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阳人民的儿子
进入“最最最最”革命时代，农六师上上下下都在人人争当“响当当”的“时代骄子”，个个要作“硬绑绑”的“造反英雄”，看着全国山河一片红。“为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忘我牺牲！”“为捍卫伟大领袖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赴汤蹈火！”为了免受毒害，废除了“红宝书”之外的书；为了永远不忘本，大家不仅节假日，平常也吃“忆苦饭”；为了保持艰苦朴素本色，过大年都穿着破军装。八一俱乐部顶上的红色广播开始播放《东方红》了，人们赶忙学最高指示，跳忠字舞，做晚汇报。那可真是为了“紧跟伟大领袖斗私批修”“灵魂深处闹革命”啊！
当全师人民沉浸在革命激情中的时候，被作为斗批对象的我父亲一边挨斗，一边劳动，一边思考，接着与老战友讲的一些黑话往下思考。先想自己，从高阳长大，到戈壁开荒，从伊犁土改到牛棚扫厕所，他想得很多，虽然拒不认罪，但却反思过自己的错。但错和罪是有本质区别的。更是那顶帽子，让他气不打一处来，思呀，考呀，想得很远：
“我是走资派？我走的哪门子资哟！”
自已的路走错了吗？没错。那么，谁错了呢？再想到身边的人：忠于革命，同甘共苦的赵予征，出生入死、实话惹祸的李振海，九头牛拉不弯的姜胜，背了“黑党委书记”的唐见宋，提着脑袋公开反对“文革”的陆祖昌……他们都没错，可谁错了？谁让他们蒙了不白之冤的？
东方发出了鱼肚白，父亲站到窗前，继续思考下去。他想到了国家，想到了民族，想到了革命，想到了党，想到了老百姓。打天下坐天下，太平日子不是很好吗，为什么还要年年斗，月月斗，天天斗？老百姓两亩地、一头牛、老婆娃儿热坑头，不是很好吗？为什么总要搅和得他们缺吃少穿，越穷越好，这真的是伟大领袖发展了马列主义吗？天大亮了，他想不下去了，因为他无法找到答案。
这时候，我父亲有了看报纸的权利，他可真的是天天读，从不漏过一条消息。1971年国庆节前，我父亲看到伟大领袖单独接见外国首脑，那位亲密战友却不在身边，他敏感到了有什么“新动向”。没过多久，他得知林副统帅在温都尔罕摔死了。
我父亲没有像寻常那样幸灾乐祸，而是又接着思考问题了。昨天红得发紫的副统帅、亲密战友、写进党章的接班人，怎么会一夜之间变成了叛国投敌者，折戟沉沙呢？明察秋毫的英明领袖早看清了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德怀、贺龙等那么多人的“反动嘴脸”，为什么没看清身边“最最最最”的亲密战友的本来面目呢？
我父亲白天苦力重活干完，吃过忆苦饭，夜里躺在土坑上，就是睡不着觉。失眠让父亲苦上加苦，在痛苦中他又不得不思考，因为大脑还健全，这也就是“暗中盘算”了。他从牛棚里想到整个国家时，仿佛自己陷入了一个黑洞，无力自拔了。
父亲最想弄清楚什么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道路怎么走？因为他从没见过资本主义，也没走过那条道路。但想弄清楚太难了，问谁谁不知。连牛棚管教也弄不清楚。既然这个弄不清楚，就放下，去弄清别的，因为他兜里装了一大堆问题，诸如：
真的宁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苗？
真的越穷越革命吗？
真的七斗八斗能斗出一个好人？
真的文化大革命过七、八年还要再来一次吗？
分了几分自留地，真的就复辟资本主义了？
国家主席刘少奇真是叛徒、内奸、工贼？
……
虽然这些问题一时间还得不到答案，但当时能作如是观，作逆向思考的人的确不多。我父亲想把这些问题留给下一代，下几代去回答，这就是我父亲的个性。
