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 远 的 丰 碑
永远的丰碑
——上海知青和周总理纪念碑的故事
一、不尽的思念
1976年的10月，秋高气爽，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一扫压抑在人们心中积郁已久的愤懑，也让中国人民在接连失去周恩来、朱德、毛泽东三位开国元勋的巨大悲痛中得以心灵的平复。人们似乎又获得了力量，在秋的季节里孕育着新的希望。
这一天上午，位于新疆石河子市以北10公里的兵团农八师一四五团二营九连的棉花试验田里，站着一位身材消瘦、身着旧黄军装的女同志，长年的阳光暴晒，使她的脸黑里泛红，眼角也开始出现一丝浅浅的皱纹。但这一切都不能掩饰她曾经的美丽，眼神虽然有些忧郁却很纯净。她是这个连的副连长、上海知青杨永青。今天，一四五团团长文克孝来连里检查秋收工作，还要到她负责的试验田了解一下生产情况。于是，她早早地来到地头等着领导的到来。
杨永青1941年出生在上海，自小身体虚弱，但生性好强。到上学年龄正好赶上新中国的成立，完全接受的是党的教育，与新中国一起成长。初中阶段，因曾患过肺结核病，休学三年。1962年中学毕业，在上海一家无线电商店当营业员。工作兢兢业业。朝气蓬勃的脸上永远带着初升太阳般的笑容。六十年代，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她和那个时代大多青年一样，满怀着革命的理想，渴望在广阔天地里展翅飞翔。她想，上海这么小的弹丸之地，就有1000万人；新疆有160万平方公里，才1000万人，那里的天地一定更辽阔，有更大的舞台。于是，1964年4月,她做出了“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决定。但申请的过程却一波三折，第一次写申请书，单位没同意，因为此时杨永青有工作,不是动员对象。何况她的父母已定居香港，单位领导认为这么大的事还是要征得父母同意。杨永青又毅然写了第二封申请书，单位领导向上级汇报后才同意她报名。可惜发榜时，依然没有她的名字。性格倔强的杨永青回家后，用剪刀割破手指，写下血书：“冲破万重关，创业在新疆。一心为革命，誓死头不回。”直接把申请书送到徐汇区新疆兵团招生处，这次终于如愿以偿。
“新疆是个好地方”，这句话却不是谁都能体会到的。杨永青和许多知青一样，也是经历了“新鲜——彷徨——重新振作”的心路历程。初到新疆，第一个感觉，地真广，天真蓝，风真大，土真荒。与上海大都市相比，真是天地苍茫，心驰神往。特别是到了兵团农场，职工都穿着旧军装，上班军号响，下地排成行，散发着浓厚的部队气息，让这些来自大城市的青年感到特别新鲜。但时间一长，这种单调的生活，尤其是极端的天气、简陋的条件，再加上繁重的劳动，逐渐使他们感到痛苦、失望。好在兵团是一座革命的大熔炉，我军善做思想政治工作的优势大发扬，最终在党的思想教育和老职工带领下，青年们坚定了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信心。
对自幼就不服输的杨永青来说，面对艰苦的生活，她从没有想到退缩。她不顾身体瘦弱，事事都积极争先，不管是赤日炎炎的田间劳作，还是冬日寒风刺骨的田间运肥，就是连男劳力都吃不消的夜班浇水以及冬季里清淤挖渠，杨永青都是抢着干。一年不到，原来秀气白皙的脸历经风霜变得黑红粗糙，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农业职工。也正由于她出色的表现，被调到一分场子女学校当教师，被评为团场五好工人、农八师学习“毛著”积极分子。
正在这时候，周总理的出现，提升了她的追求，造就了她更加靓丽的人生。
1965年7月5日，正是杨永青来兵团工作满一年的日子。就在这一天，中国人民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来到新疆视察，并且来到了她工作的石河子总场，还亲自接见了她和另外10名知青代表，和她握了手、谈了话、照了相。让她没有想到的是，这短短30多分钟的接见，不仅造就了她不平凡的人生，更成了一个时代的回忆，载入了共和国的史册，立起了一座当今世上独一无二的周恩来纪念碑。
