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寿裳遗墨 

世上误解鲁迅者，往往以为其心胸偏狭，喜怒无常，似乎不可接近。自鲁迅逝世后，敬仰他的一些人，也多只强调其“横眉冷对”的一面，把先生塑造成近于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这其实均离鲁迅世界甚远，误读与曲解，延伸了无数年间，未曾间断。而反对他的人，为数也不少，我曾编过《被亵渎的鲁迅》一书，将攻击他的文章汇成一册，当代青年人如细读一遍，便可知理解先生之难。其实，鲁迅在日常生活中，随和的地方很多，系难得的真性情中人。周作人很了解其兄的这一个性，在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的时候，曾写过一篇《鲁迅的笑》，描绘了鲁迅对于友人和青少年和善的笑容。我觉得此文很是中肯，比鲁迅在世的最后十年间，他谈及长兄的所有文字均公允，是实在的表达。鲁迅的平易的一面，友善的一面，终于被揭示了出来。我想，写此篇文章时，周作人的心态，也多少有些自悔之情吧？当年也恰恰是他与亲哥哥结怨分手，误解之深，一时难拔。亲兄弟尚且如此，世人要真正进人鲁迅的真实世界，岂不更难？

但鲁迅一生中是交过许多挚友的。老年的、中年的、青年的均有；政坛的、学界的、文人圈的，可谓多矣。我翻阅先生的书信集，常常把目光落到许寿裳那里，便觉得两人，确乎情同手足，从留学日本开始，一直到生命结束，交往之多，之深，时间之长，都是值得回味的。如要了解鲁迅内心最真切的一面，看看他致许寿裳的信，便可略知一二了。

许寿裳(1883-1948.2.18)，字季茀，号上遂，绍兴赵家坂人，现代传记作家、学者

许寿裳生于1883年，绍兴人，字季黻，也作季茀、季市，号上遂。他与鲁迅相识，是1902年。那时两人同在东京的弘文学院，鲁迅为江南班，许寿裳在浙江班。因为是同乡，年岁相仿，且性情相投，两人日常便交往甚多，遂成挚友。我们现在欲了解鲁迅的早期留学生活，许寿裳后来留下的几本回忆录，是最权威的资料。周作人对此，也持肯定态度。因为那些叙述，填补了鲁迅生平史料的一些空白。

许寿裳引起鲁迅的好感，是为人的忠厚，他性情温和，老诚，办事认真。许寿裳则觉得鲁迅个性很强，善解人意。更主要的，是有智慧过人。在远离祖国的日子里，他们曾相依为命，甚至同住一起，鲁迅个性中的深刻的一面，许寿裳较为理解。所以此后各个时期，两人均交往频繁，虽时常各居一地，不在一起，但彼此的帮助是很大的。

许寿裳眼里的鲁迅，平凡中见出高大，心底是敬佩再三的。1903年，鲁迅把《自题小像》赠与他，此诗不只流露出对祖国的感怀心情，亦多少有共勉的因素。那时两个人常跑各种书店，学外文，听讲演，同去跟章太炎学习，彼此心境，颇为熟悉。鲁迅读书有所得时，最愿和寿裳交谈，其中很重要的思想，最先得到感应的，便是这位同乡。所以，如果不是许寿裳后来记录了那段生活，鲁迅早年思想研究，不知要留下多少空白。许多年来，研究者疏理鲁迅遗产，便不得不引证许寿裳的诸多资料，这些都是可信的真言。看许寿裳遗文，可感到鲁迅当年的音容笑貌，其情其态，自然跃出，为弥足珍贵的文字。那文字不是盲从的吹捧，没有伪饰的东西，日常生活中的鲁迅，被许寿裳还原了许多，读之，如暖风吹来，有深切的快意，不了解鲁迅的人，是难以写出的。

