分裂；而在北道其他地方进行屯田则是出于防范匈奴侵扰或为过路使者、商人提供必须的供给等。
西汉在西域的屯田最初为军屯，即驻防士兵平时务农，战时出征。屯兵所需要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均由国家提供，劳动产品全属官府。后来出现了民屯，一般由士兵家属和流民担当生产主力，屯田所得粮食由屯兵和屯民分成共享，其余大部分纳入官仓。
东汉延续了西汉在西域的屯田政策。73年，汉明帝派窦固在天山东部出击北匈奴，打败匈奴后，留军伊吾卢成，并设置宜禾都尉。74年，东汉重新设置西域都护及戊己校尉，同时，派戊校尉和己校尉分布在车师前后部管理军队屯田。91年，班超任西域都护，先后在高昌壁（今吐鲁番高昌故城）、伊吾卢城等地进行了屯田。123年，班勇被任命为西域长史，率五百人屯田柳中。
东汉时期在西域的屯田随政治形势的变化而时停时办。前后共有八个屯区，分别是伊吾、柳中、高昌、金满、疏勒、于阗、精绝。其中伊吾、高昌是两个最大的屯戍基地。
汉朝在西域的屯田，保证了丝绸之路东往下来商旅的安全，稳定了西域局势，提高了汉朝军队的战斗力和储备力。同时通过屯田，中原的铁器和冶铁介绍，以及发达的农业技术和水利传入西域，对提高西域地区的农业生产水平作出了贡献。屯田也促进了各民族的交往及文化的交融。
西域屯垦发轫与西汉，兴盛于唐朝。两汉、魏晋南北朝，直至隋唐，中央政府在这里的屯垦几乎没有中止过。元朝统一西域后，恢复了在西域屯田的制度。清朝更是在天山南北开展大规模屯田。纵观古代西域屯田，尤以汉、唐、清三代屯田时间最长，规模最大，屯田人数众多，影响深远。屯田在维护国家统一，促进西部开发建设以及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增进多民族、多宗教共存的新疆各族人民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相互尊重、长期和睦相处等诸多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屯田兴则西域盛，屯田废则西域乱。”
（五）思乐事汉
汉代作为中国封建王朝的第一个强盛时代，政治、经济、文化发达，管理模式完善，成为西域地方政权的学习典范，其中一段关于汉代莎车王家族的故事至今仍然流传。
汉代西域三十六国之一的莎车国（今新疆莎车县境内），在西汉时期，并不是一个大的城邦，它的户数只有2339户，人口16373人，士兵3049人。西汉汉宣帝初期，莎车王非常喜欢武术解忧公主之子万年。莎车王死后五子，大臣为了结盟汉朝和乌孙，上书朝廷，请求尚在京师长安为侍的万年回到莎车为王，得到汉宣帝允准。公元前65年，汉宣帝派奚充国户数万年至莎车，立为莎车王。但不久莎车王之第即杀万年及汉使奚充国，自立为王，并欲联合其他小国背叛汉朝。当时，汉朝使臣冯奉世护送大宛客人返程，途中听说莎车王万年及汉朝使臣被杀一事，立即持汉节通告西域诸国国王，征兵一万五千人，击败莎车叛军，从此莎车归附了汉朝。公元前60年，西域都护府设立后，莎车一直隶属于西域都护府管辖。西汉末年，王莽执政，西域政局发生动荡。焉耆因地理位置靠近匈奴，最先反叛，并于公元13年攻杀西域都护但钦。16年，王莽派五威将王骏、西域都护李崇（16~23年在任），曾征调莎车、龟兹兵7000人讨伐焉耆，说明莎车仍终于汉朝。这次随王骏、李崇出征的莎车王正是延。
莎车王延（？~18年在位），早在汉元帝时代（前48~前33年）就作为莎车王子以侍子的身份在京师长安留住。由于从小就在京师长大，他对汉朝文化制度了解很深，非常仰慕中原文化。后来延回到莎车当上了莎车王，也参照汉朝的典章制度与法规治理本国，并且常常告诫自己的儿子“当世丰汉家，不可负也”，意思是要求儿子们世代都忠于汉朝，不可背叛。延在位时期，西域局势已经非常混乱，焉耆反叛，西域都护但钦被杀，匈奴又重新占据西域。许多西域小国都投降了匈奴，只有莎车在延的带领下，最为顽强，不肯投降匈奴，坚决站在了汉朝一边，依然听从汉朝的命令，跟随西域都护李崇讨伐焉耆。公元18年，延去世。按照汉朝的礼仪制度，王侯死后，要根据其生前的事迹赐一个称号，称为“谥”。延的谥号为“忠武王”，意即忠诚、勇武，这一谥号对延来说，也是当之无愧的。
延死后，他的儿子康即位（18~33年）。康在位15年，正值西汉与东汉政权交替之交。王骏、李崇讨伐焉耆，战败之后只好招集残部退守龟兹。康则继承了父亲的遗志，继续抵抗匈奴，与西域都护李崇共同维护西域的秩序。但是，23年，王莽在农民起义中被杀，西汉政权彻底灭亡，中原与西域局势大乱。西域都护李崇在混乱中失踪，只有他的部下及妻儿老小在苦苦支撑。
