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头兵
对我父亲的称谓虽然很多，但我最喜欢这个词：排头兵。
排头兵是什么？
请听：“立----正！向右看----齐！”看那右边的第一个就是排头兵。他必须精神抖擞，气宇轩昂，衣冠整齐，相貌堂堂。不是吗？你们要向他看齐呀。一个排是这样，一个连，一个团，一个师，一个军，一个国家呢？让我们好好想一想，如何当好排头兵，首先要以身作则，要自我约束，要自己检点，不能窝囊，不能无能，不能小气。排头兵是榜样，是样板，是模范，是大使，是示范，是代表。
当我阅读排头兵父亲的时候，我遇到了一个挑战，啊，不是挑战，是机遇。如果要读懂我的父亲，必须先读懂父亲为之奋斗一生，奉献一生的这片土地的那个群体。当我决定从一个人的天地进入一个群体天地时，我被他们的事迹深深感动了。
这些被当地民众称之为“儿子娃娃”的男子汉，在一爿爿冬暖夏凉的地窝子里安个家，清晨军号一响就起床，跑步来到荒野上，把枪支架在田头上，把摘去了领章帽徽的黄军装挂在枪架上，用拿惯了枪的手握起坎土曼，开荒了！他们用一场战争解放了黄土地，他们要用另一场战争改变黄土地的模样。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争荣艳阳天。群星闪耀映绿洲，方知沧海变桑田。今日农六师的兵团人，不仅是新疆人，也不仅是老军垦，而是拥有全国31个省区及港澳台地区，包括多元文化、24个民族的28万人的绿洲新移民。
我记下了他们中出类拔萃者的典型代表。他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五彩的世界，一本千秋不朽的书。让我们按着时序，来个如数家珍吧----
杨保孝，从1949年到1958年，从战斗到生产荣立特等功4次、一等功四次、三等功2次，至于劳动模范、先进生产者、学习模范、优秀党员多少次，连他自己都记不清了。他最难忘的是毛主席奖励给他的一支半自动步枪，上面刻着“奖给人民英雄”六个字，只可惜“文革”中被缴获了。他退休前还是一〇三团一连副连长，他在开荒时，有个外号叫“气死牛”。1983年，著名作家魏钢焰去看他，问他有什么想法。他痛心地说：“俺为党做的事太少，这腿又不灵便，往后要给农场添麻烦了。”
张拴柱，第一批拓荒者之一，八一农场军垦第一犁的牵犁者之一。1962年被选为兵团劳动模范，赴北京参加国庆典礼，受到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接见，之后赴上海参观。来回差旅费387元，时值困难时期，他和老伴商量自己掏了。这一年，他业余打土坯2万块、盖羊圈240平方米、积肥13万公斤，割草5吨多，全部无偿地献给了农场。
袁文春，原是猛进农场水稻丰产组组长。1958年种植100亩水稻，单产435公斤，此后一心扑在水稻栽培上。是在农垦田里成长出来的水稻专家。1964年赴坦桑尼亚共和国执行援外，做水稻种植技术指导两年。曾获兵团二级劳模、自治区先进生产者。
李淑兰，从1959年支边到八一农场当职工。1983年超额82%完成本职工作，还业余打草5329公斤，积肥10.6万公斤，拾麦穗344公斤，全部无偿交连队。连队给她发奖金182元，她捐给团支部，让给青年们买些书。
张彩申，1966年转业到大黄山煤矿任财务科出纳。1967年5月10日，3号井发生瓦斯爆炸，他三次下井救人，最后因体力不支，掉入井下牺牲。
陈庆潮，共青团农场三十户派出所所长。1998年5月的一天驾车回场，见和平渠激流中有两名维吾尔青年正在水中挣扎，他纵身跳入渠水，奋力救出溺水者。人们追问他姓名和单位，他只说：“我是人民警察。”
罗绍堂，六十年代因“海外关系”蒙受凄苦。1989年5月，在台湾福特汽车公司当董事长的舅父得知外甥处境，给他寄来了7.5万美元。罗绍堂全部借给团场发展生产。
罗在国、杨开群，一对走西口的“盲流”，兵团农场收留了他们，他们十年没进过城，1400个公休日没有休息。1980年两人月收入64元，过上了安稳日子。改革开放后，他俩靠勤劳养猪脱了贫。1981年听到故乡四川发生洪水，立即把银行的全部积蓄1200元，连本带利全部寄给灾区民众，但没署名。直到对方向昌吉州银行查询，方才知道是这对夫妇的善举。
张裕功，一〇一团14连普通农工。扎根边疆，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为建设农场勤勤恳恳地工作了23年。患病临终前，将自已积攒的1000元存款支票、210元现金、200多斤粮票、150元菜票、三个月工资240元、总共1631.04元全部留给连队。他握住教导员的手说：“奖励那些为农场幸勤工作的好同志，但千万别给那些懒鬼花。”