杨永青如今已是三十多岁的人了，在农场已成了家，有了孩子，成为一名基层干部。她和全连四百多位职工，耕种着一万多亩土地，连队面貌和职工生活都比十年前改变了许多。每每想起这些变化和自己这些年的经历，她有欣喜，也有自责。她总觉得，自己做得很不够，离毛主席的期望、周总理的嘱托差得很远。
想起毛主席、周总理，她就心里堵得难受。她感觉1976这一年，中国人民过得太不容易了。周恩来、朱德、毛泽东三位开国元勋、倍受人民爱戴的领袖相继离世，带给中国人民多大的悲伤啊。她相信，这种痛，是一种深入到肺腑骨髓的痛，终身难愈，只要想起，就会作痛，隐隐的。
她情不自禁地想起今年一月周总理刚去世的一幕。她和几个当年受到周总理接见的知青，冒着违背上级不许搞任何纪念活动禁令的风险，悄悄组织了在二分场林带纪念周总理活动。他们来到当年周总理接见他们的地方，给总理烧香祭酒，缅怀人民的好总理。当时大家议论，希望在这里搞一个纪念设施，好让人们有一个悼念总理的地方，永远记着周总理。有说塑像的，有说立碑的，有说建纪念堂的……可大家都清楚，在目前这种政治气氛下，这一切也只是想想而已。
正想着这些往事，团长的吉普车到了。杨永青迎上去。文团长握着她的手说：“工作辛苦了！”杨永青感谢领导的关心，汇报了试验田作物的生长情况。
文团长四十多岁，是一位知识分子出身的业务性领导，属于当时倡导的又红又专的干部。他听了杨永青的汇报，表示满意。他说：“现在粉碎了祸国殃民的四人帮，人民可以扬眉吐气过日子了。我们一定要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完成周总理的遗愿，努力工作，实现四个现代化。”
说起四个现代化，杨永青突然产生了一个念头，想把知青的心愿向领导说出，于是就接住文团长的话头：“团长，您说得对。粉碎四人帮，我们更加怀念毛主席、周总理，老一辈革命家开创的革命事业我们一定要继承发展下去，用优异的成绩告慰他们的在天之灵。”
文克孝说：“说得好。现在党中央打开了绑在我们身上的枷锁，可以甩开膀子大干了。你们年轻人可要当先锋。”
杨永青说：“那是一定的。团长，我想起个事，也是我们上海知青的心愿。石河子垦区的开发一直受到中央的关心，许多中央领导人都曾来过这里视察。特别是周总理、陈毅副总理还在这里接见过知青，我们终生难忘。我们有一个想法，就是想在当年总理接见我们的地方建一个纪念物，以表达我们对周总理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永远的怀念。不知行不行？”
文克孝一听，连声说好：“你们的这个想法真是太好了。全国人民都对周总理怀有特别深厚的感情。四人帮压制人民的心声，在总理去世的时候不让人们悼念。现在终于可以充分表达对周总理的热爱了。我完全支持你们的建议。”
他紧紧握住杨永青的手说：“我回团里马上向葛政委和党委汇报，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办成。这是全团人民的共同心愿。”
目送文团长的车渐渐远去，杨永青的思绪不禁又回到10年前那永远难忘的一幕。
二、难忘的接见
1965年7月初，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国务院副总理陈毅等出访阿联（埃及）归来，途经乌鲁木齐，对新疆进行了为期5天的视察。周总理不顾六十七岁的高龄，顶着摄氏三十多度的酷暑，风尘仆仆，足迹遍布天山南北，来回数千公里，先后到乌鲁木齐、石河子、和田、喀什等地视察，深入田间地头、工厂车间，与各族干部群众、兵团干部职工、知识青年、老红军、大学生、劳动模范等亲切交谈，并多次发表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央许多大政方针，对新疆和兵团工作提出了殷切希望。
