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剿匪回忆录
前 言
新疆的匪患，起始于1950年的春天。新疆和平解放初期，社会上残余的国民党警特头子和地方上残余的反革命分子，他们仇视刚刚建立起来的人民政权，不甘心他们的失败，公开打起反革命旗帜，发动武装暴乱。匪患之中，危害最大的是尧乐博斯、乌斯满匪邦。曾任过伪哈密专员的尧乐博斯与伪省府要员贯匪乌斯满相互勾结，以他们手中掌握的伪警、宪特和贯匪分子，组成匪骑六七千人，胁迫牧区部落一万余人从匪，先后在哈密和阿勒泰地区发动武装叛乱。当时的叛匪的活动十分猖獗。他们偷袭解放军营地，攻打县城、破坏公路交通和拦劫过往车辆、洗劫街镇商行、掠夺牧民牛羊、残酷杀害地方干部和拥护政府的开明人士。为了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定边疆，恢复经济建设，巩固地方政权，新疆军区遵照中央人民政府的指示，决定部署驻疆人民解放军部队，对叛匪实施清剿平叛。先后派出六军十六师、十七师、六军骑兵团、五军四十团、军区战车团、九军及骑七师的少部兵力，组成几路追剿部队，对叛匪活动窝点进行攻击围歼。五十年代的剿匪之战，历时三年之久，歼匪万余，解放被裹胁的农牧民四、五万人。
1950年3月至1952年10月，我奉命担负剿匪战斗部队的机要通讯任务。曾先后配属到四十九团、五十一团、军骑兵团、军区战车团等主力部队，连续出征多次。参加了清剿匪首尧乐博斯、乌斯满、乌拉孜拜、胡赛音、谢尔的曼等匪帮的战斗。在剿匪时期所经历的艰难险阻，是无法计数的。我这一段的人生经历，其中有些是个人的历险故事，那时身处险境，在今天回忆起来，仍然惊心动魄。在我生命的全部过程中，剿匪经历虽然短暂，但却是我生命中最能体现人生价值的时刻。
执行剿匪侦察任务
1950年3月的一天晚上，陆股长对我说：“孟科长找你谈话”。我从沈阳机要学校学习出来，分配到新疆军区，又由军区机要处分配到六军司令部机要科。踏上这里的工作岗位，还不到两个月。科长找我谈话，也是第一次。听说他是位老红军，我是个新兵，与他的辈份差的太远了。进了他的办公室，我不知是站着还是可以坐下，十分的拘束。孟科长很简单地问了我的身体情况，然后便说：“军区指示要我们派出一部电台，配属军区侦察队执行任务。我们研究派你去！通讯队也抽出两个报务员，由你负责。”随即从抽屉里取出两本密码，递给我。接着说：“这一套新密码，是你们联络军区台的；另一套，你们和军里联络”。“你出去配的手枪和生活用品，由你们股长准备好了。你还有什么问题？”我真蒙住了，不知要说啥。科长便要我去找股长谈谈。股长和我谈话很亲切，他告诉我执行任务要注意的一些事情。
第二天，我到军区司令部作战处报到。作战处的王处长让我认识一下已先期到达那里的三位侦察队的领导，接着宣布开会。首先，王处长向我们传达军区司令部派出侦察队的命令。接下来，传达军区首长的指示。王处长讲话的大意是：原阿山的专员乌斯满背叛了三区革命，反对新疆和平解放。在新疆起义前，他和美国驻迪化领事有秘密破坏活动。现盘据在镇西，我们多次派人争取，他非但不合作归顺，反抢劫我进疆的运输车辆。据地方政府反映，乌斯满串通反动的部落头人，正密谋组织叛变。如果发生叛乱，将对安定边疆，恢复生产，造成很大的破坏作用。我们的工作要抢在前面，制止叛乱发生。新疆地广人稀，牧区又都是少数民族，我们掌握信息有困难。我们必须要摸清情况，这是派出侦察队的目的，也是你们侦察队的任务。王处长还对我说：“由你负责电台，你们电台除行军外，不能中断和军区的联络。”“如有敌情，必须立即报告军区。”“是，坚决完成任务。”
我们电台配了两名报务员，一个姓张，另一个姓刘，他们俩人都是酒泉起义后，编入我军通讯大队的学员。他们曾在军部总台实习，外出执行任务这是第一次。在军部配电台时，从直属队抽调了四名战士，配属在电台上。他们的分工是由两个同志担任摇机员，另两个同志作为驭手，负责搬运机要物件和装有手摇发电机的两个马驮子，其中黄班长是个老兵，战斗中负过伤，是中共党员。
我们电台的所有人员，乘大卡车由迪化市出发，到了一个地名叫芨芨槽子的地方并与已在那里的侦察队的同志们会合。我们在这里集合编队后，改为骑马。队部的通讯员小赵走过来，对我们说：“队首长说，让你们电台先挑马。”“你们谁跟我去挑马？”这时我才注意到，不远处有一大群马。我让黄班长带两个驭手去挑马。过了好一阵子，黄班长他们牵着马匹回来了。给我牵来的是一匹大白马。马身上的鞍子亮亮的，好像是新的。黄班长对我说：“这些马匹都是起义部队骑兵团的战马。”并说：“我也不会挑马，是请了护送马匹的一位老哥给挑的。”“那人说，这匹白马是他们团长骑的马。这是一匹好走马，缺点就是夜间行军目标大一点。”“你看要不要，不合适还可以换。”我很喜欢这匹白马，可我没有骑过马，心里也有点发怵。黄班长可能看出来了，就对我说：“这些马全都受过训练，听人使唤，你骑两天就熟悉了。”果然，马通人性，我骑上跑，还从未掉下来过。
