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化树的卫士长
提起五家渠新城，人们感受最深的是这里的树。有人说，这里的每一片绿叶，都有王寿臣的心血，倒是并非夸张。也有人说王寿臣爱树爱得走火入魔了，也不无道理。不管别人怎么议论，褒贬，他执著不变。
这里原来是戈壁沙滩，每一棵绿树，每一片綠草都是开拓者心血浇灌成长的。但只要说起树，就会联想到我父亲，称他是“绿化树的卫士长”。多年来，人们每天都可以看到这位“卫士长”沿着路旁的林带，逐棵逐棵查看，像时钟一样准时。正是在这昼和夜的不断交替中，五家渠变成了绿色的海洋。白杨树挺拔，翠柳掩映，鲜花芬芳，万倾绿浪。绿的风，绿的树，绿的水，仿佛连空气都是绿的。
植树造林一直被列为我父亲的工作榜首。因为护林不当失职，也是他训人骂人最多的理由。韩宗林说，他挨批最多的是植树造林，一起挨批的还有当时的参谋长，后来当了师长的郝长流、主管林业的技术干部李康庄。今天，回顾往事，他们却没有抱怨，只有感动。
从1978年开始，每年春秋两季，我父亲都亲自带着干部、职工、群众植树造林，到1988年，五家渠拥有柏油路40多公里，林带120多公里，并建成了一座1100多亩的森林公园。垦区绿化成果更显著， 25万亩沙洲变成了绿洲，兴办了59个开发性林场，打井72眼，增加粮食1200多万吨。此中，落后的新湖农场最为典型，他们放宽政策，实行“谁种谁有”，全场林地十年增长12倍。
父亲深深地爱着五家渠垦区的这片土地。每一棵树，每一丛草，每一条渠，每一块田，每一片防护林都仿佛扎根在他的心田上。谁要是损害了它们，他是决不会饶恕的。
我父亲爱树如子，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有两件真事，足以证明，我父亲的执着爱树，从不被人理解到逐渐被大众接收，这是很可喜的。
1982年秋天的一个清晨，天刚亮，我父亲转悠到一0一团部后边一丛胡杨林带，他看到一个老人赶着八只羊在路旁林带里放牧：
“喂，你咋把羊赶进林带来了，赶快赶走。”
“咋的？我的羊犯谁了？”
“看你这个老头，就不知道保护林带吗？你是几连的？”
“我是副业队的，咋了？我犯啥子法了？你真多管闲事。”
“把你们团长给我叫来。”
“我们团长可以随便叫吗？你是谁？这么牛？”
接下去这对老人“对骂”起来，正好被公安局长张新彦遇见，他急忙叫街道干警冯锡坤把牧羊人领走。当这位和我父亲较劲的老牧人得知他就是王寿臣副司令时，反倒高兴了：
“是我错了，但能直接挨他的训，算我有福气。”
1983年初秋的一天下午，父亲走到师子校东边一片林带，林带里正在浇水，流水潺潺，一群小学生跟着清水冲着落叶跑得好喜欢。父亲伸手从树上折了一条树枝，插到土里，想测试一下浇透了没有。几个小学生一见这位老人折树枝，齐声大喊：
“喂，有人折树枝了，有人折树枝了。”
父亲见这群孩子这么爱树，太高兴了，走过去解释说：
“我是只折了枝桠，测测水。”
“那也不行。王寿臣爷爷说了，谁也不能折树。”
“你们认识他吗？”
“不认识，只知道他管树很严。”
“他是干什么的？还管树。”
“不知道，好像是个好大好大的官。”
这时，师工会主席李守谦走过来，对孩子们说：“这就是王寿臣爷爷。”他们一听，像一群鸟儿飞似的跑了。
