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遗产保护是否也该走出去?
世界近现代的历史经验表明，一个国家的崛起和一个民族的振兴除了强势的经济和军事外，必然也伴随着文化的强盛，而对境外文化遗产资源的关注和介入，则是文化强盛的具体表现之一。在当前“一带一路”构想的背景下，中国理应介入以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为重点的境外文化遗产资源保护，这是中国文化和学术走向国际化的重要举措。
关注境外文化遗产是国家实力的体现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清末至北洋政府时期，政局混乱，国势衰微，根本无暇顾及文化遗产资源的管理，大批西方探险家和学者趁虚而入，在中国境内开展了大规模的考察活动，有些是较为严肃的学术考察，有的则是肆无忌惮的破坏和劫掠，其中影响较大的包括：英国斯坦因、法国伯希和、德国格伦威德尔、俄国奥登堡、日本橘瑞超等在西北和华北的活动，他们将大量中国文物运送出境，造成了中国文化遗产的严重流失，也给我们今天的学术研究造成了诸多不便。当时著名学者陈寅恪针对这些西方人的活动，发出了“吾国学术之伤心史”的慨叹，当然这些不仅是对我国学术的损害，更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伤害。从另一方面看，大量中国文物流失到欧美之后，不但大大丰富了西方各大博物馆的藏品，而且极大地促进了西方国家的学术研究，赖此珍贵资料出现了西方的“中国学”研究热潮，诞生了一批迄今仍具相当影响力的中国学或东方学学者。
外国人对中国文化遗产的介入，一直延续到二战时期（如日本人在华北调查了包括云冈石窟在内的大量佛教石窟和古建遗存）。真正对文化遗产资源进行有效管理和系统研究，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尤其是近二三十年来，中国文化遗产资源的发掘、研究、保护和利用均取得了飞速的发展。
过去的历史表明，文化遗产保护与国家实力密切相关，只有当国势稳定时，才有可能有效地保护境内的文化遗产；而当经济繁荣时，则不仅要保护境内的文化遗产，还应放眼世界，关注全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主动介入境外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研究，这是一项长期的、可持续发展的文化策略。
李梅田：搜狐自媒体专栏作者，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教授。