我有事要找队领导反映，便向一位队友问“队首长在哪？”他漫不经心地说：“你找老冯呀，你看，在那边给马洗澡呐！”我看侦察队的同志，年龄都比我大。他们都不慌不忙地做着出发前的准备。我听冯队长说过侦察队的同志是从军区教导团抽调出来的，各个都是会打仗的能手。我们这支队伍，再加上电台的几个人，也不足百人。给我们带路的向导，看上去一脸的黄白胡须，站在那里显的身体壮实彪悍，他身上背着一支带有叉架的枪，是一位哈族民兵。
黄班长从队部领来了干粮和马料，还有每人一个水壶。干粮都已装进干粮袋子里，可以挎在身上。我打开倒出来看，都像棋子一样大小的干面疙瘩（就是小块的列巴），摔在地上可以弹起来。闻着稍微有点馊味，放在嘴里咬不动。时间长了，又干又硬，就是放在水里十来个小时，它仍然漂在水面上。据说是盛世才在新疆当督军，投靠苏联时，由苏联人做的。
侦察队司号员吹响哨子，部队全部集合。我们电台除留下一个报务员看守机器外，大家都去听队首长讲话。冯队长讲话简明扼要，宣布行军列队的次序和路上的注意事项，随后立即出发。
天山北麓，有很多条从山顶直切到山脚下的纵深大沟。由这座山脚下通到沟底，再爬上另一座山峰，这一下一上，要走半天。高山上的盘山道，全在茂密的树林里穿过。林荫遮天，弄不清楚东西南北。林间路窄；特别是遇上湾道，电台的马驮子不易通过。刚开始驾驭马驮子没有经验，碰到树上经常散架。行军中每一次马驮子散架重装时，就要掉队。有时掉队又碰上岔道，看不到队尾，跟不上队伍，让人又着急又担心。
深山里的气候多变，白天时晴时阴。夜里黑蒙蒙的，看不清自己的脚下。有时从山涧深处冲出来的大风，吹动满山的碎石乱滚。晚间宿营，电台要与军区总台联络。架起的天线一次又一次被大风吹倒。我们轮流着由两个人拉起天线，坚持通讯联络。特别是在深夜，风更大，从森林里发出来的吼声，大如虎啸，群山震动。这时要传话，只有贴近耳边喊，就这样还是听不清楚。拉天线的人被风吹的站不住，只得一手抱紧大树，一手拉住天线。山涧此时像个倒立着的排风机，旋转地狂风，提升的气流，好像要把整个山林全部拨起来似得。电台接收的讯号时续时断，很不清楚。这样一份电报会出现多处断码，给译电员的译电文造成很大困难。我们每到驻地先要给军区发报。报告行军路线、部队位置和有无匪踪等。然后再等收报，接受军区的指示。上级的来电，往往接近黎明。有一次部队早饭后等待出发，队首长站在帐蓬外等上级指示，我还在译报电文，全队的人都在等我。此时，我真心急火燎。电报译完刚一出手，部队就出发了。在路上的空隙，报务员小张给我一块烤过的饼子，我口干舌燥，哪有心思吃饭。
我们出发的第八天，进入奇台南山。此处山上的树林更加茂密，山路也更窄了。向导说这个地方叫白杨沟，以前曾有猎户打着过狗熊。快到中午的时候，前卫哨兵发现了土匪，侦察队立即迎上去。是敌人先向我前哨班开枪，而后双方交火。在山林里的战斗施展不开，时打时停。接连两天与土匪交火，我们只是抢占了一个高山头，没有多大进展。土匪发觉我们人少，就以退为引导，将我们引到沟底一个比较开阔的羊场，将我们侦察队包围起来，并对我们发动了两次攻击。第一次攻击打响时，我们电台停在山脚下休息。突然，有一股敌人从后沟里冲出来，直奔我们电台。有一个敌人马快，我还没有思想准备，他竟挥动铁齿棒冲到我的面前。在这万分危机时刻，幸亏有一个战士跑过来，对土匪迎头一枪，将他打伤，这个家伙趴在马鞍上掉头逃跑了。这时侦察队跑过来一个班，和我们电台一齐向敌人射击，打退了敌人的第一次攻击。战斗结束了，黄班长要给我擦枪。他提着我的手枪看了看，就将我唤到一边悄声问道：“你是第一次参加战斗吧？这仗打了一回啦，你枪上的保险怎么还没有打开？”我顿时哽塞，面红耳赤，心中羞愧。我责问自己，是害怕了？还是神经紧张？说实话，我当时把手里的火柴盒都捏碎了，这不是神经紧张吗？面对一股敌人冲到跟前，我那时想的不是自己，而是心急，不知如何处置我身上的密码本。在沈阳机要学校学习时，大队长讲课说过：“机要人员须视密码高于自己的生命，战时要与密码共存亡。”为了保护密码不失万一，出发前我已将密码本全部蜡化，放置密码本的皮包底下也撒下了红头火柴。这样处理可以应付险情，一旦不能守密，划一根火柴就可化为灰烬。