虽说7月是新疆一年中最热的月份，但7月5日那一天石河子人民的心情比天气更热，因为敬爱的周总理要来石河子！全城沸腾了，人们早早做好了准备，将石河子城最宽敞的一条马路——北子午路打扫得干干净净，沿街都挂上了彩旗。数万各族职工伫立在街道两侧，情绪热烈又秩序井然地等着周总理的到来。
中午十二时许，周总理一行在自治区党委书记王恩茂、主席赛福鼎•艾则孜、兵团司令员陶峙岳、第二政委张仲瀚等的陪同下，乘车抵达石河子。欢迎的人们顿时群情高涨，有的举着小彩旗，有的举着鲜花，有的敲锣打鼓，有的使劲鼓掌，大家高声欢呼：“欢迎周总理！欢迎陈副总理！”
在进入市区的子午路口，看到路两边站满了人，周总理叫车停下，从车里出来，走向了路两边欢迎的人群，边走边向大家挥手致意。工作人员对他说：“天太热，还有两三公里的路才到宾馆，请总理坐车走吧。”他说：“同志们在这样的天气里欢迎我们，都不怕热，我们要和他们在一起。”看到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步行在马路上，离大家这么近，每个人都能清晰地看到他那英武俊朗的面容、风度翩翩的身影，人们更加激动了，欢呼声、鼓掌声和锣鼓声交织在一起，就像沸腾的海洋。毕竟是受过严格军事训练的生产建设兵团，气氛虽然热烈火爆，但场面一点都不乱，每个人都站在自己的位置上，兴奋地看着周总理从眼前走过，真是幸福极了！这一刻让所有在场的人永生难忘，多么平易近人的总理啊，永远都是想着他人、理解他人、照顾他人。
杨永青没有参加上午的欢迎仪式，她在学校带领学生打扫一分场大路上的卫生。虽然她已接到通知，要她作为上海知青代表参加下午周总理的接见，但她抑制住不住自己兴奋的心情，边组织学生边想着见到周总理要说些什么。
下午三点多钟，一辆解放牌汽车载着她和另外10名上海知青，在连指导员马太定的带领下，来到二分场一个条田的林带边。远远地就看见林带里站着一些人。她一眼就认出了周总理。她和知青们兴奋地跳下车，高兴地跑向前去。
周总理满面笑容，一一同他们握手，并介绍身边的陈毅副总理：“这是你们的老市长，他很关心你们，特意来看你们。”陈毅说：“是总理要我陪他特意来看你们的。”听着周总理和陈老总这亲切、自然的话语，一下拉近了知青们的距离，紧张的情绪慢慢放松。
周总理问他们在那个连队工作，都在干什么，什么时候来的新疆。卓爱玲说：“我们是去年6月10日来的。”
周总理说：“噢，一年多了。”
陈毅副总理说：“你们想家了吧？”
个子最小的陈雪琴抢着说：“不想家，我们在这里已经习惯了，现在叫我们回去也不回去。”
自治区主席赛福鼎•艾则孜打趣说：“那你们就把上海的家也搬到新疆来吧！”
在场的人一下都笑了。
杨永青就站在周总理的身边，完全沉浸在这欢快幸福的气氛里，想说的话一句也说不出来。就在这时，总理忽然侧过头来问她：“你家是做什么的？”
杨永青急忙回答：“我父母都在香港，父亲在一家轮船公司当职员。”
总理点点头：“噢，那你来这里不容易呀！他们在香港，你在这里能够独立生活。进步很大呀。”又问了她的文化程度。杨永青说：“我是高中毕业，因身体不好，没有考大学。”
指导员马太定介绍说：“这个姑娘叫杨永青，是一名共青团员，1962年高中毕业后在上海一家无线电商店当营业员，还被评为“六好职工”。去年她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想到艰苦的地方锻炼，于是主动放弃舒适的工作岗位，坚决要来新疆。她是去年7月5日来到新疆的，到今天整整一年了。她现在是连队的“五好（职）工人，还是出席师里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大会的代表呢。”
听了指导员的介绍，周总理满意地笑了。陈毅说：“这里也是大学，是劳动大学嘛。”
周总理又问到大家的家庭出身。卓爱玲不好意思地说：“我出身在资产阶级家庭里。”
总理问：“你家里还拿不拿定息？”
她着急地说：“我不要拿，我不要拿！”
总理乐呵呵地对她说：“你爸爸拿定息是他的事嘛。”