鲁迅与许寿裳的友谊，固然有同乡之情，但同道的因素，恐怕最大吧。他去仙台学医，后弃医从文，内心的苦衷都是讲给许寿裳的。1903年，许寿裳编《浙江潮》杂志，最先想到的撰稿人，便是鲁迅，而鲁迅最早编译的文章，如《斯巴达之魂》《哀尘》，就发表于该刊之中。后许寿裳归国，鲁迅的工作，亦为这位老乡所荐。鲁迅去教育部工作，也得力于许寿裳之推举。他们在教育部期间，友情很深。“三·一八”惨案爆发，两人又同被列于被通缉的黑名单。1933年，杨杏佛被暗杀，鲁迅生命亦处危险之中。但先生却置生死于不顾，亲赴杨杏佛告别仪式，与他并肩而行的，也是许寿裳。所以，后来许寿裳关于鲁迅创作的分析文字，虽非学术性的，但探源索引，究其原委，都可见出鲁迅的某些原态。例如，分析《阿Q正传》，他便看出国民性的问题，这主题，早在多年前，鲁迅与他交谈中就呈现过。《狂人日记》问世时，用的不是作者本名，可其中流出的倾向和文采，许寿裳便颇觉亲近，疑为鲁迅所作，去信问之，果然应验。因为与鲁迅太熟，性情与爱好相近，所以友谊持续之长，都非他人可比。

有一件事，颇可见其情谊之深。鲁迅去上海后，以写作为生，无其他收人来源。许寿裳怕鲁迅生活拮据，以南京大学院秘书长身份，向蔡元培推荐鲁迅为该院特约撰述员，每月三百元的酬金。这只是他们众多交往的一事，其情谊之深，亦非后来周作人所能及的。

许寿裳是爱鲁迅的。他曾与周氏兄弟同住于一起，但对周作人，却情感平平。从心里讲，周二先生，学识之大，许寿裳是清楚的，也有佩服的地方。可自从鲁迅与二弟决裂后，许寿裳与周作人便渐渐疏远，而站在了鲁迅一边。在许氏看来，周作人在处理日常事时，不勉糊涂，不及其兄清醒。鲁迅的可爱，在于律己，又时时为他人着想，有慈悲之心。这是大境界，俗人要学，难乎其难。鲁迅是有个性的，与许寿裳在一起，也有过争论，发一点脾气，恐亦难免。但因为是为真理的辨析，毫无私见，所以不久便言归于好。许寿裳后来说，鲁迅确有多疑、多怒的一面，但是不为个人利益计，这是他伟大之处。知其不可而为之，别人不能做到，而鲁迅却执著地去做，愈可显示出他高洁的品性。所以，他们回国之后，许寿裳一直追随鲁迅，以鲁迅的是非为是非，且甘愿为这位兄长服务。鲁迅喜则喜，鲁迅忧则忧，拳拳之情，互渗互感，后人看到，无不为其感叹不已。

鲁迅对友人何尝不是如此？1926年，他去厦门任教，便想起在北京遭窘境的许寿裳，多次向校方推荐，无果，后去广州中山大学教书，也力荐许寿裳去中大，终于成功。他每每有新书问世，不忘赠许氏一册，几十年来，从未间断。许寿裳丧妻，得子，子女上学、婚嫁、生病诸事，鲁迅过问甚多，这些差不多可以从先生的书信中得知一二。许寿裳后来回忆此事，感慨良多，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所述甚详，读此文字，鲁迅亲情的一面，善意的一面，便一目了然。类似此事，不独对许寿裳一人，和鲁迅有过交往的人，许多都留下了类似的印象。鲁夫子的“俯首甘为孺子牛”，确不是只说在嘴上的。

许寿裳著《亡友鲁迅印象记》，峨眉出版社，1947年初版

鲁迅死后，许寿裳念念不忘宣传鲁迅，我以为他写下的文章，是众多怀念文中，情感最深的。《亡友鲁迅印象记》《我所认识的鲁迅》两书，虽只薄薄的小册子，而份量，比后来问世的许多大部头的著作，要沉重得多。许寿裳是学者，教育家，一生大半时光，在学校中度过。所以写起文章，学人风骨满溢其间。他是国学根抵较好的人，对章太炎的学识，掌握得较深，并著有《章炳麟传》等。写鲁迅的回忆录，也采用传统治学方式，史德与史实相映于文中，很朴实，也很忠厚，这样的追忆文章，在现代史上，殊为特例。他大约是第一个为鲁迅写年谱的人，凡例简洁，内容翔实，很懂得详略之序，是研究鲁迅最早的人门书。他疏理鲁迅思想，把生平史料与作品分析，治学传统与人生情趣，联系起来。所谈均有所本，不空灵，不浮华，像他的人一样，从无欺于世。他写鲁迅看佛经的故事，与屈原的联系，笔致劲健，思绪深沉，三言两语中，思想的要义便清晰印出。后人写鲁迅，多哲思，带诗意，把鲁迅视为神秘人物。而他则以无华之笔，道先生平凡而伟大的一生，以亲历性取胜，没有先入为主的理念，亦不受社会思潮干扰。许寿裳笔下的鲁迅，是不带集团色彩的。他不像一些“左”倾文人那样凭主观而漫天想象，把不切实的桂冠扣在鲁迅头上，也不像右翼作家，功利性地审视别人。许寿裳以平常之心，记平常之事，那是一颗真诚的心对一位巨人的感受。那里有快慰、有悲苦，亦有感伤。历史的诸多风雨，在他那儿变成了永恒。