随着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农六师的各项工作却全面倒退了。在“四人帮”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误导下，粮食产量大幅度下降，一个欣欣向荣的农六师变成了一片凋零的景象。失去了人生自由的我父亲，感到痛心疾首。
有一天下午八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开始。播音员字正腔圆，激情万端：
“现在播放《论无产阶级的全面专政》……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的国家学说，就是消灭一切阶级差别，消灭由阶级差别而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消灭与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消灭由这些社会关系而产生的一切观念。……马克思讲的一切，四个都是一切！不是一部分，不是大部分，也不是绝大部分，而是全部……。”
“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父亲又在心里琢磨了。如果说“文革”开始，他还有些迷惘，觉着是自己跟不上形势，那现在，他觉着自己是被欺骗了，自己可以思考了。
当我父亲从牛棚走出来时，他的第一个感觉，像是第二次从“抗大”毕业了似的。从迷信到自信，从听话到思考，那“走资派”可不能白当，要学点东西。他学得了。
就在我父亲独立思考找这场“史无前例的伟大运动”答案的时候，组织上开始了对我父亲和赵予征伯伯一伙人紧锣密鼓的内查外调。他们认为光靠喊一阵子口号，拳打脚踢口头骂一顿毕竟还是不够的，最好能找顶“叛徒、特务”的帽子给他们扣上，才有份量。
1968年7月，由丰炎层和张伯骥组成的赵王专案组专程来到河北省保定地区外调，希望找到父亲反党反人民反毛主席的罪证。二人分工，张伯骥去了山西赵予征老家；丰炎层到了我父亲的故乡高阳县。但他们收获了一次失败的调查。
为什么说是失败的调查呢？因为“文革”中调查“走资派”就是想找到脱党变节、脱离部队当叛徒的材料，调查结果是：“王寿臣同志从未离开部队，是一个忠心耿耿的优秀的共产党员。”
2005年秋天，我特地拜访了丰炎层叔叔，请他讲讲外调的事。
“这次调查在我脑海里留下不少深刻的印象。”丰叔叔回忆起往事说，“我的任务是调查你父亲的历史问题。你们老家是河北高阳县，是高蠡革命的老根据地，高就是高阳，蠡就是蠡县，两县相邻。西演公社西演大队，距离白洋淀很近。‘文革’期间交通不便，我是坐一位农民的自行车在离西演村不远的地方下来，横穿一大片高粱地才到达目的地。因为我带的是新疆兵团的介绍信，又穿一身军装，所以安排在大队一位民兵骨干家里住。
“我在村里呆了两天，先找村干部介绍情况，后找你父亲的几位亲友调查了解。印象深的有如下几件事：一件事就是村干部介绍的，他们说前几年村里办电，因为这里紧靠白洋淀，会经常闹水灾，老百姓基本没有脱贫，加上队上工分值低，农民手中钱很少，要自筹资金办电老百姓都无法承担，于是队里向在本地参军参干的同志特别向在外当官的高层干部发了希望捐款的信件，这个村在外当团（县）以上的干部就有一百多人。信发出去后，第一个收到回信捐款的就是你父亲，他捐来1000元，捐1000元的也只有王寿臣一个人。办电是当地农民的一件大事，是百年大计为民谋福利带来光明摆脱油灯的切身利益，为此，村民们对你父亲赞口不绝，感激之情之深难以形容，我也十分感动。”
“你父亲亲戚们讲，两年前你父亲去北京农垦部学习，路过石家庄回老家探亲访友，住了几天，他一方面接待闻讯赶来看他的亲朋，还抽空拜访好多家老朋友，长辈同辈异口同声地说‘寿臣在外边几十年，当了大官一点架子都没有，见了长辈叫伯叔，见了同辈叫哥弟，对困难些的朋友他都慷慨援助，多少不说有这份情就是无价的义举。’”