看到卓爱玲有思想包袱，周总理真切地说：“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和有复杂社会关系的人，主要看他的现在的表现和立场。一个人的出身不能选择，但前途是可以选择的。只要能同原来的剥削阶级家庭划清界线，向组织交代清楚他所存在的社会关系，全心全意地为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服务，不断地在实践中改造自己，就会有光明的前途。”
这一席意味深长的教诲，令在场所有的人动容，更让卓爱玲感动不已。这个一直让她苦恼、压力巨大的问题，今天终于让周总理解开了。她顿时感觉人生有了光明，前进有了动力。
当然，周总理这番讲话的巨大意义，在场的知青们当时并没有完全认识。当几天后《中国青年报》的李振东、高影泉两位记者，把周总理在新疆石河子接见上海知青的消息报道出来，全国几十家媒体进行转载。人们看到周总理关于“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的讲话时，那才是引发了一场影响巨大的社会震撼。在那个讲出身、讲成份的特殊政治年代，这句话给多少家庭出身不好的青年解下了沉重的思想包袱，挽救了成千上万的青年，让一代人找到了人生的坐标和前进的方向。
这时，张仲瀚政委把一盘冰糕端到总理面前，说这是农场自己生产的，请总理尝尝味道。周总理接过冰糕，亲自把一块块冰糕分给大家，风趣地说：“我以主人的身份，拿你们生产的东西，请你们的客……”大家都笑了。
在这群知青中，应志毅是烈士的后代。周总理关切地问他父亲是那个部队的、在哪里牺牲。应志毅说：“我父亲是第三野战军二十军的，1947年4月牺牲在山东博山附近。”
周总理说：“噢，三野是陈老总的部队。”
陈毅说：“二十军是刘飞带的，那次战役是我指挥的，战地离博山90华里，打得很艰苦……”
知青们听着领导的讲话，神情十分专注。他们想，今天的幸福生活来得多不容易啊，一定要把红色江山保卫好、建设好，一代一代传下去！
张立勇是著名电影演员张伐的小儿子。周总理问他：“爸爸支持你来新疆吗？”
“支持！《解放日报》上还登了他鼓励我来新疆的照片呢。”张立勇回答。
周总理说：“我知道，你爸爸会支持你的。他在《南征北战》里演的我军军长多好啊，是个英雄。英雄是不会拖儿子后腿的。”
大家围在领导的身边，无拘无束，亲切交谈，气氛热烈，情绪高涨。周总理、陈副总理妙趣横生、语重心长，每句话都讲到大家的心里。
看着眼前生机勃勃的田野和朝气蓬勃的青年，再看陈老总开心的样子，周总理突然对陈毅说：“陈老总啊，面对此情此景，有何感想，作首诗如何？”
陈毅一听，呵呵一笑：“既然总理发话，末将听令，各位献丑啦。”只见他迈开双步，手摇折扇，沉吟片刻，忽然将折扇击在左掌上：“有了！”然后一步一句：
“乌鲁木齐欣暂住，石河寻访得逍遥；
白杨梯堤护农地，水道纵横育稻苗；
戈壁惊开新世界，天山常涌大波涛；
人人勤奋为集体，集体生根最自豪。”
众人齐声喊好，一片热烈掌声。总理赞道：“才思敏捷，七步成诗。好。”
在工作人员的催促下，周总理、陈毅副总理要赶去其他地方参观，大家依依难舍。郑月华挤上前紧紧握住总理的手，眼里浸满泪水：“祝总理健康！请总理回北京后，代问毛主席好！刘主席好！党中央首长好！”
杨永青更是激动地说：“请总理告诉毛主席，我们和所有来边疆的青年一样，劳动、生活都好。我们决心在边疆干一辈子。请毛主席和党中央放心！”
周总理一边和在场的所有人握手告别，一边对大家说：“我一定将大家的问候带给毛主席。我们到上海时，也会告诉你们的亲人，说你们在边疆一切都好，叫他们放心。”
一阵阵热烈的掌声，持久不息地响起，大家喊着“再见”，目送周总理的汽车徐徐启动，渐渐驶出人们的视线，所有的人们站在原地，久久不愿离开……
三、永远的丰碑