与我父亲一起重绿化，爱护树的还有一个人，他志愿协助父亲抓植树造林。他叫樊文生，是1933年参加革命的老红军、资深的老干部。我父亲“三落三起”后回到五家渠，樊老已退二线在农垦局当顾问。父亲很敬重这位老前辈，当年他任六军十七师五零团副团长，和团长刘光汉、政委黄吉甫率部挥师伊犁，把五星红旗插到西部国门。我父亲在伊犁搞土改，五零团还特地派部队保卫土改工作队。范老能打仗，军事上优秀，但搞起运动来，却很是差劲。1958年三面红旗飘，全国大跃进，他听说彭老总因直言上书，定为反党，愤愤不平。正碰上反右倾，给他戴上了一顶不大不小的帽子“中间偏右”。那时他在哈密军分区任副司令员，经多方协调，他和阿克苏军分区副司令员何发元一起被调回了老部队农六师。
有一天，我父亲去看樊老，问他身体怎么样？他说：“好着哩，假若美帝苏修打来，还给我一个团，我当突击队。”
父亲笑了：“现在不打仗了，重建五家渠首先要绿化。请您协助我。”
“好，我接受。当年王震司令员讲过，戈壁滩不栽树，就像人没穿衣服。”
从此，樊老担当起五家渠的绿化工作。他十分认真，除了按照布置的任务检查落实外，他每天早晚按时巡逻，像个卫兵。小事自己处理，大事找我父亲出面。我父亲绿化五家渠新城，有樊老的一份汗水。
不久前，我找到樊文生老人的长子、我的同辈，现任老龄委工作的樊中华。我想去看看樊老。中华说，“2000年我父亲患脑溢血在五家渠医院去世了，我们没有告诉你爸，他却第一个赶到了医院。”
说起往事，中华十分动情，他没有讲我父亲的惊天大业，而是讲了几件小事：
“我永远忘不了王叔叔对我父母的关心，对我的爱护。你父亲特别关心老同志。他的关心不像有些人做做样子，很实在。每年过年，他总要一家一户去看望老同志，问有没有难办的事需要解决。1979年10月10日，我母亲在医学院突然去世，他第一个得知消息，我们家都不知道。他立刻让司机老吴开车到我家把我父亲和我一起拉到乌鲁木齐，并要机关协助处理好后事。
“1984年1月29日，我和妻子李亚辉结婚，我爸告诉了你爸。他专程赶到我们家，要求我们节约办喜事。不要大操大办，不要用车迎亲，不要收受礼品。我父母接受了他的意见。婚事从简，七点整，亲人还没到，你父亲就来了。我们只摆了一桌婚宴，他很高兴，亲自向我们祝贺。”
现在人们都讲究衣着仪表，注重个人、单位形象和人居环境。我所接触的人都说我父亲是最早实践者。首先衣着、行为。跟他出差，衣着不管高低贵贱，必须干净，他不要求新潮，但要整洁。他把美化环境和净化环境一齐抓，一再告诫这是文明的表现，现在回想起来，他可真的很前卫。
1978年我父亲刚回到五家渠，便亲自写了一沓条子：
办公室里不许抽烟！
叫通讯员一张一张贴在各办公室的墙上。然后，他经常来个突然袭击检查：“曹二平，看你吸得黄皮寡瘦的。”年轻人还罢了，弄得一些老同志狼狈不堪。这就是我父亲抓得最早也最不为人理解的第一件文明举措。当时，真的许多人不明白，说他是多管闲事。不光有一般干部、老百姓，还有他身边的老同志。
有一次开会，一位兵团副司令到会，一边叼着烟，一边讲着话，下面更是乌烟瘴气。他走进会场大声喊：
“把烟灭了！”
弄得那位副司令好狼狈；不久，自治区干部来检查工作，全体机关干部都到场，我父亲走进会场大声说：“都把烟灭了。”让客人好尴尬。在提倡文明上，他从来不给任何人留面子。
我想到了一次偶然，正是这个偶然，给了我一个深层次认识父亲和我对父亲认识的浅薄的反思。
1989年冬天，我回来看望父亲，走进他的住所，在那间遍地泛着碱土的客厅里，父亲正在接待客人。通讯员悄悄告诉我：
“是一帮子文人。”
我赶忙走进屋，先和父亲打了声招呼，然后就去为客人端茶倒水，这是我第一次代父亲当招待。父亲和客人谈得很随便,很诚恳，内容可是国家世界大事。先谈毛主席“文革”有错，后谈邓小平改革有功，我在一旁听得入神。我不认识他们，也叫不上他们的名字，只能用ABC代替。