读他的文章，也感到对鲁迅深刻思想无法清晰把握的无力感，所以他老老实实，不演绎概念，不炫耀己身，人们喜爱他的回忆录，也是他人格高洁之故。所以，许广平在评价他的书稿时说：“回忆是不轻的沉痛。幸而许先生能在沉痛中淘净出一些真材实料，为我辈后生小子所不知不见，值得珍贵，而也给热心研究这一时代一个文化巨人的一点真相。就是吉光片羽罢，也弥足珍视的了。除了许先生，我们还能找到第二个人肯如此写出吗？这不但是我私人的感幸。”

许寿裳

鲁迅最初的译文，是因许寿裳之催而写就的，他最后一篇文章《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也系许寿裳《纪念先师章太炎先生》一文引发而创作的。鲁迅看了许寿裳的文章，便致信给这位老友，提出不同看法。句中云：“见兄所为文，甚以为佳，所未敢苟同者，惟在欲从佛法救中国耳。”这语气很中肯，也鲜明，鲁迅不赞成朋友对章太炎的一些意见，认为太炎先生的功绩在革命的一方面，而不是其学术上的东西。这是先生真实的思想，对自己的老友，不掩饰，直率地谈出，可见其耿直磊落之气。鲁迅的绝笔，系于章太炎、许寿裳师生的身上，或许是历史的巧合，但与挚友的缘份，是蕴于其中的。

许寿裳感怀于鲁迅的这一人间情怀，每每思之，便怆然泪下。他在晚年，于繁重的教学之余，为鲁迅研究做了大量工作，其成就，昭然于世，几册著作，已成人间经典，在鲁迅的光芒下，也闪着他的不朽。因终生追随伟人而变得伟大者，许寿裳之谓也。这样的亲如手足的友谊，比“桃源结义”，要更深远得多吧?

晚年的许寿裳，因为精神上的鲁迅基调，职业受损，多次更换自己的单位。后来去台湾，因为宣传鲁迅而影响了自己的工作。这个置身于文坛之外的学人，越来越感受到鲁迅的价值，因为自己经历的一切，都在渐渐证明鲁迅的预言的准确性。

1948年2月18日，许寿裳在台北寓所被人杀害。有云系国民党特务所为，亦传闻是盗贼的阴谋。确切说法，至今不明。李何林先生与许寿裳是好友，据他的判断，许先生遭难，可能与传播鲁迅思想有关。在《提供许寿裳先生1948年在台湾被害是政治性暗杀的种种事实》一文中，李何林先生写道：

许先生于1946年6月抵台，不久即开始在台北市出版一个比较开明的杂志《台湾文化》上发表关于鲁迅先生的文章，前后大约有七八篇，后来印成一本书叫《鲁迅的生活和思想》。但这中间立刻惹来了党军两方面文武特务的谩骂，以警备司令部参谋长柯远芬为发行人的《正气》月刊上面，首先发表了曾今可化名的文章（曾今可已经不只是像鲁迅先生所说的无耻文人，在台湾还是一个文化特务），说鲁迅这个人怎样坏，怎样坏，至多不过写了一点小说，会骂骂人而已，有什么了不起！你许寿裳不应该因为和他有私交，就乱捧一阵，那害处是很大的，云云……

这些文章徐先生的都看见了，他一概置之不理，他向我说：“我既不答复，也不辩解，别人自然看得出他们的下流和无耻！我若理他们，反而抬高了他们的价值”。但许先生并非不曾回答，他的回答是：加紧完成了《亡友鲁迅印象记》一书，于1947年底在上海出版了。那后几段讲到鲁迅先生在后半生在上海十年间斗争的情形，取材是如何大胆，写得是如何嫉恶如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