文克孝团长离开二营九连后，一路上都在想着刚才杨永青的话。他是一个内向的人，与当时那些大部分出身工农家庭的领导干部不同，他从中国传统文化很厚重的甘肃临洮走出，这个地方虽然没有“金张掖、银武威”那么出名，却是个书香之地，人人读书学习，家家识文断字，文化底蕴丰厚，再苦、再穷都要学文化，明清时期从那里出来的不少秀才。文克孝高中毕业投笔从戎，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随王震将军进军新疆，后来考入了新疆八一农学院。渊博的学识和长期的工作实践，使他成为一个农业战线上文武双全的领军人物。对于建周总理纪念物的主意，他打心眼里赞同。他想最好建碑，这才与周总理的丰功伟绩相配，这才符合人民对总理的感情。但是，他也知道这毕竟不是一件小事，而是关乎政治的一件敏感的事，似乎在新中国成立后还没有为已故领导人立碑这样的先例。能不能办成，他心里没有底。
回到团部，文团长来到团党委书记、政委葛先锋办公室，先通报了去连队检查秋收的情况，又把杨永青的建议说了出来。还没等文团长讲自己的意见，葛政委就脱口而出：“这真是个好主意。老文，这件事十分有意义，修建一座周总理纪念物，不仅可以寄托我们对总理的怀念，还可以传承周总理的精神，教育后代。我举双手赞成。”
葛政委是一名抗战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八路，多年革命部队的熏染，造就了他风风火火、敢想敢干、爱憎分明的性格特点。他早就对四人帮压制人民心声的做法不满，特别是对他们迫害周总理的种种行径深恶痛绝，而周总理是他最敬佩的人，为周总理做任何事他都愿意。所以，他没有想那么多，就一句话，只要老百姓愿意就行！
看到政委如此态度，文团长信心倍增，一种知音之感油然而生。纵观中国历史，抑或世界长河，就普通大众对一名官员的喜爱程度，可能没有超过周恩来的。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二三十年里，中国人民心中地位最高的人就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对毛泽东的感情是出于崇敬，近乎是对神一样顶礼膜拜，无条件的服从信仰。对周恩来则是敬爱，发自肺腑的敬重和喜爱。在文革后期，私下里似乎形成了一种判定敌友的标准，那就是看对周总理的态度，只要拥护周总理的，就是自己人，甭管属于那个派别。所以，周总理去世后，中国人民对周总理的崇敬达到了极致。提起周总理，人们就会肃然起敬；想起周总理，人们就会潸然泪下；为周总理办任何事，都会畅通无阻，得到全心全意的帮助。能得到这样民心的，古今中外，周公一人。
两位主官统一了思想，立即召开常委会，形成初步方案：决定纪念物为纪念碑，立于当年周总理接见上海知青的林带，规划面积1公顷；成立领导小组，组长由葛政委担任，副组长由文团长担任，党委常委为成员，周总理接见过的两位知青杨永青、亓毓纯任秘书；资金由分管财务的副团长夏庭烈负责；葛政委负责向上级领导部门汇报，文团长负责落实碑体设计，秘书负责接待和联络工作；落成时间预计为1977年7月5日周总理视察石河子12周年纪念日。
这件得民心、顺民意的事情立刻得到全社会的广泛响应和支持。时任石河子地委书记、后来任兵团政委的阳焕生对纪念碑的建设做了明确要求，地区勘察设计大队集中最优秀的专家进行设计。6月10日，纪念碑工程举行了隆重的奠基仪式，石河子地区党政领导、一四五团领导及职工群众1000多人参加。自此，纪念碑建设进入为期不到一个月的紧张施工阶段。这期间，发生了许多感人至深的故事。
施工主要由一四五团工程一连负责，分三班作业，昼夜连续施工，严把质量，一丝不苟。没有想到的是，从施工的第一天开始，自发来参加劳动的人就与日俱增。本团场的职工一下班就到工地，挖地基，运石块，有什么活儿就干什么，根本不需要人来组织。更有很多外单位的人，也闻讯赶来，无论如何都要为纪念碑的建设出把力。尤其到了星期天，来的人就更多了，劝都劝不走。有的甚至动了情流下眼泪哭着请求，让组织施工的人都不忍心。最后大家商量了个办法，为了满足大家的心愿，决定技术性强的活儿由专业技术工人干，一般性的活儿，由义务劳动人员轮流干。大家都很珍惜这个机会，不管干什么都认认真真、保质保量，包含着对周总理的深情厚意。
这期间，也有很多来新疆、来石河子开会、参观的内地客人和国际友人，在听说建碑的消息后，主动要求参加劳动。他们是真的为情所感、情动于衷，完全被周总理的无与伦比的人格魅力所折服，强烈要求为纪念碑做点事，哪怕是一钵土都行。