可是此时，我是奉命出来执行侦察通讯任务的，若真将密码本烧了，我又怎能完成任务呢？出征前，在军区接受使命时，叫我负责电台。我怎样担起这个责任呢？我开始检查自己，在对敌战斗的时候，为什么先考虑被动因素，而不想主动因素呢？我的思路不对头了！我的责任，我的立足点，应该是什么呢？应该是依靠侦察队全体同志的力量战胜敌人，保证侦察获得的情报及时报告军区。此时此刻，我自己不仅要做好译电工作，还要保证通讯台不出故障。在战时，我不仅是个译电员，还应该是个战斗员，是个指挥员。我的责任感一下子提升了。我和黄班长商量，立刻将电台人员组成一个战斗小集体，将人员分成守、战两部份。第二次战斗打响时，我们有了经验和准备时间，我们和侦察队的一个班，共同扼守一个岔口。土匪攻来时，我们五支枪一齐射击（我们电台配有两支连发的卡宾枪），把冲过来的敌人打退了。这股土匪见攻不破我们，就企图溜走。我们侦察队跟上去，连夜追击。天明时，追到土匪的住地。土匪没有察觉，尚在烧茶做饭。我队乘敌不备，向匪群发起猛烈攻击。敌人惊慌逃散，丢弃帐篷、骆驼，战斗中，我们毙匪四人，还抓住了两个俘虏，其中一个是追随乌斯满从阿山跑出来的叛匪。由他的口供得知，与我队交锋的这一股匪徒，是乌斯满派出到迪化策应叛军，共同搞暴乱的。我们将获得的这一重要匪情，立即报告上级。军区回电，表扬取得战绩，勉励侦察队继续跟踪追击。
奇台和木垒河的南山里，树高林密，阴冷潮湿。部队挺进山区有一个月了，我的精力消耗殆尽，抵抗力下降，竟然染上疟疾。这个病很讨厌，每天定时发作，还偏偏在每天的傍晚收发电报时犯病。病情发作时，心慌寒颤，浑身抖成一团，手抖的写不成字。随队的卫生员没有解毒药，我只好等它发作完了，再工作。有一次发病，我坐立不安，就躺在摇机员的身边。他正摇机发电，我的手无意中碰到了发电机裸露在外的电线。猛然，我的全身震动，身体电击了一下。立刻，我的手停止了颤抖，心也不慌了，病的症状没有了，我便开始工作。自打有了这个对付病魔的偏方，我就由被动转为主动。再发病时，我就让摇机员发电，给我“电疗”一次。压倒了病魔，我就可以顺畅的工作。不过，每作一次这种“电疗”，就让我翻肠倒胃的干呕一回，肚子里没食，每次翻上来的都是苦汁。此法治病虽然不见经传，然而，确实治好了我得的疟疾病。
四月初，我们在水磨沟以西，又遇上一小股土匪。刚一交火，土匪便逃窜了。部队追到芦草沟，又抓住了一个土匪。匪供称：乌斯满在红柳峡已与叛变的尧乐博斯、贾尼木汗会合。他们有枪械，约七、八百人。我们将这个重要情报，立即电告军区和六军剿匪前线指挥部。
事后得知，根据我们侦察提供的匪情情报，军区做出了围歼乌斯满匪帮的战斗部署。由六军剿匪前线指挥部，组织东西两线的剿匪部队齐奔红柳峡。此役围歼之战，给尧乐博斯、谢尔的曼匪帮以致命的打击。
侦察队出征一个多月，后期断粮一周。我们靠野菜和乏马肉充饥。由于连续追击战斗，指战员们都很疲劳。加之伤病员无药医治，有些人已不能继续坚持战斗。大概因为侦察队已完成任务，军区电令我们转至三个泉子休息。尔后，侦察队又奉命乘车返回迪化。
我们侦察队奉命至奇台剿匪前线指挥部报到，没有休整，又配属到骑兵团，接着向红柳峡进剿，参加围歼乌斯满、尧乐博斯匪帮的战斗。
五十一团三营剿匪战斗记实
谢尔的曼其人，哈族，是叛匪头子乌斯满的儿子。该人自幼追随其父，在官场和军旅厮混，曾任过伪军骑兵排长。1950年秋，随其父乌斯满逃匿于青海。1951年2月，谢尔的曼秘密潜回新疆镇西。5月份，谢尔的曼窜到奇台、孚远、木垒河一带进行阴谋活动。他与木垒县伪县长季奎相互勾结，煸动一批封建牧主、部落头人组织叛乱。网罗敌特分子和逃散的乌斯满匪帮旧部，纠集匪徒七、八百人。他们打着保护宗教的幌子，欺骗和胁迫牧民从叛，强掳壮男，参加“宗教军”，谢尔的曼自任“宗教军”团长，谢尔的曼匪帮叛乱活动初期十分嚣张。匪徒们洗劫街镇，掠掳人财，抢夺牲畜。谢尔的曼挟匪军千余人窜至迪化南山，直接威胁首府迪化市安全。
1951年6月，奇台剿匪前线指挥部机要科，指派我携电台配属到五十一团三营，执行剿匪侦察通讯任务。我们跟踪侦察的目标，是谢尔的曼的叛乱活动。剿匪指挥部交给我们的任务是：摸清匪群的实力和流窜活动的路线，将匪群逼进我军的包围圈，为大部队围歼该股土匪，创造有利的战机。