西汉灭亡，中原大乱，各地豪强纷纷割据自立。今河西走廊张掖一带，是当时世家大族窦融的统辖地，他被当地割据势力推为河西五郡大将军。25年，刘秀建立东汉，莎车王康毅然挺身而出收容并保护了李崇的部下及妻子家属上千口人，并且派人到今河西走廊地区，向河西大将军窦融询问中原地区的情况，“自陈思慕汉家”。
29年，窦融宣布归附光武帝刘秀，于是刘秀任命窦融为凉州牧，仍驻扎在张掖。鉴于莎车王康的多次请求，窦融奏准以东汉朝廷的名义，册封康为“汉莎车建功怀德王、西域大都尉”，西域诸国皆听其号令。33年，康去世，谥号为“宣成王”。
康去世后，其弟贤即位（33~61年），攻灭了周围一些小国，立自己的子弟为王。38年，莎车王贤与鄯善王安一同派遣使者到洛阳，恢复了西域与中原的联系。这时，莎车的势力已经非常强大，葱岭（今帕米尔高原）以东西域诸国都归于贤的统治之下。
41年，现又派人赴东汉，请求朝廷在西域重新设置西域都护府，将西域地区纳入东汉的统治之内。光武帝刘秀征求窦融的意见，窦融认为，莎车王自延到现，父子兄弟都愿意归属汉朝，并且非常忠诚，但根据目前西域的情况，朝廷尚没有能力派人管理西域，应当给贤一个封号，让他来代为管理西域。于是刘秀采纳了这一建议，封贤为西域都护，颁发了印绶，赐给贤车旗锦绣等。继而，刘秀又因听信了其他大臣的建议，认为授予贤西域都护官职不妥，下令收回都护印绶，更换为“汉大将军”印绶。
贤对朝廷仅封其为汉大将军非常不满，仍打着自己是朝廷正式任命的西域都护的旗号，派人到西域各地发布文告。西域诸国信以为真，纷纷归属莎车。贤也日益骄横，恣意兼并，向其他国家征收重税。
在得知莎车王贤并不是汉朝册立的真正的西域都护之后，45年，鄯善王、车师王等西域十八国派王子赴东汉，请求入侍朝廷。他们见到光武帝后，都流泪跪拜，请求朝廷在西域设立西域都护府。由于当时中原局势不稳，光武帝无暇西顾，未能应允，将西域诸国侍子归还。贤得知朝廷没有派出西域都护，更加肆无忌惮，不但逼迫鄯善王与朝廷断绝联系，还攻击鄯善，又将龟兹攻灭。46年，鄯善王安再次派使者赴洛阳，请求朝廷派西域都护，光武帝仍未答应。这样，由于贤的横行无忌，鄯善等国只好归降了匈奴。
贤在西域横行暴虐，引起了各地的反抗。61年，于阗将莎车击败，俘虏贤，一年后杀了贤。此后，莎车一直在匈奴的控制之下。直到87年，班超率兵打败匈奴势力，攻破莎车之后，莎车才归于东汉的管理之下。
西域都护府自正式设立以来，一直被西域各国视为朝廷统治的象征。东汉初年，莎车、鄯善等众多西域小国纷纷派使者要求朝廷重新派驻西域都护，既反映了他们对朝廷及西域都护的认同和信赖，也反映了中央政府对西域的向心力。
西域诸国上至王、侯，下至驿长、城长，汉朝均颁发朝廷印绶。他们接受了朝廷的印绶，便意味着是朝廷命官，必须听从朝廷的命令，受西域都护或西域长史等的节制。朝廷印绶是国家权力的象征，因此一些城邦国家不惜使用偷盗手段，获取朝廷的印绶。西汉时期的楼兰王安归，就曾掠杀汉朝的使者，盗取了汉节及印绶；常惠在监视乌孙兵对匈奴发动进攻时，也发生过印绶被盗的情况。这也反映出随着汉朝管辖权限在西域的延伸，国家权力也日益被西域各地所重视。
汉代使臣所持的“节”是由皇帝授予，是在一根长约八尺的竹柄上，束有三重牦牛尾的节旄。“节”在西域的使用也非常广泛，如汉朝使臣冯奉世就曾“以节谕告诸国王”，征调各国之兵镇压杀了万年和汉书奚充国的莎车叛军。在乌孙，侍女冯嫽（后嫁给乌孙右大将，被当地人尊称为“冯夫人”）也常常代表解忧公主持节奔波于天山南北，传达政令，调和矛盾。“节”作为国家的象征，也在西域各地深入人心。
自西汉中后期以来，汉朝边远地区各民族首领必须亲自朝觐天子，参加大朝会。朝会是表现皇帝君临天下、各地首领对皇帝忠诚的重要仪式。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的汉简中，有许多涉及西域诸国首领朝觐皇帝的内容。其中有于阗王、精绝王、乌孙王、车师王等，简文多用“精绝王诸国客”“于阗王诸国客”等简称，人数往往有几百人，甚至上千人。
西汉末东汉初，莎车王“父子兄弟相约事汉”“当世奉汉家，不可负也”的故事，是当时西域诸国对中央朝廷态度的一个缩影。这种对朝廷、对皇帝的忠诚，表明了西域诸国对中央政权的情感和朴素的认同。中国古代朴素的国家认同表现为对专制君主或某一王朝的忠诚，强调“忠君报国”，两汉时期，西域各地“思乐事汉”就是古代朴素的国家认同观的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