樊明，军户农场老职工，得知同场职工丁从军夫妻家境困难，儿子丁航民又患不治之症逝世，从1993年开始，每月按时以“丁航民战友”名义，寄钱给丁从军夫妇。直到部队领导到农场来看望老人，才解开了这个谜。
许明杰，军户农场政委，为全面推行承包责任制，他与六队回族农工冶德发兄弟两家、实验队回族农工马登海兄第等五家结成对子，帮助他们脱了贫。哈族牧工毛拉不会种地，头年亏了几千元。他教他锄草、浇水，帮他借钱买生产资科。终于盈利脱贫。毛拉说：“许政委救了我们全家。”
李梦桃，上海知青到偏远的北塔山牧场二队当医生。把四十二年的青春知识汗水心血全部献给了边境牧民。1999年12月，被自治区授于“吴登云式的医务工作者”称号；2001年7月1日，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
周春山，天津知青1965年到一〇三团二连。初冬到老龙河打苇子，他跳进冰水中苦干。一人拉一辆人力车，行程百里。被评为“优秀支边青年”。1968年患白血病，回天津治病一段，要求出院返疆，带病工作。1973年4月，跳进水渠堵漏，然后日夜奋战在防洪第一线，最后疲惫不堪，病累交加而逝世，实践了他“我不能把最后的生命消耗在病床上，我要为边疆农垦多做点贡献”的誓愿。
远得山，猛进农场第一作业站畜牧队长。身体力行，在1959年困难时期创造了生猪繁育率1600%以上，成活率96%的成绩。他利用空闲开荒100亩，种植苜蓿，挤时间打草、捡菜叶35万多斤，使牲畜渡过难关，上交利润6万多元。荣获兵团二级劳模、自治区先进生产者。“文革”中诬陷他是假劳模，惨遭迫害，受尽折磨。1975年退休后继续为国家做贡献。1977年以来，每年种水稻50亩，平均单产687斤，全部无偿交给国家。
王长娃、冯粉堂，一〇六团二连牧工，为农场放好牧的同时，夫妇俩起早贪黑，自已动手修建了一座300多平方米，不仅能避风遮雨，而且冬暖夏凉的棚圈，还在羊圈附近开垦出3亩多耕地，饲养了40多头猪。1980年耕地扩大到13亩，种植苜蓿和饲料。夫妇俩把所有这些收获，全部无偿地上缴给连队，连门前一棵苹果树上第一次结的7个苹果，他送给连队托儿所。王长娃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冯粉堂被授于“全国三·八红旗手”。1996年中央电视台、新疆电视台专程来采访，王长娃一定要我父亲和他在一起。
阿哈提，一〇八团场民族连连长，所在连队属贫困地区，生产条件差，人均收入不到300元。1990年上任后从扫盲入手，传授科技知识，推广农牧业生产技术，经过八年努力，粮食单产由50公斤提高到300公斤；职均收入达到3740元、人均收入1202元。连队脱贫奔小康，他本人荣获全国“民族团结先进个人”称号，受到江泽民主席的亲切接见。
毋庸置疑，在这个中老年英模群体中，我父亲是他们公认的排头兵。
讲述了这么多的“老兵”之后，我要向读者介绍排在这支队伍最末尾的一位新时代的年轻兵，他叫赵勇强，曾给我父亲当过通讯员，现在是新疆最最知名企业特变电集团房地产公司董事长、高级专家、总经济师。
我和小赵是同代人，他小时候长得英俊，很帅，有气质。1976年“文革”结束调到父亲身边工作，到1978年考入大学离开。他工作认真，勤俭朴实，他照顾我父亲的生活、身体，父亲很关心他的学习进步，就像父亲对儿子一样。
“我小时候最大的愿望就是学会开车技术。司令知道后对我说，要有文化，要有学问。这句话影响了我一辈子。当时，我对文化，学问这个词的含义还不大明白，再说，文化大革命不就是革文化学问的命吗？我很害怕文化学问，所以选择开车。1977年恢复高考，我心动了，还是他那句话引发的，第二年，我萌动了想参加高考的愿望，他极力支持我争取，终于考上了新疆煤校，虽然不太有名，但我从此走进文化，钻研学问了。”
回忆往事，小赵用一句话概括：“王副司令是我人生的第一位老师，也是我一生做人的典范。”
1993年8月18日，我父亲参加乌鲁木齐机电大厦暨皇朝大酒店开业，同去的还有自治区人大主任阿不冬·尼牙孜、区党委副书记栗寿山。这是一位民营企业创建的，老板徐杰原是农六师一〇三团农工，1985年走出绿洲，走进市场，博击商海，从一间小铁皮房的知青门市部起家，创业乌鲁木齐，组建皇朝企业集团，被称为“商海一杰”。他的事业获得成功，一靠党的改革开放政策；二靠个人拼博进取。他荣获国家五·一劳动模范。发言人是位资深记者，他说：“皇朝集团公司白手起家，安置200多名待业青年，无偿资助36名少数民族贫困辍学生重返校园。别看徐杰先生今天西服领带，可当年他是拉着平板车送货，泥里水里一步一爬地走过来的，他是兵团精神兵团人的实践者。”