我们电台的几个人乘车至迪化市以南的燕儿窝，与三营出征的同志们汇合。每人配发乘马和干粮、草料等物品，随后即向南山进发。部队挺进柳树沟，遇到一牧民报称，土匪正在柴窝堡抢劫。我部催马急驰，向柴窝堡方向奔去。土匪抢劫后，已逃向黑沟，我部跟踪追击。在大西沟那里，我们追上了土匪。土匪依据有利地形与我对抗，经过两个小时激烈战斗，匪力不支，即向东沟一带逃去。我队跟后紧追，在东沟追上土匪，狠狠打击，土匪丢下伤马和几十匹骆驼，仓皇逃窜，逃向天山冰大坂。我队跟踪追击不懈，随即爬上冰大坂。天山冰大坂海拔四五千米，这里终年积雪不化。我们行走在冰雪上，又赶上恶劣天气下冰雹，这里的冰雹，个个大如鸡蛋，将乘马的眼睑打的出血。我学其他人将皮大衣蒙在头顶，冰雹砸在头顶，就像敲鼓一般。约走三四个小时，穿过冰大坂。下山时，我发觉皮大衣很沉重，原来大衣的两个口袋里都装满了冰雹。这些冰雹装在口袋已过几个小时，掏出来仍有鸽子蛋大。有的战士出征没带皮大衣和毛皮鞋，走过冰大坂时，把腿脚都冻伤了。听说还有个战士走岔了路，连人带马陷进雪坑里。班长去救他，也陷了进去。后来只把人救出来了，乘马冻死在冰雪里。翻过天山，就进入孚远县境内。谢匪翻越天山窜至泉子街、塘坊门，大肆抢掠封镇。然后北逃黑山头。我部追至黑山头宿营，土匪夜间偷袭我营地，伤我哨兵和战马十余匹。此后连续两三天，双方战斗处于激战状态。白天土匪且战且退，夜间对我常常偷袭。
当对付敌人偷袭，部队宿营时在周围放出警戒，还要不漏火光，为了不暴露灯光，我译电时就把大衣蒙在头顶上。头作支撑，将皮大衣顶起来，形成一个封闭的小空间。工作时将包放在腿上，点燃半截蜡头粘在皮包上。这样既不漏光又可坚持工作。但在此时，脖子必须挺得直直的。否则向前倾一点火燎眉毛、头发；后仰一下就会火烧大衣。时间长了脖子酸痛挺不住。没有几天，我的大衣便烧了个洞。有一次可能是我困极了，最后一份电报没有译完就趴在上面睡着了。老羊皮烧焦的臭味，把帐蓬里的其他人熏醒了。人们才发觉盖在我头上的皮大衣在冒烟，大衣已烧焦了半个。人们急忙将我打醒，才发现我的衣袖、裤子和头发都烧糊了一片，我的额头右角也烧伤了一块。放在腿上的皮包也烧了一个角。庆幸的是压在身下的电报和密码本完好无损。可能是因为闷在大衣里经烟熏和缺氧，引发呼吸中毒。从这时起，我的头一直发晕，头痛了很长时间。经我部接连打击，土匪疲于奔命。一路上不断的丢弃帐篷和牲畜。谢匪逃至小布拉克未敢停顿，转头向西逃至青格达湖。然后又调头向南，回窜孚远。土匪逃入农牧地区，我部奉命紧追猛打，不给土匪喘息和抢劫的机会。7月初，我们接到上级指示，到紫泥泉补充给养。奇台前线指挥部程悦长师长，已在目的地等待我们。经过一个月的奔驰苦战，我们部队十分疲劳，还有一些伤病员。刘玉环营长向程师长汇报后，便起草了一份给军区的电报。内容要求部队短暂休息，并报告译电员病重，要求军区派员接替。我拿着这份电报稿去见程悦长师长。我说：“这份电报不能发，要军区派人来接替我，至少要等几天，这样很可能失掉土匪的踪迹，失掉有利战机。”我建议补充粮、弹后，部队应立即出发，继续跟踪追击。程师长打量了我一会儿，很体贴又很严肃的问：“小鬼，你还能坚持到底吗？”我说：“能。”又问：“你是党员吗？”我说：“是。”师长很兴奋又鼓舞式的说：“这样就好，共产党员不怕流血牺牲，永远不像困难低头，一定要坚持到底！”他用手抚摸着我头上的烧伤，喊他的警卫员，问他还有多少钱？并命令说：“把这些钱全部给电台留下！”他随后又拉着我的手走进电台的帐篷里，指着我对其他同志说：“你们遇到老乡就买一些补养的东西给他吃！”可能是我的建议正符合首长的意图，在部队吃饭时，程师长作了继续追剿土匪的战斗动员。我们紧张的补充了弹药、干粮、马料和必须的用具。部队精装，留下重伤员，连夜出发追击。部队出镇子时，我看到程师长站在一个土堆上，挥动手里的帽子，给我们送行。战士们备受鼓舞，行军速度很快。第二天一早就追上了敌人。
我们追至甘河子与土匪接触，战斗打响只十几分钟，土匪掉头逃向博格达峰。我们跟踪紧追不放。博格达峰比天山冰大坂还要高，而且更加险峻。这里也是一年四季冰雪不融。在峰上看，只见地连着天，天又连着地，一片白茫茫地，分不清东西南北。大风刮起来，把前面人马的足迹都掩埋了。我心想，人到这里若是没有向导，那是很难走出去的。在山上，我感到浑身冰凉，虽然穿着棉衣又外加皮大衣，仍然没有一点热气。穿过古尔班山口，顺着天山南坡一直下到黑沟。在黑沟打了一仗，敌人丢下一批马匹继续逃窜。我们继续追击，从大河沿到红柳河，连续打了几仗。由于吐鲁番公安民兵堵击配合，此战役缴获敌马二百余匹，俘敌十几人，交吐鲁番民兵收押。我部在红柳河短暂休息，补充干粮、马料。在这里我们架起电台，将战报和敌情上报军区和奇台剿匪前线。军区电令我部继续跟踪追击，力争将土匪赶过天山，以便在奇台、孚远、木垒河地区围歼。翌日，有牧民前来报告说：“谢匪正在七泉湖集结，扬言要与我军决战。”我部稍作调整，即向七泉湖进发。果然敌人利用地形摆开死拼的架势。我军兵分两路向敌人进攻。激战半日，谢匪不敢恋战，再向萨尔勒克、天山冰大坂逃去。我部追至天山脚下，发现只有一小股匪帮踪迹，朝向萨尔勒克山口，大股敌人又折回向北逃窜。经过侦察得知，谢匪大部人马匿藏在乌鲁布拉克。我军轻装分两路悄声接近匪群，同时向匪群发动突然袭击。战斗打响，敌人惊慌失措。一部分土匪逃散，大部分随谢匪仓惶逃向天山分水梁冰大坂。我部追击紧跟其后又爬上冰大坂。带路的向导告诉说：土匪从这里下山，肯定是走木垒河方向。我们在雪山上立即架起电台，将这一重要情报和战果报告军区和奇台剿匪前线指挥部。军区回电命令我队原地警戒，防止土匪回窜。三天后，遵照奇台剿匪前线指挥部命令返回奇台。