有一位叫何秉棣美籍华人教授，六十多岁，在石河子考察期间，听说一四五团正在建周总理纪念碑，再三要求到工地去看一看。到了工地，就再也不走了，非要帮工地干活。陪同的人以为他就是简单干几下、表达个意思就行了，所以就找了把铁锨给他。没想到，他和夫人脱去外套，认真干了起来，一锨一锨地挖碑基，干了几分钟，丝毫没有停下来的意思。人们劝他可以了，他一声不吭继续干。直到把面前的一堆土清理干净，汗水早已把身上的衬衣打湿。他动情地对大家说：“我曾经见过周总理，他的平易近人和高尚品德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崇拜他。今天我能亲自为周总理纪念碑贡献一点力量，是我的荣幸。谢谢你们给我这个机会。”
仅仅一个月，像这样知道信息就强烈要求来工地参观和参加劳动的亚洲、美洲、欧洲外宾有一百多人。他们那种对周总理的敬爱，常常让在场的中国人都感动，常常会萌发出为中国出了一个周恩来感到骄傲，为是一个中国人感到自豪。
在选择纪念碑周围栽种四季常青的松柏时遇到了点麻烦。因为过去曾经为改变农场树种结构，多次移栽过从天山引进的雪松，结果都没有成活。怎么办呢？就在左右为难的时候，也许总理在天有灵，竟然柳暗花明，有一位林业专家从乌鲁木齐来石河子。他本来只是听说石河子在建周总理纪念碑，就想来看一看，能参加一下义务劳动最好。于是赶在一个星期天，买了来石河子的长途汽车票，一路打听找到施工工地，干活的间隙，偶尔听到施工人员在那里说到了松树种不活的事，马上对他们说：“你们可能是从南山阴坡挖来的雪松，移到平原，适应不了平原气候，所以成活率不高。要想在这里把松树种活，只有把长在阳坡上的樟子松移来。”一席话让施工人员茅塞顿开，急忙喊来了领导，大家就在工地上讨论研究起来。这位专家详细介绍了樟子松的生长特性，又告诉大家这种樟子松在天池对面的阳坡上可以挖到，还仔细提供了去天池的路线和天池林场负责同志的情况。真是倾囊相助，无所保留，就差恨不得亲自带路了。最后怕还有不清楚的地方，以及今后栽种过程中遇到技术性的问题，他又把单位的电话留下来，表示随时可以找他。可惜当年通讯不发达，电话不普及，只能如此而已。
文团长会同杨永青等同志商量了一下，决定派亓毓纯带队、率六名工人前去挖树。亓毓纯，这位始终保持蓬勃朝气的上海知青，怀着对周总理的深厚感情，特别珍惜被党委选为纪念碑筹建小组秘书的机会，自工地开工以来就一直吃住在工地，白天和大家一起干活，晚上就和杨永青等收集整理资料。接到去天池挖树的任务后，二话没说，准备了四天的干粮，和队员一起带着工具和防寒的皮大衣以及介绍信、买树的钱，第二天早晨天不亮就带着三辆老解放牌汽车出发了。
石河子离天池有250公里的路程，路况差，车也旧，一路颠簸，走了差不多十个小时，傍晚7点钟才到达天池林场检查站。值班的是一位维吾尔族干部热合曼，40多岁，会说不太流利的汉语。亓毓纯一边把介绍信递给他，一边说明来意。也许似懂非懂，听说来挖树，热合曼连连摇头：“挖树？不行，上面有规定，谁也不许挖。挖了，就是犯法，要抓起来的。”
亓毓纯一听，有点急了，赶紧解释：“我们不是乱挖的，是买树，石河子要建周总理纪念碑，栽在纪念碑跟前的。”
“你说什么？给周总理建纪念碑用的？嘿，你怎么不早说，这个可以挖，挖多少都行，我们一千个支持，一万个支持。”热合曼的态度立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周总理，好人哪，我们都热爱他。那一年，周总理到新疆来视察，来过天池，我欢迎过他，那是我永生难忘的一刻。你们给他建纪念碑，也代表了我们的心愿。”
看天色已晚，热合曼热情地留他们住下，并安排晚饭：“你们先住下吃饭，我现在就去找场领导，把这事给他们汇报一下。他们一定会同意的，你们就放心吧。”
亓毓纯等来挖树的同志，看到热合曼这样热情主动地帮助他们，激动地不知说什么才好，只有一个感觉，那就是周总理太受人民爱戴了，不管是哪个民族，什么年龄，何种身份，只要一提周总理，得到的一定是支持！这就是全国人民共同的心声。