谈到胡耀邦时，父亲说：“他是个好领导，很平易近人，他几乎走遍了全国的县。1983年到五家渠视察，我向他汇报工作，他问农工住房怎么样？有没有厕所。他说，‘金窝窝，银窝窝，不如自家的狗窝窝。要帮助职工把房子建好。有个窝，他们才安心。’”
A：过去穷，但道德没破坏，只是极左路线导致“窝里斗”大错特错。现在富了，可道德破坏了，后果很严重。老革命，你可不能见死不救哇！
B：我们这个民族啥都不缺，缺的是忏悔和反思。我悟出了个明白：是文化病了。弘扬先进文化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三大任务之一。什么叫先进文化？就是涵盖民族精髓、国家本体、社会主流、时代方向、世界进步的旗帜。当我们高举这面旗帜前进的时候，前途是光明的。但是，切不可无视或淡化了时下文化中的诸多邪端怪异，因为它不属于先进文化范畴，而且是一种文化病。
C：人可以病，狗可以病，树木、花草可以病，社会也可以病，惟独文化不能病，因为文化得病了没治。这不是杞人忧天，危言耸听，而是面对现实，如是我闻。请宽容我道出广心声。我犯过崇洋媚外“化”的错误，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党。感谢您保了我。
父亲轻轻一笑：“你能‘化’个啥，一个知识分子，不就说了几句话，写了几篇文章，能‘化’得了吗？我对你们说，你们大胆点。我们大度点，我们有几百万军队，有几千万党员，天塌不下来！”
那个中年人流泪了，我看到他和父亲的手握得很紧，握了很久。
当晚，我父亲请客人吃饺子，破例地上了六个凉菜，两瓶伊力特。A突然高声喊道：“拿纸来，拿笔来，拿笔墨纸来！”
招待员真的拿来了笔墨纸。B挥毫泼墨，画了一幅北国风光的国画，A扬着头走出来接过手中笔“看我的。”一挥而就，犹如风卷龙蛇：
漫天血雨终放晴，拨乱反正新长征，
百废俱兴从头越，以人为本君先行。
原来A是位资深记者、B是位书画家、C是位文化人。他们三人合作了一幅新时代《快雪时晴》，真叫珠联璧合。
多年之后，我在乌鲁木齐一次朋友聚会上，意外再次见到了C。原来他就是那个我听到许多的褒贬不一议论的大龄文化干事，早已退休住在女儿家。他的屋间简直就是个图书馆，他正在潜心研究被誉之为“最后最伟大的”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的（DavidRicard）《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和西检蒙德·弗洛伊德（Solomon）的《精神分析学纲要》。我孤陋寡闻，没读过。但看着他的一头白发，想着他的满腹经伦，让我似乎明白了一个理：为什么许多人看不起他，而我父亲却特别关爱他的原因了。
他自报家门叫白丁，他说，当年他在农场接受再教育，进机关的考官就是我父亲，虽然成绩不错，但念错了一个字：把麾下的“麾”念成了“摩”下。后来写作时，就用了“白丁”这个笔名。
白丁是个极风趣又幽默的人，他可以把许多人搞笑，除了我父亲。他先讲了那次特别应考，然后深沉地说：
“说来好笑，你父亲那个‘绿化树的卫士长’是我命名的，有说他是‘傻老冒’，有人称他‘红太阳’，我认定他是绿化树的卫士长，这个绿化树不是树，是道。我一直在‘琢磨’他。”
“琢磨？”他把我吓了一跳，“你为什么琢磨他？”
“因为他高深莫测。”
“我也读不懂他。”
“他是一个革命者，社会人，但不是一个老古董，抑或出土文物。在他们那一代，真的不容易，很不容易！”
“你父亲人生最大的优点是不保守不墨守陈规。表面上他顽固守成，实际上他真可谓与时俱进。用哲学语言叫否定之否定，作为一个参加了武装夺取政权，枪杆子打江山的老革命，这很不容易。这就是我琢磨你父亲得出的结论。”