事后听说，根据我们的情报，军区和奇台剿匪前线指挥部作出战役部署：既在木垒河南山地区部署军骑兵团，十七师四十九团、五军四十团和军区战车团一个连，几路部队合成口袋，对谢匪进行围歼。平顶山一战，歼匪三百余人（其中活捉几十人，投降一百多人），活捉匪首季奎，谢尔的曼和剩余几十个土匪逃窜。
我们到达奇台剿匪前线指挥部时，正赶上军区运送给养物资的汽车队来奇台。五十一团三营完成了战斗任务，奉命乘汽车返回迪化归队。我和电台留下，作为奇台剿匪前线指挥部的机动电台，待命出征。
堵击叛匪乌拉孜拜
我们剿匪侦察队完成了机要通讯任务后，按指令回到奇台剿匪前线指挥部待命。经过短暂的几天休息，我的身体恢复了许多。七月底的一天晚上，机要科王炳哲科长用征询意见的口气问我：“洪凡，现在还能执行任务不？”我说：“完成任务没有问题。”他说：“乌拉孜拜这股土匪在绥来、景化、迪化南山一带发动暴乱，军区决定派出大部队围剿，为防止土匪流窜到阿勒泰，指挥部决定派出一个战车连扼守交通要道——黄草湖。这个地方是北疆地区走阿山地区的唯一要道，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另有胡赛音等小股土匪，经常在这段交通干线上抢劫运输的车辆。指挥部决定派一部电台，随战车连执行任务，我们考虑你带电台去吧。”任务紧急，第二天我就钻进战车里，火速出发了。
我们扼守的据点黄草湖，实际上是一大片芨芨草滩。草湖里水很少，都是泥塘。在道路边上，有一口古井。从井口到井底，四周都是用梧桐木作框架支撑。井底水不多，水很咸、很苦。据说，这里早先水草很丰盛，是通往阿山地区的一个宿站，牛羊群还可以在这里转场。它位于古尔班通古特大沙漠的东部边缘。这里是典型的高原沙漠气候。夏季白天酷热，半夜又寒凉。晌午，从大沙漠滚过来的热浪，热如火焰。当你把这热气吸进肺里，就会立即嗅到自己的内脏被灼伤的腥味。经过暴晒的战车，里边就像个铁蒸笼。我在车里译报一小时，就要倒出半鞋壳的汗水。吴车长拿过来一块干饼，叫我尝尝。他说，这是在车甲板上烙熟的。在这个地方，白天炽热难熬，而到了晚上更是难受。入夜不管你多么闷热，都必须将头和脚严密的包在皮大衣里。这里的黑蠓蚊，每个大似蜻蜓，它不仅吸食人畜的鲜血，还排出毒性极烈的毒液。有个战士，不慎被这蚊虫叮伤。未出三日，由手肿至臂膀，再到脸肿，最后全身黄肿疼痛，不得已转入后方治疗。
战车连在这里执行任务过程中，除经常发出战车巡查警戒，还给运输人员和重要物资的过往车辆护行，掩护他们穿过险要地段。我们电台在这里执行任务约两个星期，就接到奇台剿匪前线指挥部紧急电令，要我们立即返回奇台接受新的战斗任务。
古尔班通古特上空的电波
曾于1952年春逃至阿勒泰地区的谢尔的曼匪帮，经不住阿山分区剿匪部队的沉重打击，又于7月窜回镇西、木垒河地区。奇台剿匪前线指挥部，作出围剿谢尔的曼匪帮的作战部署。调集四十九团、五十一团、四十团各一部，组成追击支队。并派出战车二十部，参加合围谢尔的曼匪帮的战斗。奇台剿匪前线指挥部机要科指派我和贾振富会同电台人员，配属到追击支队，执行前线中心电台的通讯任务。我们这部电台除对军区和前指总台联络外，还要联系协同作战部队与蹲守堵击部队的5个电台。由于通讯工作量大，电台上调配了三个报务员，全是新手，又是刚刚临时组合的，又都是第一次出征执行任务。由于没有指定负责人，无人指挥，工作杂乱无章。电台刚开始工作时，收发报的错情率都比较高。面对这种情况，我觉得这样下去很难完成中心台的任务。我找了电台上的党员商量，成立了临时党团员小组。据我一年多来出征带电台的工作经验，将他们每个人的工作做了分工和规定。我和贾振富完成工作任务之外，还主动参加架天线、支帐蓬，起装电机驮子，尽量影响和带动他们，协调好各方面的工作。大家相互之间关系密切了，很快形成了一个团结的战斗集体。电台工作遇到困难，都和我商量解决的办法。我们工作顺畅了，报务上出现的错情也少了。