过了一个多小时，热合曼回来了。他高兴地对亓毓纯说：“都办好了，领导同意了，命令我给你们带路，帮助你们挑树，需要什么样的就挖什么样的。我已经安排好了渡船和人手，明天早晨上山挖树。”
就这么一会儿时间，热合曼就把所有的事情安排妥当，包括没想到的渡船的事，还叫了几位林场的职工来帮忙。这再一次感动了石河子的同志。
在热合曼的帮助下，选树、挖树、运树、装车等，进行得十分顺利，只用了一天时间，就装满了三辆车，比原计划节省了两天。晚上，热合曼煮了一锅羊肉，款待他们，乘着酒兴，一起回忆起了1965年7月他们见到周总理的情景，十分动情。
第二天，临出发前，亓毓纯把买树的钱交给热合曼。没想到，热合曼坚决不收。他说：“那天请示领导的时候，场长、书记都在，他们明确表示，这些树不收钱，作为我们林场为修建周总理纪念碑所做的贡献。你们就代表我们各族人民把纪念碑建好就行了。”
亓毓纯，这位从不流泪的硬汉，忍不住热泪盈眶，他紧紧握住热合曼的手：“谢谢，我一定把天池林场的心意带回去，等纪念碑修好以后，欢迎你们去参观。”
经过25天的紧张施工，纪念碑主体工程于1977年7月5日——周总理视察石河子12周年纪念日完工，自此，一座当今世上绝无仅有的周恩来总理纪念碑诞生在军垦新城石河子。
纪念碑由钢筋混凝土浇筑而成，呈方柱体。碑体总高12.8米，象征着修建纪念碑时距周总理视察新疆已有12年，新疆人民无时不刻的思念。其中碑身高7.8米，象征周总理享年78岁；碑文高6.7米，象征周总理视察新疆时67岁。纪念碑基座平台长宽各8.1米，象征周总理领导的“八一“南昌起义。
纪念碑坐北朝南。正面镌刻“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永垂不朽”十二个金色大字，是根据1976年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摄制的纪录片片头字幕放大制成。东侧碑文是周总理为兵团的题词手迹：“高举毛泽东思想的胜利红旗，备战防边，生产建设，民族团结，艰苦奋斗，努力革命，奋勇前进。”西侧魏体碑文是周总理在全国三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的摘录：“大寨大队所坚持的政治挂帅的思想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都是值得大力提倡的。”背面北侧行体碑文是一四五团党委的建碑题记：“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于一九六五年七月五日来原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农八师石河子总场视察，在此处接见干部和上海知识青年代表。特立此碑，永做纪念。”魏体碑文由一四五团书法家陈柳道所写，行体碑文由石河子市书法家唐家濂所书。
周总理纪念碑工程于1977年10月底完工，石河子党政领导和干部群众在此举行了隆重的仪式。纪念碑周围种植天山樟子松、草坪、月季等，背后是那条生长茂盛的长达1公里多的林带，林带两边是庄稼地。人们说，这是块风水宝地，沾了周总理的福气，旱涝保收，年年丰收。
四、无悔的人生
周总理纪念碑落成以后，前来瞻仰的人络绎不绝。石河子更增加了名气，小小的石城一下涌来了数以万计海内外客人。有人做了一个粗略的统计，石河子可能是全国同类城市中党和国家领导人莅临视察参观最多的城市。可以说，周总理对石河子的视察，不仅提振了石河子的发展，更直接影响了一代人，特别是那十一位幸运受到周总理接见的上海知青。