我们进行了一次“高端对话”，主题是“与时俱进的老革命”：
“对他的‘俱进’，我概括了‘杀走冲跳四出来’。一是从‘斗’中杀出来；二是从‘纲’中走出来；三是从‘大’中冲出来；四是从‘公’中跳出来。”
“我希望用事实说话。”
“先说斗。全国解放了，他接受的第一项任务是到伊犁土地改革，斗地主，分田地，他斗得很好。于是回来接任军垦第一场书记、政委，他干得不错，一边生产，一边斗争。反右派了，他也抓了‘一小撮’，虽然够不上积极，但还是认真的；‘四清’了，他主动带领工作组到一0四团蹲点。直到文化大革命斗到他的头上来了，他才猛然省悟：天亮了，解放了，人民当家做主人，老婆娃儿热坑头不是很好吗？为什么还要窝里天天斗，月月斗，年年斗，永远斗呢？等到‘文革’玩完了，他终于有机会从‘斗’中杀出来，致力建设和谐社会的‘干’，所以他夜以继日地工作着。”
“你说得对，你让我开始有点儿懂他了。”
“到八一农场任职，他的任务是发展生产。‘以粮为纲’是他的主导思想。纲是什么？路线图。所谓纲举目张。从那时开始，他认定国以民为主，民以食为天。大办农业，抓住粮食，就抓住了主要矛盾。后来，他先到奇台管理处任政委，后到师任师长，他都坚定不移地紧紧抓住这条纲。于是，三年自然灾害过去了。但是他犯了‘路线错误’，伟大领袖早在1959年就改‘以粮为纲’为‘阶级斗争为纲’了，他却还是只埋头拉车，不抬头看路，晕头转向犯了路线错误。”
“犯路线错误还不够，成了复辟资本主义急先锋。因为他想叫老百姓吃饱肚子，是有些急。”
“‘文革’刚结束，他还是抓以粮为纲，三年整顿，农业发展了，有饭吃了，到这时他才省悟到，粮食不是纲，于是，他率先走出旧圈子，投身‘白色革命’抓棉花、红花、啤酒花，搞多种经营。走出以粮为纲，走向精准农业，你父亲是先行者。”
“‘白色革命’你得解释清楚，是抓地膜棉花，可不是投奔国民党。现在，新疆已有地膜棉几百万亩，但‘白色革命’是从王老的那份军令状开始兴起的，这是不争的事实。功劳是新湖农场干部职工，签令的有黄金山，他已去世了，还有张守廉、王存厚，不是我父亲一人。”
“回顾我们五十年走过的历程，一靠运动，二靠大办。一切的一切几乎都与‘大’结下了不解之缘。大跃进、大食堂、大锅饭、大炼钢铁、大办农业、大放卫星、文化大革命……。你父亲从切身体验中明白了一个理儿：搞经济建设不讲科学，光靠大干蛮干加运动不行。所以必须从‘大’中跳出来，讲科学，重人才，他身体力行。所以，你父亲特别推崇小平同志‘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点。”
“我是吃大锅饭长大的。苜蓿草、包米粥、甜菜渣。”
“兵团农场是国营的，全民性质，说是一大二公示范样板，当之无愧。你父亲从‘公’中走出来，冒着第四次被打倒的危险，率先改制，推行承包到户，创办家庭农场。打破了‘一大二公’。他是兵团体制改革的先驱者之一，还有陈实，后台当然是王震，当然还有邓小平。”
“你对我父亲的赞誉，让我感动。但我时不时地听到了一些不同的声音。有人说我父亲老保守，很固执，是‘阻碍五家渠革命前进的绊脚石’什么的。你怎么看待这些说法？”
“这很自然，对于一个人有不同的认识看法才正常。如果万众一词说你是神仙皇帝救世主就不正常。有道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你父亲被斥之为‘老顽固’、‘绊脚石’，是有个中原由，但也只是部分人的一时气愤，不是最终定论。”
“我洗耳恭听你为他的辩词。”