我们主力部队和土匪接触以后，几乎天天有战斗。我们电台每天都必须按时联络，向军区和剿匪前指及协同作战部队报告敌情动向、我部位置、战斗成果等。
每到宿营地先发报，后收报，译报工作量很大。电台通讯由于受到大漠高空气流的干扰，接收讯号不清楚。使收报出现错情和漏码较多，这又加大了翻译电报的负担。我和贾振富通宵达旦工作，只有白天行军时在马上打盹。出征时间久了，身体疲惫不堪。昔日的小恙和饥饿，此时已麻痹不觉。唯精力乏困不支，成了工作上的最大障碍。尤其是工作接近拂晓，往往睡魔上身。此刻就是冷水浇头，也无济于事。有一夜工作时，我看到小贾的头摇来晃去。他强睁着眼说：“太困了！看不清码子，我到账蓬外醒醒。”大约走了两个时辰，也不见他回来。我到外边寻找，只见他脚上套着绳子趴倒在地上死睡。大概是他一出帐篷，就被拴帐篷的绳子绊倒了。我见别人抽烟提神，我也学着抽烟。可我抽烟不提神，反倒头晕。后来感到烟丝辛辣刺激，就嚼烟丝。再用口水往鼻腔上激，这一激鼻涕眼泪全都呛出来了，瞌睡虫也随之跑走了。这个办法起初还是灵验，赶跑睡魔就可工作通宵。
机要和通讯，在业务系统上是两个部门。但是在剿匪过程中，我认为必须相互依靠，形成一个战斗整体，才有利于完成机要通讯任务。两年多的工作过程中，电台人员变换多次，而我一直是这样做的。我和电台工作人员密切配合，相互帮助，确实完成通讯各项任务。然而，也为此差点断送了我的性命。
9月份，谢尔的曼残匪在我军的不断打击下，又回窜阿勒泰地区。追击支队奉命与阿山分区部队协同作战，跟踪追至富蕴县境内的阿拉津沟。这是一条弯曲的大山涧，多是狭隘的盘山小道。停在山腰上往下看，是陡峭的深沟悬崖。部队行进中，电台的驮马突受惊吓跳起，失蹄滚下山崖。在场的人全都惊呆了，此刻怎么办？不能犹豫！我立即将身上的密码包和手枪，交给译电员小贾，叫他马上赶到前面去向团首长汇报。我立刻带领驭手、摇机员溜到沟底。驮马的腿摔伤了，驮架摔散了，发电机的外壳摔瘪了，手摇机柄摔断了，收报机电池箱里的干电池飞散在山坡上。大约过了三、四个小时，我们才整好驮子爬上山来。这时太阳已下山，两边山上的树林阴森森的。驮马腿跛行走艰难，我急的满身大汗。后卫连只给我们留下一个班守候，我十分担心，怕中土匪埋伏。就在这时突然枪声大作，一梭子子弹射来，将我身后的付排长、班长都打下了马。我的坐骑猛然向前一纵，狂奔起来，我仰躺在马背上怎么用劲也坐不起来，更别想勒住马了。不知跑了多少路，我的马被后卫连的同志拦住。孙连长告诉我，团首长在前面的山头上等我。杨团长听完我的汇报，十分气恼。我要求给带一个连，把电台的人都救回来。杨团长命令作战参谋立即带一个连去救援。我和九连的同志急奔原地，土匪被我们打跑了，电台的驮子没有损失，而我们的几位战友却长眠在那里。
在新疆剿匪战斗中，牺牲的先烈们，用他们的鲜血和生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巩固和新疆各族人民的安宁，建立了不朽功绩，在各族人民心中树立起一座丰碑，他们才是无声战场上的真正无名英雄。
杨兴国支队追剿谢尔的曼
木垒河之战，给予谢尔的曼匪帮沉重打击，众匪除投降被俘之外，大部份都以逃散。谢尔的曼只带领少数匪徒逃进北沙窝。我军十七师四十九团跟踪追击，不畏艰辛，挺进沙漠深处连续追击。谢尔的曼为了脱逃，丢弃携带的物资，潜入富蕴县库尔图草原。谢匪在这里策动哈拉哈斯、巴巴胡马尔等游牧部落反叛。在阿勒泰地区抢劫之后，偷偷越过北塔山，逃回哈密巴里坤草原隐匿越冬。
1952年2月，驻守哈密地区的十六师四十八团发现匪踪。随即出动两个营的兵力，挺进巴里坤，捣毁土匪老窝。谢匪遭受重创，南逃鄯善县境内。
1952年2月，奇台剿匪前线指挥部机要科，指定我和译电员贾振富再次携机动电台，配属到杨兴国支队，执行追剿土匪谢尔的曼的战斗任务。我们由奇台返回迪化，到军区机要处领取了七套密码。军区将我们支队，作为剿匪主力部队。配属在支队的电台，作为剿匪前线的中心台。我们的通讯联络对象，不仅上有军区、奇台前线剿匪指挥部，还有协同作战部队十七师四十九团、五军四十团、军骑兵团。同时还和堵击部队的战车团及镇西的四十八团联系。