“为了弄清你父亲的历史，我找到了一位老革命,刚从山东泰安军分区回家探亲的政委。他说：‘听说王寿臣当了师级领导了，1938年是我介绍他参军的，并且把他安排在我那个连里当通讯员，当时我是指导员。他人很聪明，苗子也正，干得不错，就保送他去抗大深造。我那时就看出了他是个有出息的人。’我还见到了一位年纪大的村长，他说：‘这么好的干部你们还要打倒他，你们不要，我们要，要他回来给我们当县长。’”
“这次外调的真正目的没有达到，你父亲一切清白，回到新疆，我只能实事求是报告。但我很高兴有了这次看到你父亲高风亮节的机会。我凭良心办了一件问心无愧的好事，那些不实之词的黑材料也付之一炬了。我也从一个‘革命派’变成了是一个‘保王派’”。
这就是善良人们的心声。
丰炎层的介绍使我想起了另一件事----
有一次，父亲利用去河北出差，顺道回故乡高阳县八果庄村探亲，他被故乡的贫困惊呆了：天灾人祸一齐来，农民苦不堪言。回到五家渠，连夜寄去了2000元钱，帮乡亲们抗灾。那时他的月工资不到200元。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形势发生了微妙变化，对“走资派”放松了，我父亲走出了牛棚，有了人生自由。还因为查了多年，叛徒、特务、内奸、工贼、汉奸、走狗的帽子都不适合给他戴。既然内查外调了许多日子，我父亲都是清白的，总不能永远批斗下去。面对兵团大好形势下的一片混乱，只要不傻都明白，不搞生产不行了。当局者考虑再三，想找一个落实最高指示“改了就好”的典型，便从众多“走资派”中选中了他，要给我父亲落实政策。兵团“革命干部”派人给他谈话，要求必须作一次触及灵魂的检查。“文革”以来，我父亲作过多次检查，每次都被定为“不深刻”、“没有触及灵魂”。有时，刚讲了个开头，就被“打倒”、“砸烂”的口号打断了，紧接着新罪名铺天盖地而来“以攻为守”、“负隅顽抗”什么的。久而久之，我父亲找到了一个对策：不吭声软顶。最多不过落个“暗中盘算”罢了。可这次传递了“革命领导”暗示“可以过关”。
回到五家渠，北京来的现役干部朱曙光约见我父亲。“身体怎么样？”待父亲坐定，他先说，“老王，受委曲了。”
“没啥，倒学了不少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
“这两三年，我听到不少说你的好话，还有赵予征，说你们是干事的一对好搭挡。”
“干了半天，不是复辟资本主义了吗！”
“毛主席说犯了错误，改了就好。过去我们不了解兵团，说兵团是张仲瀚的独立王国不准确。兵团对党和国家做出的贡献实在太大了。”
“可有些人硬是肆意污蔑，无限上纲。”
“寿臣，我佩服你的人格。其实，我们也有难言之隐，背着黑锅哩。我们是因为跟的不紧，才被打发到新疆来的，说是谁谁派来的只为了掩盖。”朱曙光有一双深沉果决的眼睛，放射出一种刚毅，也带有一种同情心。他讲话很直率真诚，表现出典型的军人性格，“你懂生产，出来工作，帮我们主抓生产。”
我父亲对他的好感是从他为八一农场“三黑一假”平反开始的。“好吧，让我想想。”
我父亲经过认真准备，做了一次检查，也给自己安了一些罪名和罪状，如：“毛主席著作学得不好，”“路线觉悟不高，”“只抓生产不抓革命，”“忽视以阶级斗争为纲，”“不自觉地执行了资反路线”等等，最后表态感谢党和人民的宽大，今后一定要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继续革命永向前，为解放全人类奋斗终身。
我父亲“过关”了，“解放”出来工作了。虽然降职使用，担任了农六师革委会副主任。但这在当时当世，也是挺风光的，让许多“走资派”很是羡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