会后，我父亲又参加了自治区工商联民营企业家的一次聚会并共进午餐。参加会议的有好几位来自兵团的民营企业家，他们见到我父亲来了，十分高兴，纷纷向他倾叙自己的创业历程。
王素珍女士就是一个典型。她原在农六师一〇七团务农，极左时期一家九口，生活十分艰辛。改革开放后，从1981年开始贩服装、卖哈密瓜，南下海南岛搞房地产，创业成功组建起资产数亿元的中飞集团，为第二故乡一〇七团子校捐款67万元修建教学楼，被兵团授于“捐资助学模范”。
我父亲为他们以兵团精神创业成功而高兴，称赞他们：“保持和发扬了兵团艰苦朴素的好传统和好作风。”
一个叫“张百万”的企业家站起向我父亲敬酒提议：“我们希望用王副司令的敬业精神，清廉作风创业！”
大家齐声赞同。从不饮酒的我父亲也泯了一口。这位倡议者是从兵团工一师出来的，本名叫张忠言，也是劳动模范。
席间，大家随便交谈闲聊。见他们谈得很火热，新疆电台一位现场采访的电台记者插了一句：
“你们这一代劳模是名利双收，当年的劳模可全是无私奉献。”
张忠言点头称是：“那倒是真的，可是虽然时代不同了，但道德精神不能变。”
那位记者又说：“农六师有个王长娃，为连队养羊，业余开了三亩荒地，种的黄豆一粒不留全交公，连门前一棵苹果树上结的七颗苹果也送到托儿所，我写过他的专访。”
张忠言若有所思：“他现在哪儿？生活得怎么样？”
“他是一〇六团二连职工，全国优秀共产党员。退休后，师里特别照顾他，让搬到五家渠住。生活得还不错，只是妻子冯粉堂病了，瘫在床上六年了，起居很不方便。她当过全国三·八红旗手，我对他们关心不够。”我父亲说，“老王是个优秀共产党员，我们要好好向他学习。”
一个星期之后，张忠言开着他的车，带着礼品，来到五家渠，邀请我父亲一起来到王长娃的家。新劳模老劳模促膝谈心。
张忠言说：“你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
“我实在没做什么。”王长娃指着我父亲说，“他才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临别时，张忠言留给王长娃9000元钱：“这是给大嫂治病的。”
一个月后，张忠言又开着他的车，载着一位医学院教授为冯粉堂看病来了。
去年六月王长娃听说我父亲去世他不信，等到真的不在了，他悲痛极了，跑到灵堂前失声痛哭：“你走得太早了，太早了！”
王长娃叔叔比我父亲小，今年79岁，但身子骨很硬朗。冯阿姨已去世了，孩子却大了，孙子也有了，四代同堂住在一爿小院落里，生活得很好。我们去拜访他。说起我父亲他又哭了。我劝他保重身体，他边擦泪水边说：
“我是过粮关时从甘肃逃荒流窜到新疆的，兵团农场收留了我们，在马桥子安了新家，生儿育女，日子过得顺。可‘文革’了，要打倒赵王姜贺哩，有你爸。我们想不通：‘为啥总要把好人打倒哩？’‘是毛主席号召的，你是劳动模范，要代头。’革命造反派把我喊去训了一顿。我不敢吭声了。闹了一阵子，给你爸落实政策，到石河子去重新工作了。有一年秋天，他带着个干事，来到马桥农场时，特地来到二连，到我家坐。刚坐了会儿，一碗茶功夫，一群造反派来抓他，把他抓走了。我们很难过。可他一声没吭。直到打倒‘四人帮’后，他第三次上台，回到农六师工作，时常来看我。我问他那次是咋回事？他说，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咱们向前看。你父亲是刀子嘴，豆腐心，他一生正直，一辈子从不占便宜。我一个普通工人，我月工资81元，老婆45元，加起来一百多元，七个娃儿，我们能养活。我们把开荒地种的粮食，业余养的猪全交给连队，自己买猪肉吃。别人说我傻，我说我愿意傻。你爸那么大的官都不贪，我为什么要占便宜哩？他是我的榜样。”
说起不占便宜，王长娃叔叔讲起的一件件小事，却让我永生难忘----
“1964年3月，我到连队王会计那儿领工资。回到家，算来算去多了2角。王会计发完工资结账，怎么也兑不上。自查了三天三夜，还是兑不上账。这时，我敲门进去，递上2角钱，对他说：‘给，我的工资多了两毛。’王会计双手握住我的手和2角钱：‘我兑了三天，账清不了，这回好了，你救了我的命！’
“1965年，我在三场界公路上拾了5元钱，到处找，到处问，找了半个多月，原来是我们连连长的儿子丢的，钱还给了他。他到处说：‘王长娃是个大好人。’
“去年冬天，我到市场买菜，给了50元钱，摊主找了钱，我往兜里一揣，回到家一数，多找了25元，我又冒着雪赶回市场，找了大半天，才找到卖菜的，把25元钱还了她。”
“这都是向你父亲学的。”王长娃讲这句话时的神情，让我感受到了什么是真心信赖和无限的虔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