杨兴国支队的组合，是由五十一团的两个营和十七师的运输连、救护队及我们电台人员临时组成。由五十一团团长杨兴国率领出征。我们支队在达坂城换乘战马，编成骑兵队列。从这里出发，沿天山南路向吐鲁番、鄯善方向搜索前进。大约出发第四天，在二塘沟与土匪相遇。战斗打响了两个多小时，土匪向天山方向退却，我部跟踪追击。谢匪狡猾没有上天山，而是由湾道折回，逃至我们背后的七泉湖。我部作战也由迎头截击，变为尾后追击。土匪凭着熟悉山路，在天山南麓的大沟森林里与我兜圈子。几天后，我们追到乌鲁布拉克与谢尔的曼匪帮打了一场歼灭战，缴获几十匹马和十几顶帐篷，没有见到土匪死尸（他们都把死尸抢回去带走）。经我部打击后，土匪逃向白杨沟。我部追至白杨沟，在山沟里抓了几个逃散的土匪。我们电告五军四十团，在达坂城堵击。谢匪未能北窜迪化，而折回逃向托克逊。军区根据我部的敌情报告，电令驻守库尔勒的六师派出部队扼守库米什、包尔图等交通要道，防止谢匪流窜南疆。我部从牧民那里得知，谢匪躲进了阿拉沟，部队立即向该地进行猛烈打击。此次战斗将大股土匪打散，又缴获一批物资和马匹。击毙敌十余人，俘虏三十多人。谢尔的曼去向不明。我支队奉命到托克逊休整待命。几天后，从地方抓获散匪的口供中，得知谢尔的曼正在南湖收拢散匪。南湖离托克逊县城只有二十多里路，我支队立即提枪跨马飞奔南湖。我们赶到那里时，土匪刚刚离去。谢匪逃窜的方向，按匪帮行走的踪迹路线，是吐鲁番县城。我们立即将此情报，上报军区和堵击部队。为防止土匪洗掠吐鲁番，我们立即组织了一支精锐的小部队，走水草地跟踪追击。大部队则绕过水草地，两路夹击，齐向吐鲁番进发。追击部队在头宫赶上敌人。一经交火，土匪立即撤退。我们两路部队在吐鲁番会合后，短暂休息。同时派出侦察员，寻找歼匪的战机。第三天，侦察员回来，报告谢尔的曼匪帮逃至红柳河。我支队立即出发，直奔红柳河。从这里开始，土匪失去对抗我军的能力。我们每次追上土匪，只要交火，匪徒立即逃窜。我们追至天山脚下，谢尔的曼匪帮逃上天山大坂。杨支队长命令我们，立即架起电台，将谢尔的曼匪帮流窜方向报告军区，同时报告奇台剿匪前线指挥部和四十九团堵击部队。奇台剿匪前线指挥部回电，命令我支队跟踪追上天山达坂，防止谢尔的曼匪帮回窜或沿山路流窜他处。
谢尔的曼匪帮翻过天山冰大坂，进入浮远县境内。四十九团已奉命在那里等候堵击。军骑兵团一个连和战车团一个连也赶来配合与四十九团组成包围圈。土匪窜到大泉子地方，受到我军激烈打击。匪群被切割打散，一大部分死伤，一小部分逃向北沙窝，谢尔的曼匪帮挟百余人折回，逃上天山北坡。
哈密驻军十六师遵照军区剿匪作战的部署，派出部队把守天山东出的各处隘口，堵死了土匪可能东窜的路径。谢尔的曼匪帮只能沿着北塔山逃向青河县、富蕴县。我们南路的追剿部队四十九团、五军四十团、军骑兵团与我们支队，共同在北塔山会师。我们几路大军一齐向北挺进，将谢尔的曼匪帮逼往阿山富蕴地区。阿山军分区组成北路的三个骑兵支队，由北向南进剿。由伊犁军区和二十五师二十六师派出堵击部队，则由西南向北进剿。逃匿在富蕴县萨尔布拉克山沟里的谢尔的曼匪帮，在我几路大军的夹击猛烈打击之下，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最后接受招抚，缴械投降。至此，新疆境内的大股土匪全部肃清。
综述50年至52年新疆剿匪作战中机要通讯的作用
从50年春至52年底，新疆前后发生过几起重大的叛乱事件。其中，叛匪暴乱危害突出的事件有：武装袭击骚扰新疆首府迪化市；武装攻打奇台、伊吾两县城；扼制关隘和窜扰公路，阻断交通干线运输；破坏地方乡镇政权，杀戮地方干部；袭击生产部队驻地；扰乱和抢劫北疆的广大牧区等。其目的是企图颠覆刚刚建立的人民政权，破坏新疆的和平建设。在这些叛匪中，为首的尧乐博斯和乌斯满，得到蒋介石的支持。他们这种倒行逆施，分裂叛变的罪恶行径，给新疆各族人民造成了严重的灾难。
为了安定边疆、平息叛乱，新疆军区遵照中央和西北军区的指示，做出了剿匪战斗部署。设立了奇台剿匪前线指挥机构，调集步兵、骑兵和装甲兵部队万余人，先后出兵征讨百余次。历时三年，终将尧乐博斯、乌斯满、乌拉孜拜、谢尔的曼等大股匪患扫平。解救出被匪裹胁的牧民三万余人，为牧区民众追回牛羊十余万头。驻疆人民解放军，各个出战部队，都在剿匪战斗中立下了显著战功，功不可没。
边疆地域辽阔，荒野闭塞。在这种地带出兵剿匪，不同于平原地区的兵团会战。剿匪战事初期，不了解地势，不了解气候，也不了解匪情。这些不利的客观条件，均为兵家常规作战所忌。新疆解放初期交通和电讯十分落后，没有一条正规的公路，许多县城还没有电讯业务。由于地广人稀，交通不便，信息闭塞，一些偏远的县镇成了孤岛。土匪流窜的区域广泛，东至哈密，西到阿勒泰，南至迪化，北到北塔山，纵横方圆20万平方公里。在这广袤的地区，别说土匪出没难寻，就是大部队到这里出征，亦如堕入烟海、困难重重。剿匪初期，曾派空军侦察，在空中看到的不是冒烟的森林，就是荒芜的戈壁。侦察结果毫无作用。而追击流寇所走过的路线，多是荒滩戈壁，沙漠和干沟，荒无人烟，没有道路。在这些地方，出征部队和前线指挥部联系，以及参战部队之间的联络，唯一靠电台沟通获取信息。因此，每一支出征的队伍，上至支队、下至连队，都需要配备电台，并要采取机要密码通讯，才能保证部队顺利完成任务。