“五家渠要建市，市区必须拓展，重新规划建设。首先决定加宽街道，建造广场，这就出现了一个矛盾，重建必须砍树。你父亲说什么也不同意。他是四老‘老八路老革命老领导老上级’，新一届领导人无可奈何，只好请来他的老朋友，自治区原党委副书记栗寿山做他的思想工作。我当时在场。他们的谈话很有意思。栗书记‘旁敲则击’，你父亲‘且战且退’。栗书记‘循循善诱’，你父亲‘步步为营’；栗书记‘重拳出击’，你父亲‘缴械投降’。最后敲定：整体移栽。但他住的老平房不拆。”
“我父亲不是缴械投降，是有条件的归顺。”
“人们对此众说纷纭，是非不一，我则认为这正好说明了他的“绿化树卫土”的称号是真的，不是作秀。他一生致力植树造林，绿化环境。五家渠的每一棵树，似乎都长在他的心窝里，每一片林似乎都刻在他的脑海里。哪棵树被割了皮，哪片林被牲畜践踏了，哪里的树出了虫，哪里的林缺水受旱了，他都了如指掌。护林员的任何一点撒谎都逃不脱他的眼睛。可以这么说，那一棵棵树就是一个个卡佳。”
说到这里，我欣喜不己，泪水从心里涌出了眼眶：父亲真把我当作一棵树，我咋一点儿也不知晓！感谢这位认识不久的白丁先生。因为他帮助我不仅读懂了生活中的父亲，而且更加理解了一个事业型的父亲。
“爱心的永恒正是让被爱者毫不知晓才更伟大。就像这些树生了虫子，它们自己没有办法自救，需要人类的救助。有年秋天，北疆出现了大面积红蜘蛛，对林木危害极大。你爸发现了虫子，但人们以为只是蚜虫。你爸不信，叫来农林科主管林业的技术员李康壮，给他下达了一道死命令：想尽一切办法保住五家渠的林木。结果让他很满意，北疆许多地方林带成片死亡，五家渠除了拖配厂外几棵林枯死，其余的毫无损失，他嘉奖了李康壮一个大西瓜。”
“当戈壁新城已经绿荫叠翠，森林覆盖率达到17.3%时，五家渠新城各族人民的植树造林热潮丝毫未减。1988年4月11日，兵团、师领导和各族群众在新市区、森林公园、老龙河畔拉开了一年一度的义务植树序幕。一千人栽树10万余株，为新城又添新绿。你父亲对现场采访的记者说，绿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一个没有林木的地方，就显得没有生气。今年全师计划造林三万亩，三年实现林网化。我们要坚持年年栽，认真保栽保活，首先把五家渠建设成绿色的‘海洋’。现在，让我们综述一下方才的对话。把一棵尕尕的幼苗移植过来，栽在贫瘠的地上，培土浇水护养，伴随着这一天天，一年年的是一寸寸爱心,它长成了一棵大树，荫掩着脚下的一片土地。有人可以一时，有人可以一事，但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到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永远那么执著，永远那么认真的。当一棵牵着一棵的绿树，改变了黄沙飞扬的戈壁时，护林卫土的欣慰会有别的什么代替吗？没有。只有这些绿树。可是，现在有人要砍伐了这些绿树，不管是出自于高尚还是私心，护林卫士会心甘情愿吗？不能。这等同于别人要毁灭他的女儿卡佳呀！”
白丁的论述让我激动万分，泪水已经不断溢出眼眶，再怎么也抑止不住了。我轻声地哭泣着，是悲伤，是欣喜，是骄傲，是痛心，我不知道。只有泪水知道为什么。
白丁最后说：“2002年7月18日是你父亲八十岁生日，本来他一直是对出生时间保密的，但他的战友下级却探求到了，我们几个文化人相约到五家渠为老人家祝寿，共同献给他一副字画，上面写了一首诗，代表我们的心----
躬耕瀚海沐风霜，年高德劭历沧桑，
清正廉洁君垂范，口碑载道寿而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