2005年7月5日，杨永青等当年受到周总理亲切接见的上海知青，再次相聚周总理纪念碑，纪念周总理视察石河子四十周年。在当年周总理接见的地方，在周总理纪念碑前，昔日的战友紧紧地、久久地拥抱在一起，留下了激动的泪水。杨永青、陈雪琴、雍凤兰、亓硫纯、朱兆华、郑月华七位战友回来了，时光荏苒，青春不在，当年风华正茂的青年今天都已鬓发染霜，基本上都六十开外了。但他们十分珍惜这次机会，有的身体不好，儿孙就主动陪着过来。那个快言快语、个子最矮的小姑娘陈雪琴是拄着拐杖回来的。这其中，有一位知青孙贵娟却永远也不能来了。1967年夏天，孙贵娟到地里为夏收的人送水，突然出现沙尘暴，不幸被狂风卷入收割机下，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年仅19岁。2000年石河子总场邀请她年逾古稀的母亲来到石河子，她母亲说：“贵娟还活着，活在人们的心里。”
周总理纪念碑现在已扩展成一个纪念园，面积扩大了一倍，增加了纪念馆、会议厅、接待中心、大型雕塑等。在纪念馆，面对老照片，这些老知青们再一次深情回忆起当时周总理接见时的情景，禁不住百感交集，泪水长流，再一次深深地向敬爱的周总理铜像鞠躬：周总理，我们永远想念您！
杨永青代表知青在纪念仪式上讲话。她说：“当年我们怀着一腔热血来到兵团，是周总理的教诲让我们坚定了扎根边疆、奉献青春的决心。现在，我们可以告慰总理了，我们不仅奉献了青春，有的还献出了生命。我们各自在工作岗位上努力拼搏，用踏踏实实的工作，老老实实的做人，实践着＇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的人生道理。虽然我们都很普通，但我们都很努力。我们可以在周总理英灵前无愧地说：我们没有辜负周总理的期望，此生无悔！”
他们承诺，只要周总理纪念碑举办活动需要他们帮助支持的，他们一定全力相助；每逢5年、10年周总理视察石河子纪念日，他们都要尽可能回到石河子相聚。如今，随着年龄增高，有不少身体较差，不能前来，但是他们一颗心始终向往石河子，这是他们永远割舍不了的情结。周总理纪念碑是珍藏在他们心中的丰碑。
如今的石河子市、石河子总场，已变成一座现代化城市和城镇，高楼林立，车水马龙，城市面貌和人民生活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年周总理接见知青的这片林带和条田，也已变成了鳞次栉比的居民区。周总理纪念碑静静地矗立在楼宇之间，像一根磁力永恒的精神支柱，永远鼓舞着石河子人民，艰苦奋斗，努力革命，奋勇前进。
本文中的主人公近况：
杨永青，1978年调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团委副书记，不久又主动要求挂职一四五团任试验场教导员，决心带领职工扭转团场亏损局面；1981年继续担任自治区团委副书记，1981年调任新疆科协副主席，1988年任新疆科协党组副书记，1996年因车祸退居二线，2001年退休。
卓爱玲，后来成为上海崇明前哨农场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
张立勇，后调到石河子卫校担任党办主任、教师。
雍凤兰，后在石河子新城办事处民政科任主任科员。
郑月华， 1966年参加西藏兵团建设，后调至新疆昌吉州第一小学高级教师。
陈雪琴，当年11位上海知青中年龄最小的一个。一直坚守在农垦战线，退休前在石河子总场（原一四五团）四分场医务室任主管药剂师。
亓毓纯，1966年响应周总理指示，报名参加援藏团，赴西藏易贡开荒生产。退休前任陕西咸阳市育才中学工会主席。
应志毅，后任浙江省驻沪办浙申房产公司经理。
朱兆华，后任石河子总场农技学校党支部书记。
魏淑荃，上海公交公司售票员、因骨肿瘤逝世。
马太定，后任石河子总场一分场学校校长，因病逝世。
文克孝，1983年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副司令员，1993年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现离休。
葛先锋，后任石河子市体委主任、石河子老年体协主任。因病逝世。
作者：芦永军 新疆大众文史研究院院长
王喜春 新疆石河子总场周恩来总理纪念碑管理处处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