回首战事失利，不论是部队受挫，或是孤军被困，都是因为没有必备的电台通讯。总结实战经验，上级指挥机关开始重视机要通讯的作用。每派部队出征，不论执行什么任务，均配备机要电台，大配一个支队，小配一个连队。在三年剿匪作战中，新疆军区司令部给作战部队配发电台十余部。南北疆驻军原配的电台，也担负了剿匪的机要通讯任务。军区机要处调派机要译电员，出征到前线的达三十多人。其中，有些同志连续出征多次。
程悦长师长，十分重视战地的机要通讯工作。在他出任奇台剿匪前线总指挥时，他指令十七师司令部的机要科和通讯部，全部由迪化搬到奇台，都在奇台剿匪前线指挥部办公。指挥部除掌握配属在各部队的每个机动电台外，还与南北疆担负防务工作的部队电台保持着联系。这样形成了以奇台剿匪前线指挥部电讯总台为中心的战地通讯网络。在剿匪中、后期作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于1949年1月由哈尔滨市团委选送去沈阳东北军区机要干部训练大队（第四期）学习。1949年12月 由东北军区调派至新疆兵团司令部。1950年1月由兵团司令部机要处分配到六军司令部机要科任译电员。1950年3月由新疆军区抽调参加军区司令部作战处派出的剿匪侦查队，担任侦查电台代台长。1950年8月至1952年年底，在奇台剿匪前线指挥部机要科担任机动电台译电员。两年多曾率领机动台配属十七师四十九团出征编队、六军骑兵团出征编队、军区战车团加强连、十七师五十一团出征编队、十七师杨兴国支队等参加剿匪战斗，担负剿匪作战通讯任务。
剿匪作战三年来，经历了无数次艰难险阻，克服了种种困难，身体健康受到巨大损失，特别是在追剿谢尔的曼残匪时，我从敌人的枪口下脱险不止一次了。我无怨无悔，它正是我生命中最有价值的时刻。部队在进行剿匪战斗总结时，九连给我评了二等功。
尾 声
在我军事压力和政策感召的双重作用下，谢尔的曼向人民政府投降，随之发生于五十年代初的大规模武装暴乱被肃清。这是驻疆人民解放军保卫边疆，安定边疆所取得的一个重大胜利。1952年10月，集结在阿勒泰地区参加剿匪的作战部队，都在同一时间里，接到了新疆军区发来的祝捷电报。电文说：“由于你们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战斗，连续三年的剿匪斗争，取得了彻底的胜利。你们平息了新疆境内的反革命武装叛乱，为新疆各族人民安居乐业、恢复生产建设，创造了和平环境。你们为人民的幸福作战，立下了历史功绩。军区党委向剿匪作战部队的全体官兵，表示热烈的祝贺！”这是胜利的捷报，也是党和人民的褒奖，更是班师凯旋的号角。我把手里的电报给部队首长看，公布出去，全军欢腾雀跃。
三年来，在剿匪作战的过程中，与我日夜为伴的，是工作任务的压力。它给我造成精神上的高度紧张和身体上的极度疲劳。我自1950年3月参加剿匪侦察队开始，到1952年9月剿匪战斗结束，我走过了新疆剿匪战役的全过程。由于连续数次出征，身体消耗极度虚弱，加之，经常饥饿无以补养，更加重了体能下降精力不支。我不辜负军人的使命，为完成工作任务就必须先同自己的疲劳状态作斗争。然而，这种自我牺牲，后果是更加重了身体的疲惫。在这种情况下，责任心驱使日夜鏖战。工作与环境的各方压力，造成精神紧张。这种精神紧张，精神上的压力，是从哪里来的呢？不外乎是这样，例如：收来的电报错码、漏码多，电报译不出来，完不成任务的压力使我紧张；部队已整装待发，我的电文尚没译完，带队首长前来催促，使我感到精神紧张；部队急行军时电台掉队，怕中敌人伏击，精神高度紧张；我们电台工作刚刚结束，大部队已开拔，怕掉队，心急紧张等等。我的这种紧张状态像似附身的魔症，日复一日，重叠覆加。如昨天的紧张状态刚过去了，今天的紧张状态又开始了，今天的紧张状态刚过去，明天的紧张状态又要来了。悬在我头顶上的这根弦，永远一直绷得紧紧的。
我走出帐篷，觉得一脚高，一脚低；眼前的山林旋转起来，顿时眼冒金星、腿软恶心，我昏迷了过去。
打这时起，我就坐下这神志昏迷的病根。到现在已经发作过好几次。其中，昏迷时间最长的一次，是昏睡了三十天。（断续的昏迷时间）也因为我有这个病，从此调出了机要部门。
原六军十七师机要科
译电员 李洪凡
2011年10月20日于石河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